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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祖籍宋国栗邑。 当1864年曾国藩们攻下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后，世人都惊叹晚清的那帮读书人创造了奇迹，让一个将死的鱼烂政权又获得了一丝生的气息。其实，中国历史上的读书人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剑，而且也一直不放弃以剑报效国家。 被中国人尊称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的孔子，我见过他的一尊塑像长袖大衫，相貌蔼然，而又身佩长剑。孔子思想的核心是“礼”与“仁”，但，孔子一生也十分崇尚、倡导“礼、乐、射、御、书、数”六艺——这也是当时立身处世的技艺啊，其中“射”就是指射箭技术。你想在割据混乱的春秋时代，像孔子师徒那样到处游学行说，没有两下子也是难以成行的。所以说，孔子会点武艺，也不是不能理解的。佩长剑的孔子很有范儿！ 春秋转向战国，社会剧烈变革，出现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这就是“士”。他们来自社会各个方面，地位虽然不高，但很多是有学问有才能的读书之人，天文、历算、地理，各怀其才，更还有政治、军事方面的杰出人才，代表人物孟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被后世称之为“先秦诸子”。此外，还有商鞅、申不害、苏秦、张仪等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他们各为其主出谋划策，纵横捭阖，折冲樽俎，一时之间人才璀璨，那群身兼文武的书生堪成当时局面的“活国手”。没有他们，战国就不是历史上的战国了。 古代书生可学习的范围很广，只要能用于当世、治国安邦，读书人都可以学啊，这一学就是士人啦。法、墨、儒、兵、纵横、道。百家争鸣，家家都出人才。春秋时“士”的社会职业多样化，或为武士，或作卿大夫的邑宰、家臣之类，或者在天子、诸侯的宫廷和执政机构中担任职事官。可见，当时的“士人”是可为文臣，也可以成为武士，才兼文武，就业范围很广，因时而定，因事而定，基本不会失业。
秦末的项羽“少，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史记·项羽本纪》）——就是说，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士人是要书剑兼学的，并且，项羽先生也是读过书的，并非“不读书”。项羽选择了“学万人敌”的取霸之途，但他的骨子里还是有些读书人的气概：你不见他临死之前尚且弄了首柔肠寸断的《垓下歌》？还有乌江自刎？——典型的书生意气！ 到了三国，那些驰骋疆场的将相很少不是读书人。曹操、孙权、诸葛亮、周瑜、诸葛瑾、曹植、曹丕、司马懿等等，读书、打仗两不误，照如今流行说法，都可美其名曰“儒将”。杀来杀去，大指挥员都是有文化的主。曹操一边打仗，一边还写诗写兵书。及至魏晋，两个读书人十分了得：钟会书法精湛，作战神勇。卫瓘为人正派，学识渊深，智谋迭出，不战而屈人之兵，深得晋武帝赞赏。其时的文臣与武将是没有决然分界的，后来的王谢两大家族，就既是读书官宦世家，也是捍卫边疆带兵打仗的主将。唐朝李白诗的字里行间，侠义沛然剑气拂拂。此外，唐朝还有些诗人群体有“边塞诗人”称谓，他们的志向意趣，就愈加昭彰了。譬如李益就是个典型的边塞诗人，他在《从军诗序》中说：“吾自兵间，故为文多军旅之思。”可见，古代的书生在军旅建功立业也是常事。 宋朝的范仲淹、辛弃疾、文天祥，既是有名的文人，也都带兵打仗，尤其是范仲淹的仗打得好，打的西夏叛军心惊胆寒，不敢侵犯边境，称他为“小范老子”。他们都道“小范老子胸里有几万甲兵哩”，范公的学问更是渊博刻实，有《范文正公集》传世，并为历代所看重。 明末史可法，出自书生，江山社稷危急存亡之时，一介文臣竟然也担当起了抵御满清虎狼之师的重任。 宋末文天祥，明季史可法，不同的朝代，一样的遭遇，国家罹难，前程莫测，而书生却毅然走上了战争前沿。——这也许就是儒家对“士为知己者死”的最好诠释。于是，当曾国藩带领一众读书人在战场上锲而不舍、屡败屡战、浴血拼杀奇迹般地获得辉煌战果时，稍读中国历史，其实，这也就不足为怪。 ——知其不可而为之。如此形容传统意义上的书生士人，不乏对侠义的敬佩。其实，某种意义上说，古代书生也是一种侠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鼓吹“仁义礼智信”，既有剑气的孤寒，也有不屈的韧拔与担当。一时龙泉当空舞，七尺衣冠济国需。真正的书生，理当如此！
原标题：书生剑气 *作者：李晓巧，鱼羊秘史原创专栏作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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