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生态工程缘何生命长青

乔略

古代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农业种植，因此，世界上大多数古代文明也就缘水而起。除了部分军事要塞和城堡，大部分城市都沿河而兴，依水而建、以水为邻。因此，在我国古代，无论是大型水利工程，还是都城之内的排水系统，不仅帮助人们趋利避害，还发挥了巨大的生态效益，凝聚了古人的智慧。

都江堰

都江堰——一江水，从桀骜不驯到灌溉万亩良田

岷江，是由来自四川中北部崇山峻岭连绵不绝的降水集聚、冲刷而形成的一条桀骜不驯的河流，沿途高山峡谷，水流湍急，到成都大平原时，水势变缓，水中混杂的大量泥沙沉积于此，因而时常洪水泛滥，淹没大片田野，老百姓的身家性命也时常受威胁。

公元前250年左右，李冰带着他的儿子二郎来到成都上任时，适逢成都大平原遭遇岷江洪水之灾，“江水初荡潏，蜀人几位鱼”。根据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的《李冰和都江堰》一书，李冰为了弄清实际情况，同儿子邀请老农“一起到岷江沿岸进行视察，对这一带的地形和岷江的水性做了一次详细的访问和察看”。随后，他制定了详细的治水方案，并组织和领导农民在玉垒山凿洞、辟山。但玉垒山岩石坚硬，工程进展缓慢。他们发现利用岩石热胀冷缩原理，用枯枝、干草先把岩石烧热，然后再用冷水浇裂，能加快凿岩进度，随后推而广之，果然很快凿通了玉垒山。从玉垒山上虎头岩到山下，形成了一条宽二十米的人工水道，称之为宝瓶口。

具体到鱼嘴、飞沙堰、宝瓶口等组成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关键部分，则各有用途，它们联合解决了江水自动分流、自动排沙、控制进水流量等问题。飞沙堰是确保成都平原不受水灾的关键要害，当内江的水量超过宝瓶口流量上限时，多余的水便从飞沙堰自行溢出；如遇特大洪水等非常情况，它还会自行溃堤，让大量江水回归岷江正流；另一作用是“飞沙”，岷江从万山丛中急驰而来，挟着大量泥沙石块，如果让它们顺内江而下，就会淤塞宝瓶口和灌区。宝瓶口则起“节制闸”作用，能自动控制内江进水量，是人工凿成控制内江进水的咽喉。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说，都江堰修成后，蜀人“旱则资以为溉，雨则不遏其流。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沃野千里，世号陆海，谓之天府”。后来人们称四川为“天府之国”；民谚“四川熟，天下足”，皆与都江堰有关。更重要的是，这个水利工程历经二千二百多年，至今仍然在发挥巨大的灌溉效益。

灵渠

灵渠——一柄拓疆利剑，打开岭南之窗

俗话说，“北有长城，南有灵渠”。灵渠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运河之一，又名湘桂运河、陡河、兴安运河。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境内。灵渠全长37公里，建成于秦始皇33年（公元前214年），有着“世界古代水利建筑明珠”的美誉。这项工程沟通了湘江和漓江，是两千余年来岭南（今广东、广西）与中原地区的主要交通线路。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北方六国之后，又于公元前211年对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地区的百越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征服活动。秦军在战场上节节胜利，惟独在两广地区苦战三年，毫无建树，原来是因为广西的地形地貌导致运输补给供应不上。所以改善和保证交通补给成了这场战争的成败关键。

于是，秦始皇运筹帷幄，命令监御史禄劈山凿渠。禄通过精确计算终于在兴安开凿了灵渠，把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连接了起来，把援兵和补给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推动了战事的发展，最终把岭南的广大地区正式划入了中原王朝的版图，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灵渠在渠首处用拦河坝壅高湘江水位，将其一股（今称南渠）通过穿越分水岭的人工渠道引入漓江上源支流，并对天然河道进行扩挖和整治后，入漓江；将另一股（今称北渠）另开新渠屈曲于湘江右岸再入湘江。用拦河大小天平、用条石砌的溢流坝、铧嘴(导水分水堤)、湘江故道和泄水天平，综合实现了分水、引水和泄洪等项功能。

灵渠仅用几十公里只有几米宽的渠道就代替了几百甚至上千公里的道路，避免了“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及对植被的破坏和土地占用，同时它以三七分水的形式实现了对湘江原河道的生态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灵渠全面整修，基本保留了传统工程面貌，使其成为灌溉、城市供水和风景游览综合利用的水利工程，但已无通航效益。

故宫

故宫排水系统——一座宫殿，无论疾风骤雨，均能安然处之

紫禁城有明暗两套排水系统。明排水是通过各种排水口、吐水嘴排到周边河中，暗排是通过地下排水道将水排到河里，而这条河就是内外金水河。

内金水河是紫禁城的内河。在紫禁城西北角楼偏东的南河帮上，有一个石砌的洞，便是内金水河流入宫内的进水口，那里设有控水闸，可以控制水位高低，遇汛则可以关闭。在兴建施工时，它是建筑用水的来源，平时也作为城内井水之外消防用水的来源。紫禁城内有大小90多个院落，通过本院的排水沟道，利用北高南低的地势就近排入地下暗沟，最后都汇流于内金水河，再至东华门南隅的水闸流出，与外金水河汇合。

以故宫前三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为例，前三殿建在8.13米高的三层台基上，台基四周栏杆的底部，有排放雨水的孔洞；每根望柱下还有一个雕琢精美的石龙头，名曰“螭首”，其口内为凿通的圆孔，也是辅助排水的孔道。每逢雨天，雨水从1142个排水孔喷出，呈现“千龙喷水”景观，逐层下落，流到院内，使得台面无积水。台基四周设有石槽排水沟。

因为殿宇楼阁、假山亭台、鱼池花木的存在，御花园成了故宫排水最复杂的地方。设计者先以御路将御花园分为东西两个排水渠，其间再细分若干小排水渠，以每个小区域的最低点作为暗沟的入水口。暗沟相互连通，再与园外干沟贯通，形成地下排水网络。

在故宫北城墙内、红宫墙外，即东西联房前，还有一条东西向的大干沟，深约1.5米，宽约六七十厘米。上盖长方形石板，每隔20多块石板就有4块石板，两边凿出四个豁口，对在一起则是16个小洞，以便雨水漏入。沟西端与城隍庙内的金水河相通，雨水则泄入该处。东端则沿宫墙向南延伸，成为南北纵向干沟，雨水流入清史馆的金水河段。除此之外，3条南北纵横直接进入内金水河的沟渠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据《元史》记载，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七月己未，“雨坏都城，发兵二万人筑之”，57年后的至正八年五月，“京师大霖雨，京城崩圯”。但在明朝英宗时期，虽九门城垣塌决，但是紫禁城显然比元大都岿然淡定，没有出现“雨坏”局面。万历年间的20天连续大雨虽使长安街出现积水，但故宫没有大面积积水情况发生。

这套完备的排水系统与紫禁城外护城河、后海、外金水河等三道防线一起，几百年来，护佑着这座大宫殿在大雨来临时不受积水浸渍之苦，而今，它与宫殿中的文物一起，也成为珍贵的民族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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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还有哪些生态工程？

古代有过很多生态工程，但留存至今的并不多。

大禹治水疏通九河保护了黄河流域生态，使之不受洪涝灾害的侵扰，可说是中国最早的生态水利工程，还有不少是为改善城市水环境而修建的工程，例如杭州的西湖，北京的昆明湖、中南海、什刹海、北海，济南的大明湖等，也是古代生态工程。

■郑国渠：最早在关中建设的大型水利工程，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条灌溉渠道，与灵渠和都江堰并称为“秦代三大水利工程”。

郑国渠位于今陕西省泾阳县西北25公里的泾河北岸，在战国末年由秦国穿凿，公元前246年由韩国水工郑国主持兴建。

郑国渠工程充分利用西北微高、东南略低的地形，在谷作石堰坝，抬高水位，西引泾水东注洛水。

在关中平原北部，泾、洛、渭之间构成密如蛛网的灌溉系统，使干旱缺雨的关中平原得到灌溉，灌溉面积据称有4万顷。

■京杭大运河：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最古老的运河之一。

京杭大运河北起北京（涿沧州郡)，南到杭州（余杭），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约1794公里，开凿到现在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

它是我国仅次于长江的第二条“黄金水道”，是世界上开凿最早、最长的一条人工河道；为历代漕运要道，对南北经济和文化交流曾起到重大作用；是南水北调的输水通道。

■西湖：中国内陆首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和中国十大风景名胜之一，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西湖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西面，从秦汉时期起，经过历代建设而日臻完美。

西湖是一个长期的生态工程，在不同时期起到不同的作用。

例如，在唐朝，为了解决饮用淡水的问题，时任杭州刺史李泌创造性地采用引水入城的方法，在人口稠密的钱塘门、涌金门一带开凿六井，采用“开阴窦”（即埋设瓦管、竹筒）的方法，将西湖的淡水引入城内；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期间，兴修水利，拓建石涵，疏浚西湖，修筑堤坝水闸，增加湖水容量，解决了钱塘（杭州）至盐官（海宁）间农田的灌溉问题。（中国气象报记者崔国辉）

从畏天到万物圆融 古代生态工程将美写“活”

从“畏天”到“敬天”，从“顺应天命”再到“天人合一”，古人的生态思想不断深化；从祭天建筑到看天筑房，再到考量生态环境的建筑选址，古代生态工程也逐渐融入自然。

文明初启，人们往往对自然现象感到迷茫与敬畏。商朝人认为，“天”是呼风唤雨、决定人命的至上神。由“畏天”思想而建的祭祀建筑，更是以规模宏大而著称。

到了周代，周人对“天”的认识趋于理性，认为“敬天”的要求在“顺应天命”。如《诗经·大雅·文王》中推崇文王之德，说其建立的周朝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意为周王朝虽是古邦国，但承天命建立新王朝，完全是遵照上天的旨意。

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周人提出“顺应自然”的思想，王国营建和土地开发也更加趋于理性。《诗经·庸风·定之方中》有这样的记载：“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树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升彼虚矣，以望楚矣。望楚与堂，景山与京。降观于桑。卜云其吉，终焉允臧。”意思是说，当营室星位于天空中心时，在楚丘建筑宫室。度量好日影、测量好方向，楚丘开工造房。栽种榛树、栗树、梓漆与椅桐，待其成材伐作琴瑟用。登上漕邑废墟，眺望楚丘与堂邑，测量周围的山陵与高冈。走下田地看农桑情况。如果占卜是吉兆，所建城池必然能够健康发展。

天象、方位、植被、地势、土壤、卜辞，综合考查与评价城市形成的各种因素再建城，正是当时人们对于改造所处环境的“大局观”，这种城市选址与建设手法对后世风水学说产生巨大的影响，也暗合我们今日“宏观把握、综合分析”的城市规划手法。

而后，“天人合一”思想逐渐形成。中国人开始从“天、地、人”的角度观察世界，强调“天”能主宰一切，“人”能感通天地，万物可以圆融“合”为一体，他们之间并非对立的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更是和谐的。《诗经》中所描写的施政者在营建国都、园林的时候，首先保护先人所留，如树木等，而后顺应天命，根据实际的环境承载力开发国土；而园林建成后，更强调了与民同乐的思想。这种管理制度可以说是“天人合一”的表现。

可以看出，古人对于生态环境的审美在于自然生命力而不是人工创造性。正如俞孔坚曾将景观设计学的起源总结为“生存的艺术”一样，古人在进行生态工程建设的过程中，满怀着对于自然的尊崇与对生命的渴望，他们所追求的生态工程不仅仅要“美”，更要“活着”，而且是“生机勃勃的”。（中国气象报记者牛彦元）

短评：用道法自然的古老传统解决现实问题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中国古代生态工程的特点，那就是“道法自然”。这一传统哲学思想体现了对自然的尊重，反映到生态工程中，则表现为顺应自然规律，借助自然的力量进行规划建设，在建设过程中省工省力，在建成后对环境破坏最小化，让人类的造物和谐地融入大自然之中。

但是，对比古时，现代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道法自然”的古老传统还能解决现实问题吗？至少在生态工程建设方面，答案依然是肯定的。

以城市建设为例，我国古代城市建设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即保存一套完整的水系。古代城市建设将护城河、湖泊、池塘等有机融合，形成一套既能为城市提供日常用水，又能融入自然水系的循环系统。遇到降雨，城市不会积水，能够迅速就近排放到水体中。而如今许多城市之所以出现严重的内涝问题，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城市规划不合理。回归顺应自然规律的理念，重新规划设计，才是这一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

当然，在一些人口、建筑密集的城市，由于地下管道、地铁等“地下世界”已经叠床架屋般建设了很久，想要开挖沟渠、构建水系几乎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面临的困难固然增多了，但现代人掌握的科技力量也今非昔比。如今的人们理应能够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治理城市“沉疴”，以一种更理性的态度拥抱自然。当今热门的“海绵城市”建设理念， 就是现代化的“道法自然”新方式。即便在难于治理的大城市，也可以尽量做到贴近自然，如逐步为每一幢城市建筑增设雨水收集系统，将城市中的草坪等绿地改建为下沉式，可以临时蓄洪。

将目光拓展到更广阔的领域，在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主旋律的今天，相比古代工程多局限于水利与城市建设，当代生态工程其实有着更广阔的舞台：构建自然保护区、开展流域综合治理、整治空气污染、养护森林草原，乃至国家和全世界层面的节能减排。在这些领域，“道法自然”的古训仍可以为人们带来有益的启示。（中国气象报记者刘钊）

（来源：《中国气象报》2016年4月22日五版 责任编辑：张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