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旺旧乡，巨儒故里

天旺旧乡，巨儒故里

 

郑子尹被称为西南巨儒，在云贵川是一座文化的高标，在全国的影响也如日之升。我们生活的区域被行政区划割得七零八落，每个区域都在争夺资源，现在打文化牌，文化人是各地争夺的主要对象。比如说老子，河南人说是河南的；安徽人说是安徽的。文化巨搫郑子尹是什么地方的人呢？

一般人都认为他是新舟沙滩人，有不少人说他是鸭溪人，研究得深的人说他是天旺里人。郑子尹生活的年代，遵义的行政区划有东西南北四乡，新舟沙滩属于东乡乐安里；鸭溪属于西乡天旺里。天旺里其辖地是现在的鸭溪镇、石板镇、乐山镇的全部，以及枫香镇、南白镇、三合镇、乌江镇、泮水镇、马蹄镇等的部分。现在鸭溪镇人说郑子尹是鸭溪人，石板人说郑子尹是石板人，乐山人说郑子尹是乐山人，都有一定的道理。平播以后，鸭溪、石板、乐山这三个地方属于天旺里，其核心地带在今天石板镇的天旺村一带。天旺里是遵义的一个重要的地理名词，石永言先生认为是遵义历史上的四个文化发达地区。在宋明时期，遵义与水西有一条重要的交通线，天旺处于交通线的关键点上，这里位置居中、坝子宽敞、土地肥沃、经济文化相对发达。这条交通线从乐理开始，经过吐鱼水、红台、天旺、乐意、柑子树、偏岩河的大渡口，进入水西金沙的源村。在郑子尹时天旺里还是一个大的整体，现在才把它分开，郑子尹的出生地属于了鸭溪，但是翻过他家的后山就是石板镇，他家当门的那一条有着水帘岩的小河，又是从不远处的乐山的浒洋水库流来的。清末民初，鸭溪镇由于盐运业渐渐发展起来，天旺里的中心逐渐转移到了这里。我生长的上世纪六十、七十年代，天旺、石板、乐山等都是鸭溪区的一个公社。我常常还说我是鸭溪人，因为我出生、出来的时候行政区划是鸭溪。我与郑子尹同一个先祖，祖居是荷莲庄，出生在池坪，有许多祖茔在茅坝沐恩寺附近。小时候经常去走访在鸭溪街上、荷莲庄的郑氏亲戚、家族，祖祖、姑婆、公公、叔叔等对我都非常关爱，一玩就是很多时间，要等家人来接我才回家。现在鸭溪和石板在行政区划上还难以一刀了断，有人说石板的地界到了鸭溪场口的小平桥，石板人“方便”要到鸭溪的厕所，鸭溪人担粪要走过石板的土地。历史就是这样，天旺的区域里有过鸭溪，鸭溪的区域里有过石板，现在鸭溪石板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现在的天旺、鸭溪分得零零碎碎，但是在我的心中还是整体连着的，这让我想起文雅一点的说法藕断丝连，想起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口头语。

但是东乡、西乡相距那么远，一百多里，那个时代步行要走两天，一东一西，郑子尹的出生地怎样和它们联系上了呢？准确地说，他是由郑子尹的母亲联系在一起的。那个时代讲究门当户对，郑氏、黎氏都是在遵义有影响名门望族，千里姻缘一线牵，两家就这样成了亲戚。14岁以前，郑子尹主要生活在天旺里，14岁一直到59岁去世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乐安里，这两个地方对郑子尹一生都有重要的影响。但是现在有一种说法，郑子尹的成长主要是沙滩黎氏文化的浸染。我们不能否认黎氏文化对郑子尹的发展起着巨大的助力，郑子尹母亲是黎氏的血脉，他有一半的基因是黎氏的。而且他的母亲带着他的一家回到沙滩，也是冲破了世俗偏见的。本地风俗嫁出去的女孩子是忌讳回到后家的，这叫做“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米汤。”有人认为郑子尹一家到沙滩是因为“时天旺旧居里氛恶”，文友袁志著文对之做了批驳，认为岂可凭一小小村落有几个浪子闲汉而否定整个天旺里民风呢？一如我今日之鸭溪，个别违法者扰乱治安固然有之，然绝不可能由此而否定鸭溪之整体和谐。也有人认为郑子尹一家穷得在鸭溪混不下去了，而去依附有钱有势的黎家，我认为这是无稽之谈。我认为他一家去沙滩最深刻的原因是看重那里的人文环境，看重他那个见多识广的舅舅，看重他舅舅丰富的藏书。

因为他外公黎安理、舅舅黎恂等的栽培，郑子尹获得了丰沛的雨露阳光，终于成长为参天大树。但是，从辩证的历史的观点来看，这些只是郑子尹成长的外因，郑子尹之所以成为郑子尹，还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这就是他的自身的努力、他家族的文化血脉、他小时候的生活环境。常言道“三岁看小，七岁看老。”郑子尹离开鸭溪已经14岁了，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他的许多个性、心理已经基本成型了。鸭溪在那时已是黔北商业重镇，四面八方的人聚集在那里，肯定是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但是不能就此否认鸭溪的文化，天旺里的字库塔、众多的寺观庙堂就是一种文化的象征，文友袁志的文章之中说这里历代还出了许多贤德之士，忠孝仁义家风一直传扬，而这种大家风范在鸭溪比比皆是，随口可举的有荷庄和大岚的姜家，洋汪水之刘家、孟家，乐里文家、王家，杨柳村刘家，金刀坑江家等。

我认为郑子尹成长的重要原因在于他家族的文化血脉。郑子尹在遵义的一世祖郑益显是江西人吉安府吉水县人，曾跟随刘綎平定播州之乱，据历史记载，刘綎可以舞动120斤重的大刀，郑益显可以舞动80斤的。平播以后郑子尹在四川富顺居留，遇到了一个卢安世的人，给他出了一个点子，卢安世因之得以升迁。后来他们成为知交，卢安世平播州之乱，便把郑益显带上。卢安世在遵义为官期间，让他的爱将守卫重要关隘，郑益显守卫底水隘，聂文启守卫相邻的中泽隘。卢安世要将郑益显之名报与朝廷，被郑益显婉拒。郑益显不只是一个武将，从他的行事看，还是一个能文能武、有胆有识、剑胆琴心之士。有史记载，农民起义军孙可望的部队南下要屠城遵义，郑益显不顾个人安危，深入起义军营部去劝导，一场大流血的遵义惨案才没有发生。

郑子尹家族中还有郑藩、郑学山，都是恪守道德仁义之士。郑藩是郑子尹的叔曾祖，在他水帘岩山上的墓碑上写道：“盖闻立德立功立言谓三不朽，然求之斯世，罕见其人，于郑公老先生遇焉。先生秉性刚方、处世公直，闾里共仰，其德立也……有是三者，耕读共勤，文武竞秀，虽与日月争光可也。”郑学山是郑子尹的祖父，在现在的鸭溪荷莲庄的应庆湾，其墓在松林之中还保存着，墓碑上有这样的文字：“府君素性豁达，少年入泮，有志未建，乐天知命，惟诗酒以享生平，自少至老，德道义忠厚传家，诗书训子课孙。”郑学山是一儒医，德高望重，临终前将别人所借上万两银契付之一炬，曰：“子孙才，能自食；不才，滋害人尔！”他对子孙的道德品性非常重视，对郑子尹更是寄托着厚望，因为郑子尹出生时，曾祖母恰好去世，郑学山由此认为长孙为母亲“转世”。他的《座右铭》“读书必熟诵，作字必端匀。饮酒必量节，就案必正身。毋为贤者弃，毋为愚者尊。忠厚保世基，诚朴作圣根。”今天读来，还是那样的警心醒脑，这简直就是一个人、一个家族兴旺发达的圣言。

直接影响郑子尹的应该是他的母亲、父亲。荷梁庄郑学山的墓碑上，郑文清（子）和郑珍（孙）的名字至今还清晰可辨。郑子尹之父文清对郑珍“亲授诸经，课法尽善”，“能使所（得）倍（增），久犹不忘记”。他一次带着小郑珍到山东长山探望其外祖父，适逢农民起义，被困于朱仙镇，他依然每日督促爱子读诵。店主曰：“生死未可知，何苦尔？”郑父曰：“如当死，不读不死耶？如不当死，徒澜浪奚为耶！”他有《示知同孙三首》，这样的句子“作字无异巧，纷纷不中听。我观颜鲁公，难是一方正。”可以算是教育一个孩子写字、为人的经典。郑母黎氏虽不识字，但家传有的良好操守美德，对郑珍影响最大。子尹于晚年作《母教录》共65则，文中童年教育（曾提到荷梁庄）达41例。晚年郑子尹回忆母亲教育的诗写道：“平生我亦顽钝儿，家贫读书仰母慈。看此寒灯照秋卷，却忆当年庭下时。虫声满地月在牖，纺车鸣露经在手。以我三句两句诗，累母四更五更守。”

由于这诸多的内外因，郑子尹终于成为一代德人，他有一联：“曰孝方能有后，惟德乃可动天。”天旺里家乡给予郑子尹很多，在他的诗文中多次提到；郑子尹对天旺里也有无限的惠泽，在鸭溪场上有柴翁路，在天旺里的岩上还有郑子尹休息读书处，这些都寄托着天旺里的后人对一代先贤的仰慕和思念。除了这些，在遵义城里有子尹路，在十一中校园有郑莫祠，在三阁公园、遵义师院，在贵阳的孔学堂、海天园等地也有郑子尹的塑像。在我们自由无限的心灵里，不受这些地域的、经济的、世俗的园囿所拘系，我们的心随着可贵的文化之流自由奔泻。郑子尹是天旺里的，是鸭溪石板的，是沙滩遵义的，是整个贵州的，他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不光《清史稿》有他的传记，现在有许多书刊媒体介绍他。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巨儒的文章道德其影响必将越来越大，在郑子尹的家乡，在中华的大地上，必将孕育出新的巨儒。未来天旺旧乡，必将文华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