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了一个半世纪的强国梦，但忘了文明

我们中国本来是一个中央国家，一直以天朝上国自居，可自鸦片战争以来，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中国的积贫积弱暴露无疑，毫无反抗的能力。

 

与外族博弈中不断的失败与屈辱，让曾经的大国情怀在中国人的心中一点点剥落，怀疑和迷茫充斥了中国人的内心。最后，终于所有的中国人都意识到：我们落后了，我们要自强。

 

晚清以来中国人的强国梦包括两个梦想，一个是富强，另一个是文明。然而，在近代中国大部分历史当中，一直是一个梦遮蔽了另一个梦，即富强压倒了文明。

 

在富强梦的背后，有一整套从上到下都信奉的意识形态，这就是19世纪末传入中国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它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和中国人的精神状态。

 

社会达尔文主义如何改变了中国

 

甲午战争失败，中国的士大夫开始觉悟，发现中国原来的学生日本之所以可以打败自己，是因为讲西方式的竞争，讲优胜劣汰。进化论19世纪末由严复引进中国，顷刻之间便风靡神州，迅速成为中国人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达尔文的进化论，研究的是自然界的进化。而达尔文的一位信徒斯宾塞，则发展出了一套“社会达尔文主义”，鼓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规律不仅适用于自然界，同样也适用于人类社会。

 

社会达尔文主义进入中国以后，整个中国为之沸腾，大家都信奉竞争才是世界的公理，只有强调竞争，国家才能复兴，个人才能进步。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一套新的世界观，它与过去儒家的世界观有什么区别呢？

 

儒家的世界观是敬天的，人需取法天地，天有德性，所以人类社会也应该讲伦理、讲德性。但进化论不一样，世界的核心不再是德，而是力；不再是和谐，而是竞争，看谁有力量，有物质实力，有超越他人的生存能力。

 

在清代洋务运动时期，重心还是物质救国，追求船坚炮利，看重的是物。后来康有为、梁启超搞维新运动，重点便转向了人。梁启超、严复等人发现，西方之所以强大，除了有无与伦比的物质力之外，更重要的是人民有能力、有竞争力。

 

儒家传统重视的是人的德性，但现在转为强调人的能力，人的竞争力，连德性和知识都成了竞争力。所谓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好学生，就是将来能以其德力、智力、体力成为具有竞争力的人。

 

今天中国的大学不再像古典的大学那样看重培养学生独立之人格和自由之精神，而蜕变为一个实用和功利的目的：让学生更多地拥有在社会上竞争的能力。

 

从晚清到今天，中国社会弥漫的一直是这样一种竞争氛围，它整个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改变了中国人的社会观感，塑造了今天中国的社会现实。

 

辨义：富强与文明

 

中国的强国梦，除了富强之外，另外一个就是文明。严复、梁启超这些启蒙先贤也讲文明，他们发现西方之所以强盛，日本之所以可以打败清政府，除了富强之外，另外一个武器就是文明。富强和文明有何不同呢？

 

中国的制度从近代以来一直在不断变革。制度的变革到底属于富强还是文明，这要看变革深入到什么层次。假如变革不动制度背后的核心价值，不改变制度的基本结构，而仅仅使之更完善、更有效，那么这种变革就与文明无涉。

 

用德国大思想家马克斯·韦伯的话来说，这叫制度的合理化或理性化。制度的合理化，是现代社会的核心内涵，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个是成本核算，一个是公共管理，这两大利器极大提高了现代社会的效率。

 

这种讲究效率、讲究理性的制度合理化，可以与各种意识形态或者政治体制相结合，既可以服务于资本主义，也可以服务于社会主义。只要是以追求富强和提高竞争力为目标，都可以往制度合理化的方向去改革。

 

与富强思维下强调竞争和效率相比，文明指的是一整套价值观，它起作用的对象是人的精神世界。现代文明的秘密，严复在19世纪末就看得一清二楚，这就是“自由为体，民主为用”。

 

自由与民主是人类生活最值得追求的目标，具有不可替代的内在价值，因为唯有生活在自由和民主的社会，人类才有可能活得比较有尊严，过比较符合人性的生活。

 

文明之下的个人，应该具备自己独立的人格，有为自己、为社会负责的能力，有美好的理想，有丰富的内在，而不仅仅是富强思维之下国家大系统中的一个工具而已。

近代中国为何富强压倒了文明

 

百日维新时，有一个叫王照的人对康有为说，老康啊，咱们现在最应该做的事情是去办教育，而不是着急去变革制度，教育办好了，一代新人成长起来，制度变革自然就会成功。

 

康有为回答，列强瓜分中国日急，亡国灭种就在眼前，哪有时间去做你说的那些事。康有为的这种态度，也许能解释近代中国为何富强压倒了文明。

 

当年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都认为，文明虽然很重要，但中国亡国灭种的危机太急迫了，国家太落后了，文明可以治本，但救不了急；富强虽然只能治标，却可解倒悬之危。两权相衡，还是富强更重要，文明的目标可以缓行。

 

此外，富强之所以能够压倒文明，还有不可忽视的人性上的原因。有志之人虽然可贵，但多半都有一个缺点，那就是“不怕任重，却怕道远”，或者说“不求远功，但求近利”。

 

文明是一个慢活，需要几代人默默的付出和努力，一个人若投身于文明，很可能在他的有生之年都看不到什么显著的成效。而富强却似乎可以在人生几十年中有一个大进步，亲收其效，因此大家都急不可待的投身于富强之中。

 

到了后来的革命时代，更是偌大的中国都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无人再有那份“闲心”致力于文明这个细活和慢活了。

 

对富强的反思

 

现在，中国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前人追求的富强，前人那种对于亡国灭种的切肤之痛，今天的中国人已不必再承受。但是我们为了追求富强，放弃了文明的修养，丧失了精神的家园，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充满物质欲望的金钱主义社会。

 

今天老百姓普遍认为，有钱才能过上好日子，有钱才有尊严，有钱才有价值。今天评价一个人，不是看你有没有德性、有没有思想、精神上是不是高尚，而是看你穿什么品牌的衣服、开什么样的车、住什么样的房。

 

传统的伦理、精神的追求、生命的意义……这些东西都不重要了。世界美好不美好没有人关心，所有人关心的唯一问题就是如何自我保存，怎样免于被淘汰。大家只讲优劣，不问善恶，教育是为竞争而演习，生活的意义全在于竞争的成败。

 

在这样的社会里，绝大部分的国民只有两种性格，不是杨朱便是犬儒。杨朱是彻底的利己主义，“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还有一批人看出这个社会有问题，但是有一种无力感，觉得无法改变这个社会，只能做犬儒，洁身自好。

 

富强和文明不是像鱼和熊掌那样不可兼得，而是像左腿和右腿那样共同构成健康行走的两个支撑，哪个有所缺陷，行走都难免跌倒。

 

缺乏文明的富强是一种可怕的富强，是外强中干、没有灵魂的富强，是终将跌倒的富强。富裕的中国已经滋生出越来越多的乱象，我们大跤、小跤已经摔过很多次，究竟要摔的多痛，才会引发所有人的反思？

 

中国要呈现给世界的是什么

 

大学者胡适早年在美国留学时也曾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忠实崇拜者，胡适原名胡洪骍，他改名叫胡适，就是取“适者生存”之意。可是1914年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把胡适打醒了，他意识到一味强调竞争会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

 

胡适后来在日记里这样写到：拿破仑曾经以睡狮比喻中国，睡狮醒了之后世界要为之震惊。这是不妥当的，中国应该被称为睡美人，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贡献给世界的不应该是武力，而应该是文物风教，就是中国的文明。

 

我们怎样将自己的“文物风教”呈现给世界，甚至影响世界，这是一个在可见的未来中国人必须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我们就很难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国。

 

有一点非常明确，就是能够影响世界的中国文化，是洋溢在每一个鲜活的中国人身上的中国文化，不是埋在故纸堆里的中国文化。

 

文化，要真正去“化”人，每一个中国人，也要真正为自己的文化所“化”。中国人要有自己卓尔不群的气度和风貌，要有一种化在骨子里的文化特质，让外人一接触就能生出倾慕之心，这才是文化最真实、最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