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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徽淳边江湖术士的隐语结构及生活世界
【来源：方光禄】 【录入时间：2013-01-05】 【浏览次数：2】 [摘 要] 清末抄本《江湖备用切口》反映了徽州、淳安一带江湖术士使用的隐语的结构形式主要有语音构词、文字构词、修辞构词和句法构词。他们的职业分工很细致，职业选择和活动范围深受当地社会环境影响，使用隐语是为了改善生存环境，隐语折射出汉民族的思维方式和心理特征，也反映出边缘文化对主流文化的迎合和模仿。
[关键词] 清末；徽州；淳安；江湖术士；隐语；生活
皖南徽州与浙西北的淳安一带，因同处新安江上游，自古以来交往频繁，民情风俗基本一致。清朝时期这里的社会也是一个多元、复杂的结构。除了从事农、商、儒、艺等传统主流行业，也存在着以堪舆、算命、画符、卖狗皮膏药等为业的江湖术士。其处于社会下层，“支离妄诞，非儒者所屑谈。” [1] 但是，由于他们的活动与民众的日常生活结合得如此紧密，使得我们在考察当时的社会状况时，也有必要加以审视。限于该群体具有职业的神秘性、技艺的专业性和资料的稀缺性，目前学界关注不多。本文依据笔者新近在屯溪发现的《江湖备用切口》抄本，就清末徽州及邻近的淳安一带江湖术士的隐语使用及由此所见的生活世界作粗略探究，祈求方家教正。
一
《江湖备用切口》（书名乃藏者暂拟）为纸质袖珍抄本，宽10CM，高13.5CM。封面有毛笔所写“罗益彰录”四字。盖有三处红色印戳：左上角为一方“淳安西乡，□号渭金”的文字戳，分两行竖排；正中为一人像戳，头戴乌纱，身穿袍服，双手拢于腹前；右下方“录”字上盖八卦阴阳鱼戳。
全书83页，近5500字，抄录各类隐语共633条。没有编次，从红笔圈点的标志和内容看，主要有以下几个部分：
1、《江湖备用切口摘要语》。隐语格式为“（正常用语）曰（隐语）”。共331条。
2、《建典日用叨（刀）口》。格式同前，共171条。
3、《江湖一点血》。格式为“（隐语）：（正常用语）之名（谓）”。131条。
4、《当相者外出交游规矩》。
5、附录四条：《论人年纪》《论何年得子》《断胎》《定人初生男女》。
抄本的笔迹虽然表现为一气呵成，但是底本的来源不一。其中第一部分《江湖备用切口摘要语》与清朝唐再丰辑释的《鹅幻汇编》的第一二卷《江湖通用切口摘要》相似。如：
《江湖通用切口摘要》：“江湖各行各道，纷纷不一。切口，即隐语也，名曰春点。字无意义，姑从吴下俗音而译之，阅者原谅焉。……江湖诸技，总分四行，曰：巾、皮、李、瓜……算命、相面、拆字等类，总称曰巾行。医病、膏药等类，总称曰皮行。戏法四类，总称曰李子。打拳头、跑解马，总称曰瓜子。”[2]
《江湖备用切口摘要语》：“意谓江湖各行道，纷纷不一。凡切口，即隐语，名曰春点。字无意义，原从吴俗音而译之，阅者谅焉。……江湖诸技，总分四行，谓之巾、皮、李、瓜……算命、相面、拆字等类，总称曰巾行。治病、走方、卖膏药等类，总称曰皮行。歌唱、画符、做戏法等类，总称曰李子。跑马、卖武、器皿、盗插等类，总称曰瓜子。”
两相比对，行文稍有差异，似乎各有所本，也许异流而同源。《建典日用叨（刀）口》《江湖一点血》尚难确定底本之所在。
抄本的时间，当在晚清之世。首先，与抄本同时从农户流入市场的资料，都是清末的家庭文书。其次，唐再丰首次印行《鹅幻汇编》，时为清光绪十五年（1889）。第三，抄本《建典日用叨（刀）口》中有“乌烟曰鸦气占（店）”条。“乌烟”是皖浙一带民众对鸦片的俗称。19世纪初期以后，由于清政府无力抵挡西方国家强力推行走私鸦片的行动，鸦片及其吸食方式迅速从东南沿海向内陆蔓延。皖浙一带出现半公开的鸦片馆，约在19世纪中叶。如徽州主要村落有吸鸦片烟的专用建筑，始见于黟县汪定贵清咸丰五年（1855）在宏村建造的承志堂，中有一专用房间，名曰“吞云轩”。 [3] 黟县《桃源俗语劝世词 · 编劝男子歌》，是目前所知徽州一带对在烟馆吸鸦片烟程序介绍最详细的文字资料，其作者程景和也是道光至光绪年间人。[4] 封面文字戳中“淳安西乡”，应是抄本主人家乡所在。淳安西乡与歙县接壤，两地民众交流频繁，尤其是走街串巷的手工艺人和江湖术士，经常在两地互动。抄本在介绍府、县的隐语分别是“古”、“圈”时，举例道：“假如徽州，曰‘古徽’，或云‘徽古里来’；歙县，曰‘歙圈’，或云‘歙圈里来’”。这是该抄本在皖浙边范围内提及的唯一地名。据此，借该抄本勾勒徽州及淳安一带“当相者”的一般面貌，应该没有问题。
从抄本内容和笔迹看，罗益彰是一个有一定文化功底的“当相者”。所谓“当相者”，抄本中有解释：
“江湖诸技，总分四行，曰：巾、皮、李、瓜。凡行此四行，名曰相夫，亦不曰做，而曰当。故自称曰当相者。”
结合附录，大致可进一步推定罗氏为算命、相面、拆字等巾行术士。封面的“淳安西乡，□号渭金”印戳，当与他为客户出具“命帐”“八字”“鸳鸯谱书”等文书时钤盖的标识有关，是“招牌”和“广告”的一种形式。笔者所藏民国时期的几份文书可与之相验证：两份“八字头”上盖了红色戳记“贤者乐”；寓居于歙县水南烟村渡的谢敏功祖孙三代开设的“玉树轩”，则在专门印制的便笺上，印有名为“谨白”实为广告的文字：“本轩自祖秘传选吉，由田干分寓水南烟村渡，历年已久，于辛卯年为歙邑张县尊详选吉期，蒙赠‘星学心传’金字匾额。赐教者认明为记。” 至于罗氏抄录的目的，依“此乃摘其常用之语，庶可与类者，往来通问，应答清明。至于繁者，亦可于道途之间，访之一补，以博知闻焉。”判断，主要为日常自用，亦备流传子孙，方便后世执业参考。
二
隐语亦称切口、春点、行话、市语、方语，是民间社会各种集团或群体出于各自文化习俗与交际需要而创制的一些以遁辞隐义、谲譬指事为特征的特殊的语言讯号。西周就有隐喻和暗示性质的歌谣。《国语 · 晋语》“有秦客廋辞于朝，大夫莫之能对也。”中的“廋辞”，即是与隐语相类的谜语。东汉末年流行预卜将来、荒诞玄虚的谶语，利用汉字结构特点分拆组合，是比较典型和成熟的隐语。明清之际，我国民间秘密语言最为盛行。清代翟灏所著《通俗篇》第三十八卷《识余》中，辑录了丰富的各行各业的隐语，不仅反映了明清社会的市井风情，也足以说明切口的发达。
《江湖备用切口》的隐语内容广泛，涉及衣食住行、礼节、交往等，可视之为第二语言系统。这为我们分析隐语的语词结构提供了条件。
在抄本涉及的隐语中，从形态上看，绝大多数是语词，少数是语句。本文将语词结构作为分析的重点。主要有以下几种构词形式：
（一） 语音构词
语音构词是利用汉语语音特点和语音材料，通过反切、谐音等特殊的语音手段，使民族共同语的语音形式扭曲变形而构成隐语的一种构词方法。抄本中谐音构词举例如下：
能指成分 所指成分 能指成分 所指成分
番霜 看相 堵子 赌钱
沈头 枕头 丙亡 病
从上例看，所指成分中或一字谐音（“堵” 谐“赌”），或两字都谐音（“番” 谐“看”，“霜” 谐“相”）。或不单用谐音一种方式，如“ 赌钱”与“堵子”、“ 枕头” 与“沈头”，都与选用并改变其中一字的部分结构有关。而“病” 与“ 丙亡”，不仅谐音与改字并用，还将单音节词变成了双音节词。这都说明谐音构词由于保密性不强等原因很少单独使用。
（二）文字构词
文字构词是利用汉字结构特点，运用拆字或改字手段的构词方法。拆字是
将原来整体的结构拆成独立的结构来指代所指成分，或只选取其中一个部分。这在抄本中颇为常见。试举数例：
能指成分 所指成分 能指成分 所指成分
北月 背 自田 鼻
小 尖 工可 江河
改字则是对所指成分的汉字改动其部分或全部结构，形成新的汉字的构词方法。抄本中也很多。如：
能指成分 所指成分 能指成分 所指成分
般 船 尤 龙
焉欠 馬褂 必 心
上例表明，文字构词始终以汉字的结构为基础，通过变化其全部或部分，以达到遁辞隐义的目的。方法虽然简单，但当使用者用语言表达时，局外人由于缺少文字的直观依据，想在短时间做出反应并“破译”其含义确有一定难度。相比之下，改字法比拆字法更具主观特性，隐蔽性更强。当然，上例所举的改字，基本上是对所指成分的结构部件作具体增减、变形，能指成分与所指成分的汉字经过揣摩，还是可以从形体上比较容易地找出其关系。而如果将能指成分的汉字形体进行意念上的改动，则表达的所指成分就更加隐晦难懂。比如，用由、中、人、工、大、王、主、井、全、非来指代从一到十的序数，就是按照能指成分汉字出头笔画数来与所指成分形成对照关系的，显然这要曲折得多。
（三）修辞构词
修辞构词是运用修辞手法来创造新词。主要有比喻、婉曲、夸张、摹绘、释义、引用等方式。
比喻式构词是用他事物（喻体）的形象来指称本事物（本体），它是修辞构词中重要的构词方式之一。抄本中也有数例：
能指成分 所指成分 能指成分 所指成分
樱桃 口（女性） 燻筒子 烟筒
盖底 夫妻 灵子 眼
比喻式构词的基础是紧紧扣住本体与喻体间的外部特征。不过这种特征除了多数是直观、可感的（如“樱桃”与“口”、“燻筒子”与“烟筒”），也有一些是抽象和意念上的（如：“盖底”与“ 夫妻”的关联，必须以阴阳、乾坤、天地的相对为媒介），这种以一定的文化内涵为中介的信息转换，就造成了“隐中又隐，愈传愈变”的状况。总体上说，由于比喻式构词在文字和语音上，能指成分与所指成分并无关联，因此也具有较强的隐蔽性，而且有利于使用者凭借口耳相传、心记口诵来熟悉和掌握这类隐语。
借代式构词是借用事物本身的特征来构造新词，并用此特征来指称该事物。在抄本中偶有所见：
能指成分 所指成分 能指成分 所指成分
哑巾 相面不开口 轮子 车
底子 船 笔管生 读书人
借代式构词以名词为多，这与汉语共同语一致。其选取的特征基本是直观和可感的，如“车”的典型特征“轮子”、“读书人”常用毛笔、“船”有“底子”等。虽然形象生动，便于理解记忆，但隐秘性有所欠缺。
用委婉曲折的方式构成新词为婉曲式构词。试举抄本中数例：
能指成分 所指成分 能指成分 所指成分
亮子 灯 念课 病
求子 乳 门心、金星子 男阳
婉曲式构词或出于避讳禁忌（如“病”与灾祸相连，涉及可能危及生命或生存因素的表述），或出于谦敬礼仪（如相互交往的用语），或嫌其亵秽（如与性、生殖有关的用语）。
夸张式构词是运用丰富想象，夸大事物的特征，以增强表达效果的一种构成新词手法。例如：
能指成分 所指成分 能指成分 所指成分
千条子 面 钻天子 塔
海 大 水天水地 穷极
就以上几例而论，夸张式构词的主要手法有二：一是数字上极而言之，如表示多的千、万；二是形象上极而言之，如“钻天”。夸张式构词以出现在名词和形容词为多。名词一般指代事物，而具体的事物通常又有一定的外在或内在特征，这就是夸张的基础。因“面条”的长、多而有“千条”，因“塔”的高耸而有“钻天”。所指成分是形容词的，则能指成分中的主体部分常为名词，而该名词的特征正是所指成分所要表达的含义，如“海”、“水” 等。
比拟式构词是以所指成分的特征为依据来拟人或拟物，这种特征不仅是外在的形状、颜色、大小、情态，也包含人类在意念上的感受、评价和类比，反映出这类隐语的创造主体丰富的联想能力。例如：
能指成分 所指成分
日（宫） 父
月老 洋钱
摹绘式构词是通过描绘事物的情状来构成新词。与比喻式构词的“一物像什么”、比拟式构词的“一物（人）拟什么人（物）”相比，摹绘式构词重在突出“一物是什么”，即描摹事物的主要形态或特征。它的基础也是汉民族的具象思维心理。相比之下，这类隐语比较形象生动。例如：
能指成分 所指成分 能指成分 所指成分
热太阳 昼 穿梁子 鼠
网子 云雾 飘白 雪
释义式构词是将客观事物的性质、功能等内在含义直接加以描述解释的一种构词方式。从表面看，释义式构词与摹绘式构词相似，实际上仍有区别：摹绘式构词主要描摹事物的外在情态、特征，而释义式构词重在解释事物的用途、内涵和本质特征。两者一表一里，相得益彰。这在抄本中也有所见：
能指成分 所指成分 能指成分 所指成分
顶上 帽 轰天 炮
走 足 气竿 烟筒
引用式构词是通过引用诗词文献、历史典故或神话传说等典型语词来指称事物的本体。比如：
能指成分 所指成分 能指成分 所指成分
上浮 天 龙宫 水
桃源 洞 张飞子 桥
上例表明，引用式构词是以历史文化为基础创立的，既源于上层文人的典籍名篇（如陶渊明作《桃花源记》，“洞”中即世外桃源），也来自下层民众的神话传说（如传说水中有龙居于龙宫，三国猛将张飞曾在长阪坡据水断桥，一声大喝惊退曹军）；既反映主流文化对边缘文化的渗透，也表明隐语创制者中不乏知识分子。
（四）句法构词
句法构词是运用造句法的方式构成隐语新词。主要有谓宾、偏正、并列等方式。
谓宾式是采用谓语和宾语的结构关系来构词。抄本中有数例：
能指成分 所指成分 能指成分 所指成分
踏青 走茶馆走街测字算命 搧铁蓬 长布围地，内有小布蓬做法
闯窑口 走乡游人家测字算命 探底子 在船上挖缺
观察上例，从结构看，谓宾式构词以“动词 + 名词”为多见；从词素看，既有简单的由两个词素构成者，也不乏由三个甚至更多词素构成的复杂结构。
偏正式是使用修饰关系来构词。其主体部分表实质，从属部分表特征。如：
能指成分 所指成分 能指成分 所指成分
念欠 无子（欠：子） 海欠 有子
中瓜子 府官（瓜子：县官） 上甲子 状元
就结构而言，偏正式的两个部分分别是修饰与被修饰、限制与被限制的关系，结构简单而清晰。就词素而言，则有简、繁之别。简单者仅两个词素，复杂者多为三甚至四个词素。就词性而言，主体部分以名词居多，形容词和动词等在抄本中未见实例。
并列式是指并列的两个结构合成为一隐语新词。有如下例：
能指成分 所指成分
银子蓬 傀儡、舞狮、木扒戏、地吼戏
九七 妓女
从新词的结构关系看，有同义词素的并列，如“九七”；从词素多少看，有两个或多个词素构成；从词性看，名词居多。
依据前揭对《江湖备用切口》所载隐语结构的简单分析，我们初步可以得出以下几点：
其一，对比我国其他地区发现的历代隐语资料，徽州及邻近的淳安一带“当相者”使用的隐语在结构上并无十分特殊之处，很多构词在手法上都基本一致。这表明：由于汉语共同语在全国长期处于主导地位，使各地区、各阶层人士，在创造和使用本地区或本行业通用的隐语系统时，都无法摆脱她的巨大影响。
其二，在隐语的构词方式上，修辞构词和句法构词是重要的两种。前者主要运用形象思维，注重艺术性；后者主要运用逻辑思维，注重科学性。两者的结合，极大地丰富了隐语的构词方式。这些也都足以说明隐语由于和共同语建立在相同的文化根源和心理基础之上，也深受主流文化和民俗文化的影响。
其三，隐语基本上是一种下层民众创造和使用的语言系统，而在封建社会，由于经济条件的有限和统治阶级的限制，他们接受的教育十分有限。但从上述隐语资料看，下层民众的创造意识和创造能力绝不能低估。虽然不少隐语“字无意义，原从吴俗音而译之”，但其浓郁的生活气息、鲜活的民间色彩，仍然是我们进一步了解历代民间社会状况的材料之一。
三
戴维·W·摩洛曾经指出：“隐语远非仅仅是语言的特定形式，它们反映了一种生活方式……它们是研究有关心态，对人们和社会的评价、思维方式、社会组织和思维能力的关键所在。” [2] 因此，借助抄本《江湖备用切口》，我们也大致可以对徽州及淳安一带“当相者”的生活世界作些探寻。
﹙一﹚ “当相者”有着细密的职业分工
由于悠久的职业传承，江湖术士内部形成了细密的分工。从抄本《江湖备用切口》可知，他们将江湖诸术分为九流：一儒、二医、三堪舆、四星命、五画、六相、七僧、八道、九琴棋。“当相者”又分八门：巾、皮、李、瓜、风、火、区、遥，合称“八大相”。巾行号称有“三十六巾”，如：批帐算命（曰八黑）、六壬课（曰六黑）、王文卦（曰圆头）、测字（曰小黑）、隔夜算命（曰代子巾）、用尺子量手算命（曰草巾）、用绳子量手算命（曰量巾）、衔鸟算命（曰追子巾）、敲铁板打铁盘算命（曰湾巾）、弹弦子算命（曰柳系巾）、拉琴算命（曰夹系巾）、抽牌算命（曰青龙条）、租房或住庙里相面（曰挂张）、不开口相面（曰哑巾）、立于墙边门外相面（曰枪巾）、用副使走乡相面（曰寻风）、用活络句和借用字相面（曰朴板）、在地上测字（曰砚地）、在台桌上测字（曰桥梁）、走茶馆走街测字（曰踏青）、写蛤蜊测字（曰蜊黑）、板上墨蓝画测字（曰混蓝板）、走乡游人家测字（曰闯窑口）等。
皮行号称有“七十二皮”，如：台上设药瓶治病（曰四平）、台设药瓶用锉锉药卖（曰捻子）、地上铺药瓶卖药（曰占谷）、手摇虎撑用长布招牌背于身上走街卖药（曰推包）、先以铁锤自打后卖药（曰边汉）、用力自割臂后卖膏药（曰青子图）、卖象皮夹纸膏（曰龙害图）、不取钞以香换膏药（曰香工）、执招牌走街带治病卖药（曰收包）、摆草药摊（曰草汉）、卖吊虫丸（曰狼包）、卖吊虫不挂虫（曰倒毛水）、卖参三七（曰根根子）、散药入水成丸卖（曰汤李子）、卖黄色起榜头浸酒治病（曰追李子）、卖眼药（曰招汉）、卖假龙骨（曰凄凉子）、卖眼打弹子（曰弹弓图）、治毒疮卖春药（曰软帐）、卖药糖（曰甜头）、敲锣卖药糖（曰超包）、锉药入糖当面煎熬（曰木甜头）、预做药糖成长段临锯片卖（曰小包甜头）、卖空松药糖（曰铺货捻包）、先做戏法而后卖药（曰聚麻）等。
江湖术士的行当之细，出乎常人的想象。一则是在职业设计时，都力求与他人有别，以拥有“专门家”“独尊”的社会地位。其二，因人生精力有限，故专攻一术，以求达到精深的极致状态。其三，与其职业的家庭内部传承制度有关。
﹙二﹚ 徽淳边“当相者”的职业选择和活动范围与当地社会环境相关
在徽州及淳安一带，“当相者”是一种比较理想的职业，不仅有较高社会地位（百姓往往以“先生”或“先”尊称之），且经济收入不低。以与巾行相近的占卜、堪舆为例，明朝休宁人汪龙，致盲后从道人学卜筮术，“奇中，倾动中朝四方，远近至者，日无虚刻……日数卜，卜得数百钱……久之，积钱帛数千。” [5] 清朝黟县人汪毓金“素善命卜，设肆通衢”；何兴德“精星命地理之学，设肆黟城，其门如市。” [1]
占卜、堪舆等业生意兴隆的社会基础是当地民间有根深蒂固的鬼神信仰。从远古看，这里是越人的聚集区，越人“信巫觋，重淫祠”。其后，虽中原汉族大批入迁，对越族风俗进行改造，但鬼神崇拜的习惯仍存。翻开徽州史籍，此类记载比比皆是：
徽州：“风水之说，徽人尤重之，其平时构争结讼，强半为此。”[6]
歙县：“不惮卜兆，厚亲是存。闰岁驱疫疠而赛社，三月泛舟以招魂。”[7]
祁门：“水碓隘河身，磁土伤龙骨。”[8]
婺源：“铁矿产于浇岭……凡入穴，必祈祷于神，不幸而覆压者有之。”[9]
绩溪：“丧服，依古用疏麻。惟俗甚惑风水。”[10]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当相者”生存空间十分广阔，其职业也成为热门。仍以堪舆为例，据民国《歙县志· 方技》记载，仅明代歙县精通堪舆并留有著述者，就有叶致远、鲍清峙、江鼎、程梦香、方智等五人；歙县丛睦坊人汪恩因“精其术，自葬其先俱获吉壤”，结果引得李德贞、赖文俊、董德彰诸人均自江右来歙，“相度其营葬处留题作识。”而同治《祁门县志·方技》记载，明朝洪武年间，仅祁门一地从青阳张宗道学青鸟术并入传的就有郑英才、汪仕周、陈伯齐等三人。直至民国年间歙县南乡的职业分类中，“地理类”仍与作山、木匠、竹匠、针匠、铁匠、铜匠、锡匠、画匠、医生等并列，是较重要的一种。[11] 启蒙读物《日平常》中“学堪舆，宗地理，净阴净阳有精义，龙之生死真假明，后用罗经才有益。”[11] 也说明了同样的情况。
研习星卜、地理的人员十分复杂。有业儒者，如宋代婺源人程显道，乃业儒世家，少从休宁黄氏学，“经史子传通贯无隐，阴阳医卜亦靡不究。”[12] 星历术数，靡不推究。四方学者云集。”[12] 第231页 也有设帐授读的塾师。如方承训《复初集》卷33《项茂才传》中的项化中，既是塾师，又是日者，还懂堪舆。[11] 或者有家族链的色彩，如休宁富溪程氏十五世祖程仲，“学精地理，求者纷然。”十七世祖程翼祀，“精风鑑，著有《白衣相法》五卷，闽坊购刻行世。” [12] 二十二世祖程国学，“少治举业，后习堪舆，老受冠带儒士。” [12]
徽州及淳安一带“当相者”活动范围比较广阔，除了在家乡（曰守土），更多的在外地“遍游码头”（曰过帐）。这一点，清代前期许楚在《拟〈徽州府志〉小序》中曾指出：徽州“民生其间，势必轻去其乡，以贾代耕，所由来也。即士之上者，亦未免出走而耕砚，次耕术，又次耕技。”因为“夫砚与术、技，皆田也。” [13] 如歙县东乡梅墅人黄天与，精于星舆医卜，曾经出游淮南，“舟舣维阳，维阳人争趋伯子所，就活其生”，“发家数千金”。 [14] 第82页明代歙县柘林人方泰福，“精阴阳星术”，游历浙江，“尝捐资重建会稽东浦桥。”[15]
他们选择的最重要区域是长江三角洲，即今苏南、沪、浙北。这在抄本有明显反映：
“一凡搭般（船）之例，在杭、嘉、湖三府，每埠般（船）钞只十二文，比常只有十停之一，无问路之远近皆然，名曰全通。其余别府，皆给半价，比常人少一半，名曰半通。及酒饭之钞，皆同人一例。惟苏与上海，一概不通。至于南湖、嘉定、宝山、闵巷、浦东之处，一应皆通。”
这段文字对“当相者”在苏、沪、浙一带的交通惯例介绍相当详细，说明抄本的主人对该地非常熟悉或十分关注，不管抄本是自用还是流传后世，主人对长江三角洲的钟情可见一斑。这并非偶然，而实与徽商的主要活动区域同步，也是当地社会风俗影响的结果。
从明代中期开始，徽商在全国商界的影响就日益突出，尤其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优势地位更加明显：“嘉定、南翔大聚也，多歙贾。” [16] “扬，水国也，聚四方之民，新都最，关以西、山右次之。” [17] “吴江县治南六十里，曰盛泽镇……皖省徽州、宁国二郡之人，服贾于外者，所在多有，而盛泽镇尤汇集之处也。” [18] 塘栖镇“去武林关四十五里……徽杭大贾……骈臻辐辏。” [19] 一些地方竟因徽商的去留而兴衰巨变：“南翔……往多徽商侨寓……比为无赖蚕食，稍稍徙避，而镇遂衰落。” [20] 而徽州人是一个地缘、血缘意识十分强烈的群体，当先驱们在某地初步打开了创业空间，便呼朋唤友、接踵而至。“当相者”们也正是紧随徽商的脚步而来到长江三角洲“开生意”。
长江三角洲地区虽然商品经济发达，社会风气新潮，但“当相者”们的服务空间依然广阔。一则当地居民的鬼神信仰比较严重。如：真如“营葬每惑于堪舆家风水之说，多所顾忌”，“乡俗信鬼神，往往多淫祀”。[21] 厂头“葬信堪舆之说，多所顾忌”，“疾病不以服药为急，往往延巫祈祷”。[22] 风俗 嘉定疁东“凡建屋、砌灶、排坑、铺路、开门、排床、立石等，均须请堪舆者相度。他如算命、测字、起课等迷信甚多。”“间有业堪舆、星卜……等 ”。[23] 外冈“愚夫愚妇复信巫佞佛，呼侪引类，鼓惑乡村。”[24] 钱门塘“其殡与葬也，必相风水”，“乡间妇女，信巫者多”。[24] 其二因创业环境险恶和经营活动兴衰无常，工商业经营者经常将自身命运与冥冥中的神灵世界联系起来。“当相者”们的出现，正好实现了他们渴望的神、人对接。
﹙三﹚ “当相者”使用隐语是出于改善生存环境之需要
在共同语之外，再创制和使用一套相对完善的隐语系统，对“当相者”来说是完全必要的。“当相”是一种专门的职业，特别为农村中那些粗通文墨的人所看好（尽管多数是兼职），当“当相者”获得当地社会承认的职业“资格”，并由此带来一定的利益回报后，就试图将这样的职业优势一代代保持下去，从而改善整个家族的生活状况。因此，该职业的传承就具有相当浓厚的家族链特征。如民国《歙县志· 方技》记载精通“日者”（选择吉日）中：“田宏政，郡城人，精选择之术，子孔步能继其学，传至曾玄。”前引歙县烟村渡谢敏功开设的“玉树轩”，在其便笺上就有以下文字：
“新安歙西田干老竹园真老长房谢芝生男圣言孙辉运曾孙步青元孙景三来孙敏功昆孙禹九仍孙衡度，世传日期精选。”
资料有明确记载的就罗列九代！可见民国《歙县志· 方技》对其评价“世守其业”之不虚。
出于保守职业秘密，维持家族传承，巩固已有利益的需要，他们不得不有意使用另一套信息传递信号。而隐语“千言万语，变态无穷；乍听乍闻，朦胧两耳。致使村夫孺子，张目熟视，不解所言。”的效果，正是他们孜孜以求的。[25]
同时，“当相者”们虽然自诩有超越常人的特异功能，可以先知祸福，预测未来，但究竟能否真正沟通人类与神灵世界，有多大的科学性和准确率，其实他们心中也无数。但如果自认一般，也就意味着失掉了饭碗。因此，他们必须充分利用民众难知内情的有利条件，故弄玄虚，神化和装扮自己。比如，他们会在言行举止上，有意拉开与一般民众的距离：
“一凡当相出门，一切规模、举动，略异常人。”
“一凡搭般（船），下般（船）居头舱，如入中舱，须靠头般（船）之一边，三块平基之地。”
或者遵守业内特殊的行规：
“凡杜琴头（住旅社），另有当相者同寓，清晨各不搭话，盖恐开大快。如烦之，偶失大快之言，是日诸人之费，皆要开大快者一人赔偿，名曰开堂食。清晨取火须自取之，或隔夜留火以待之，不可向人取讨。若犯之，罚同前。”
而使用隐语，也能制造神秘的氛围，同样是一种挺不错的简便手法。
（四）“当相者”使用的隐语折射出汉民族的思维方式和心理特征
汉民族自古以来习惯于以直观的方式认识世界，先民的这种思维方式具有鲜明的具象性特征。这一特征在“当相者”的隐语中也得到充分反映，主要表现在“形象造词”上，即以具体可感、表象可触的客观事物作为心理延伸的基点，通过主观联想类比而给具体事物命名。
比如：修辞构词中“樱桃”与“口”，“盖底”与“夫妻”，“长友”与“发”，“寸风”与“耳”等，都以直观的方式认识世界，远取诸物，近喻诸身，创制了形象、生动、通俗、诙谐的隐语，给人以丰富的遐想空间。
在汉民族的心理特征上，忌讳心理极为普遍。根据组织传播批判学派的观点：“某些社会结构和过程会导致基本的权力失衡……权力失衡将导致某些社会阶层和团体异化和遭受压迫。”[26] 隐语传播也是疏解和排遣失衡状态的途径。比如，江湖术士忌讳的“八大快”：不说龙、猴狲、蛇、虎、梦、桥、兔和塔，分别以海柳子、滚斗子、纽子、巴山子、黄梁子、张飞子、月宫嘴子和钻天子来指称，甚至还忌说与“蛇”音近的“茶”，与“虎”音近的“火”字。又如，隐语中与生殖器和性交有关的语词相当丰富，“乳”为“求子”，男阴为“金星子”或“门心”，“卵”为“聊子”，“妇阴”为“攀”或“叱子”，交媾为“拿攀”等，也与此有关。
（五）“当相者”使用的隐语反映出边缘文化对主流文化的迎合和模仿
相对于明清时期的儒家传统学说，“当相者”及其文化（包括隐语）处于被边缘化的支流，尽管在很多方面，它们力图保持“另类”的特征，但边缘文化对主流文化的迎合与模仿在隐语中也有明显的表现。
比如在交往礼仪上，中国素称“礼仪之邦”，儒家文化有一套以区分尊卑长幼为目的的成熟规制。但我们也发现，“当相者”相互沟通也有类似的规矩。抄本中有所业不同（如一巾行、一皮行）的“当相者”两人“通相”程序：
一人问曰：“老夫子，贵姓？”
人答曰：“姓某。”
“府上何处？”
“敝处某某。”
“什么贵道发财？”
答曰：“某某行，骗饭吃。”
……
“明日恭候老夫子。”
“不敢，不敢。”
如果不是特别注明，谁会以为这竟是他们 “通相”的通用语言呢？自身的谦和姿态，和对对方的尊崇、恭敬，与儒家的要求毫无二致。
对于拟在同一码头“开生意”的两位“当相者”，其竞争的规矩也很特殊：
“凡当相大都是出门之人，一时尴尬，欠少盘费，问同是相者，或同是行者，曰统洋子。彼若自不能顾，亦不能相赠。若我到此地，已开生意，后又来一同行，地少人稀，未免两伤，即赠彼数十文，或一二百文，彼即立刻动行往别处，不去亦可，但不准开生意。他人先到，已开生意，我后到，亦如前例。若他无钞相赠，则不妨并开生意，各显高强也。彼若畏我，却来向我相让，即赠盘费求我别开码头，则肯与不肯，皆由我定。”
“当相者”这种相互竞争方式的约定，同样折射出儒家中和、礼貌、互谅的文化品格。正如王慧所认为的：长期在儒家“中庸”、“谦让”的思想熏陶下形成的国人价值观，也在民间边缘性群体中得到极力张扬。[27]
二○○七年四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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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民国）王德乾.真如志 [M]//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4）.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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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曲彦斌.中国民俗语言学[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
[26]（美）凯瑟琳 · 米勒.组织传播[M].袁军等.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27] 王慧.中国近代民间秘密组织的隐语传播[J].浙江社会科学，2003（2）.
The Structures of Professional Jargons used by Physiognomists and Their Lives on the Border of Chun’an and Huizhou District in Late Qing Dynasty
Fang Guanglu
(Huizhou Normal School, Huangshan, Anhui Province)
Abstract: An Abstract of the Spare Professional Jargons at All Corners of the Country, a hand-copied book, expressed that the structures of words and phrases of professional jargons used by physiognomists on the border of Huizhou and Chun’an district mainly consisted of word building of pronunciation, characters, rhetoric and syntax. They had painstaking division of labor. The reason why they chose their jobs and their sphere of activities were deeply affected by the social surroundings of their area. In order to improve their living surroundings, physiognomists used professional jargons which showed their made of thinking and psychological feature as well as the fact that borderline culture catered to the main stream of culture and imitated it.
Key Words: late Qing Dynasty, Huizhou district, Chun’an district, physiognomist, professional jargon, life
（本文转自徽州师范网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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