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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赫夫纳面对妇女解放运动者的指责，感受到了强烈的背叛，这位出版人从创办《花花公子》杂志开始，一直致力于性解放，支持妇女从家庭中的解脱。遗憾的是，这些冲突与指责只是冰山一角，除了几乎是无休止的女权纠缠，《花花公子》还会经历各种丑闻、经历庸俗的“宝瓶时代”，和非常保守的里根时代，直至90 年代，才稍稍得以平静。 啊，女权。 女权运动发展至今，已有很多流派，当时跟《花花公子》发生冲突最多的大概是激进派的女权主义者，从60 年代末直到80 年代里根当政后的复燃，《花花公子》多少有些无辜，如今作为历史的观察者，以上帝眼光去看待当时的事情未免有些不公，但通过事实来看，他们之间的冲突并没有那么严重，那时的美国社会依然不够理性。 50 年代时战后婴儿潮使妇女进入了家庭控制之中，即维系家庭成为了妇女的公民义务，从某种意义上说，妇女代表着健康的价值观和安全感。进入60 年代后许多美国家庭的女性开始变得不安分，因为她们要赚钱还得照顾家庭，并“感到自己陷入了无穷无尽的轮回”。这个过程几乎是和《花花公子》的崛起同步的，以众所周知的方式。当时的女权主义者也正是指责《花花公子》这样肤浅地表达性的倾向，把女性看作性猎物，这是冲突的核心。一些事实表明，她们的愤怒比这文字热烈得多。
举一个值得愤怒的例子。一篇载于杂志上的文章，题为《花花公子调色板》：“这里是花花公子的办公室，他的秘书不会打字，不会拼写，不会速记。把她的头发涂成黄色，眼睛涂成绿色，嘴唇涂成红色，但把大脑留成空白。”当时的赫夫纳认为女性是补充性别，无法与男性竞争，人们不应该剥夺女性的自然美，让她们与男性竞争。“男人出门，杀死一只猛虎；女人待在家里，洗洗瓶瓶罐罐。公平，不公平，好，坏，都无所谓，这种角色划分的就是如此清晰。”他也愤怒，他说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就是想把女人变得跟男人一样才善罢甘休。实际上，《花花公子》创刊号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让男性同胞警惕“掘金女士”，认为女人们变得越来越贪婪，缺少温情，心怀仇恨。 讲到这里我自己都愤怒了，更别说当时女权主义者，还是激进派。“你在这里夸夸其谈，屁股上却带着一条棉花尾巴。”在1970 年春天的一场脱口秀节目，赫夫纳被同台的布朗米勒当场驳斥。不久后的第二场节目直接由辩论变成了暴乱。“女人只是没有思想的性对象，如果一个女人漂亮，那她一定没有头脑。”“我们是受压迫的人民，”“这是一个法西斯主义的国家”……现场情绪失控，最终由保安收场。女记者斯泰纳姆为了揭露花花公子俱乐部内部生活，进入其中卧底调查：“兔女郎们帮助彼此忍痛将身体塞进紧身制服里，用手头所有现成的东西填塞胸部，例如运动袜、塑料袋、海绵乳胶、丝绸围巾、脱脂棉。”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实际上女性在性中并非只是客体，女性是男性的性对象，反之亦然。早期的女权运动者过分关注这本杂志的情色内容，却忽略了它给女性带来的解放作用。而赫夫纳本人虽有过，但也的确认为女性与男性在工作中应该得到同等的报酬，享有平等的法律权利，这都是所有女权运动者的基本主张。作家乔伊斯·卡罗尔·奥茨说：“崇尚青春、肉体和美是典型的美国风格，对《花花公子》及其享乐哲学的愤怒恐怕是受了误导。” 80 年代之后，这场本已平息的争斗再度出现，但已夹杂在保守主义之中。
“我”时代到里根时代 大概是累了吧。美国社会经历了吵吵闹闹的五六十年代，也安静了下来。当年垮掉的一代也好，又或是革命、各种运动都渐渐平息，你会看到那时候的年轻人已进入体制工作，有了家庭，盘算着周末的郊游。人们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关注内心，这被称为“我”时代。1976 年,汤姆·沃尔夫不失时机的一篇文章发表在《花花公子》，“许多美国人在推崇个人满足的文化海啸中接受了精神复苏，大众疗法，健身，自助运动、嬉皮士公社和性解放。 这种强大的内省潮流包括改变一个人的个性，重建、提升和完善自我，观察它，研究它，爱护它。让我们摆脱所有蒙蔽自我的虚伪，障碍和假谦虚。”从同时期的畅销书名中同样可见一斑：《自恋文化》、《美国对于理想自我的探寻》、《追求孤独》、《公共人物的倒下》……赫夫纳和他的花花公子式的生活方式几乎成为了“我”时代的象征，他也不在撰写《花花公子哲学》或在公共论坛上发表道德评论，取而代之的是棋类比赛、集体性交活动… 人们对此的反应是两极化的。一些评论家说，这就是美国梦，《花花公子》已成为这样一种制度，反映了这个富足、乐观的国家的希冀与渴望。另一些人说，奢华腐蚀人，绝对地腐蚀人。批评者们看到了这股潮流的另一面，此时的美国正处于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之中，许多人得更努力地去维持一般的生活标准，个人化的享乐更像是一种嘲弄。后者成为了70 年代之后的主要声音，人们称之为“保守派”。攻击是猛烈的。“风行的离婚，非婚生子，酗酒，性病，药物滥用。”“性和游戏的空虚无聊，物质主义、沙文主义，贪得无厌的时尚，肆意横行的消费主义。” 实际上保守派的反应只是“里根革命”的一部分，他们对抗的是在这美国社会普遍存在的政治异见、文化叛逆和社会动荡，在全美涌现了许多地方性组织，新右派思潮形成了一个基层的政治网络。1980 年10 月中旬，一系列的媒体对《花花公子》发起了进攻。他们指出《花花公子》25 周年纪念特刊中的淫秽内容，声称这本杂志比任何事物都更加引导美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走向堕落。此时距离总统选举还有两周时间，共和党候选人、加州州长里根成为了这场声势浩大的保守主义运动的领袖。他的主张是调整福利制度，恢复人们对于核心家庭、个人责任和性约束的承诺，努力在美国公众生活的中心重新确立传统的政治、道德和文化观念。 斗争持续了很久，杂志处于风暴的中心，一方面顽强地进行还击，一方面无可避免地做出让步和调整。他们开始从对性问题单调持续的关注中转移出来，把自身定义为流行文化的代表，时装、旅行和流行音乐的版面有所增加。骑马订改成了胶水订，是为了更接近一些在咖啡桌旁阅读的刊物，例如《名利场》、《建筑学文摘》。用赫夫纳女儿的话说，“休闲已成为面对这个疯狂世界的一种方式”，或许也可以称之为玩世不恭。 林林总总，80 年代美国社会和文化价值观的演变已将“花花公子哲学”置于防守的位置，人们厌倦了各种斗争的双方、也包括斗争本身。 《花花公子》与休·赫夫纳 整个《花花公子》更像是赫夫纳的个人实现。“在花花公子大厦三楼的房间和走廊里，黑色皮革封面的文件安静地躺在特制的橡木书架上。这些剪贴薄超过1800 卷，数量还在增加，记录着赫夫纳的一生”，这本赫夫纳的传记中这样评价他，“如同DNA 中相互交织的两部分，《花花公子》及其创始人的生活都体现了过去半个世纪里影响美国最深的愿望、价值观和动机。”从创刊至今已经60 多年，他触及了现代心灵中一些基本的东西，代表或者说参与塑造了典型的美国个体，实现了从“自我控制”到“自我满足”的转变。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比同时期的任何人都更能体现性解放、物质富足与个人自我实现的结合，这是美国梦的特点。但解放永远伴随着新的囚禁。比如性革命打开了一道大门，如今在网络上随处可见粗俗的性形象，没有美感可言。也在前不久，《花花公子》杂志宣布不会再刊登全裸照片，开辟者几乎完成了使命，之后的事要看之后的人。除此之外，在现在的美国社会，对家庭的忠诚不被看得那么重要了，人们似乎并无必要去追求那种超越自我的责任感，很多人不会再去结婚生子。最受争议的依然是女权相关的话题，这位出版人从创刊至今一直处在各种各样的争斗之中，理想主义永远就是这样，时代从不会为之买单。 这本杂志的使命似乎已经达成，创始人也已是耄耋之龄，谁又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转变。大概这不是最好的时代，也不是最坏的时代。 文| 叶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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