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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适书学思想中的雅俗观--文为雅，匠为俗
习书者往往反对匠气，所谓匠气，乃刻板雕琢之气，缺乏自然之致。蒋和《蒋氏游艺秘录》曾说：“法可以人人而传，精神兴会则人所自致。无精神者，书虽可观，不能耐久索玩；无兴会者，字体虽佳，仅称字匠。气势在胸中，流露在字里行间，或雄壮，或纡徐，不可阻遏。若仅在点画上论气势，尚隔一层。”书法之气要自然流淌，不能修饰做作，不要雕琢笔意，而要乘兴一挥，则短长肥瘦，各得其所，开阖自然，则能神气自在。而气势的吞吐，不仅仅是书写者呼吸吐纳的生理表现，更是一个人精神意趣的流泻，它是身和心的统一、情和意的交融。那么，书法的精神兴会从何而来呢？刘熙载作了回答：“笔性墨情，皆以其人性情为本，是则理性情者，书之首务。”人的性情，就是笔墨的性情；人的趣味，就是笔墨的趣味。有了性情的自由腾跃，才会有笔墨的虚灵自在。“理性情”被刘熙载看作书法的第一要务。
而沾溉性情最好的方式，无疑是诗文。高二适认为，若无诗文滋润，书法往往流露出“疏野之趣”，缺乏文气、雅致。他在《跋〈颜真卿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中说：“草书即须乘兴而发，始能为之，此草书不二法门。”又说：“吾今知作书惟作草能发泄吾人胸中之余蕴，如心有悲愁抑郁，起而作 草最为能解也。又，凡人有抑悒不平之气，作字亦可解也。”抑悒不平之气要发泄出来，需要诗文的梳理作用，乃成风雅。所以，高二适视读书习文为书家第一要务。高二适的小女儿高可可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说，父亲教她读古诗、唱古诗，抑扬顿挫，有腔有调，跟长歌一样，以此对她进行文学艺术的启蒙。高二适曾书有一副对联：“读书多节概，养气在吟哦。”正此之谓也。在高可可的记忆中，父亲是一个爱书如命的人，一生“惟以诗书为性命”，他一生最爱好的事就是读书。晚年时，很多人登门求教，大多是来学书法的，但高二适总是劝年轻人多读书，而不是光写字。他为人耿直，说话坦率，常常批评一些青年说：“同是学书之人，最终往往大不相同。有人写成书家，有人写成字匠……不好好读点书，写到死也只是个写字匠。”（高二适同尹树人、季伏昆的谈话） 高二适题签及批注的书籍 从高二适的书法创作来看，无论是用笔的技法还是通篇的章法上，都流溢出一种雅致的气息。这种雅致，从根本上来说，是从作者的心性中流淌出来的，是自然而然的，但在技法操作上也获得了与之相应的技术保证。匠，在技法上表现为刻板、局促、缺乏变化；雅，则表现为流动、自由、极富变化。高二适最擅长草书，这种最自由的字体在高二适笔下得到了完美绽放。高二适的用笔是稳健的，但更是自由的，他常常数字一行，通篇一体，在一气呵成的线条流走中完成了一种生命之舞。因为有雅怀，所以能雅致，从这个角度看，心性的陶冶培养对于学书者来说就是一种根本的功夫。 《致张尔宾信札》 所以，在给青年朋友的题诗、书信中，高二适一再强调读书的重要性。他给张尔宾的信中说：“读书习画均雅事，惟欲精研书画，尤在能先识字攻书。”有志趣投合的朋友作书能幽“雅志气味”，他颇为赞许：“七日有老媪持来尊所贲帖五册，具见盛情，兼喜吾契有书生雅志气味，近来不多觏也”（《致刘墨邨书信》）。他还有诗云：“金陵少年汤欣木嗜书画，日者抵余求箴言。予恒劝其善读书，故因其本名发舒之。小儿不学胡为言，个里纷然字画在。天地鸿文谁主宰，不辨箕裘号弓冶。我拯尔曹于俗氛，但求诸天日蒸蒸，勤攻书史始为能。君不见千抱之材登大屋，轮囷根柢成矩蠖。一解欣欣向春荣，萌蘖冰寒起乔木。嗟尔后生可畏今，骅骝欲度势骎骎。”又《书示尔宾》诗云：“金陵少年爱作画，不强读书殊芜秽。纷纷汝能我也能，不煎而炒称杂烩。我怜尔宾坐此群，堂堂入室参吾门。我言作画非照相，生气何有死气屯。六华春席殊适口，求师结客供奔走。从林学画适作字，我倚读书第一义。吁嗟乎，尔宾尔宾将何如，东涂西抹盍去诸。磅礴解衣须却立，夙看根柢爱吾庐。”“予恒劝其善读书”，“我倚读书第一义”，都是高二适对晚辈学子的谆谆教诲。 《而此草章为世守》 在给萧平的绝句中，高二适有诗句云：“墨冢笔池均细事，古人交道在文章。”从他撰写的对联“五行秀气谁为主，天下文章自在身”以及“而此草章为世守，岂有诗礼终平庸”来看，他对读书文章之事的看重可见一斑。他曾说“书就是命”，然而在文革中，他珍爱的藏书遭到浩劫：“适卅年来所恒习诵临模之文史碑帖都三千五百余册，于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一日午夜，突被地方文攻武卫，率同段公安派出所员警，假查户口之名，连宵搜索强载以去，又继于七一年四月四曰夜中，复遭区公安欧姓人入室，收去《大观帖》、唐高宗《万年宫》等碑帖附记。适痛遭不测，嗣此一病弥年”（《致章士钊书信》）。他感叹文革时期“无书可读”，但还警醒自己“将向学之心，绝不可匠匠”（《致费在山书信》）。一旦有机会，他遂“闭置读书”，他在给苏渊雷的信中说： 吾迩来班书（即《汉书》正读毕，想从事《晋书》，盖二刘《世说》（即刘庆义著、刘孝标注的《世说新语》）海内外料无人可与鄙对。忆前驳徐森玉兰亭文，全用《世说》注为佐证。 《致章士钊书信》 他告诫后学“读书习画均雅事，惟欲精研书画，尤在能先识字攻书。今之从事六法，只求其一而不知其二者，必无成也。吾在宁垣，喜与友人研求书艺，而窃以通习文字为先务。若已能到得此中境地，斯乃一得也”（《致张尔宾书信》）。又说：“作字之暇，须常读书，文言不难，惟必文从字顺，草书亦不可识，夫知笔法令所欲言者惟此。”（《致刘墨邨书信》）当有晚辈习书有了进步，他致信鼓励“大有帖意，不俗最难”（致苏渊雷书信》）。在他看来，“凡人有作，须有所寄托。不然，则字匠之为，有识者定嗤之以鼻也”（《致徐纯原书信》）。对于那些胸无点墨的写字匠，他讥之为“伧父’：“此间有伧父，作字一味草莽，还谈不上姿媚以取态，吾尝大声斥之。然此辈根本不求学问、不能读书，为可叹耳”（《致刘墨邨书信》）。他嘉勉庄熙祖、桑作楷等后学有“有殷殷向学之心，然苦无门可入”，这使他对于“青年一辈，大有动心处。凡天下至公至正，莫如读书习字一途” (《致庄熙祖书信》）。他还指出读书的内容和对青年的殷切期望：“凡学书，必先能读一点旧书 (文学方面）或收集碑板，以供临池。凡属青年一代，均有责任兴复文艺也。”“今日青年学子惟一在能读少许书，书翰能行文畅达。同志来函似已有基础，欲求书艺文字精进，可选购古文及诗篇熟读之，于书法涵润尤有功也”（《致张诚书信》）。 《致徐纯原书信》 我们认为，重读高二适先生的这些言论，不但没有过时，反而对于当代书坛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书法是一门艺术，需要掌握一定的笔墨技巧，但同时书法也是一种文化，它作为在中国文化土壤中成长起来的艺术奇葩，更多的还是应该放置到中国文化之中来认识和理解。随着近年来书法高等教育的发展，学生们不仅要重视临摹创作和书法史论的学习，同时还要加强字外功夫的培养。高二适不断提示后学多读书，因为人生的各种知识之间、艺术的各个门类之间，往往是彼此互通的，既可以互相渗透，也可以互相促进。读书当然不仅仅限于诗文，还包括文字学的基础、哲学美学的素养、旁通姊妹艺术等等。要想真正了解书法，主要的障碍不单单在于技法，更重要的是要了解中国人独特的审美观念以及它背后的文化土壤。不了解中国文化，要想读懂书法，是很困难的。反过来说，书法也可以成为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精神的一个很好的窗口。现在看来，如何从书法中揭示出中国人的文化信仰和人生智慧，还有着很广阔的研究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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