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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强度和工作压力 在2010年5月第一次加薪后，加班时间缩短了，但工作强度较以前增加了。尽管工人尚未从言过其实的加薪中获利，对大多数工人而言，更繁重的生产任务和工作强度却已经开始了。 在富士康最大的厂区龙华园区，2010年9月的生产旺季，每天生产大约13万7000部iPhone，每分钟生产超过90部。富士康的测速部门和生产管理部门以秒来计算工人完成每道工序的时间，并以此安排工人的生产量。如果工人可以完成一定的产量排配，那么第二天就会增加，当工人适应后，又再一次增加，一直达到工人能够承受的极限。昆山厂区的一组男工说道，“我们一分钟都不能停，我们做得比机器还快。”虽然富士康规定工人每工作两小时就有10分钟的休息时间，但是一些生产部门规定没有完成生产排配的话就不允许休息。
2015年1月21日，深圳龙华新区的富士康工厂内，一名工人在午休 富士康的客户不断要求代工厂尽可能快地生产从而满足全球消费者的需求。例如，由富士康代工的苹果公司的iPhone系列不断推陈出新，客户要求尽快把iPhone4白色型号推出市场，以跟上黑色型号的供应和销售。客户对于生产效率和质量的要求使得代工厂商持续地给工人施压，各式电子零部件就在24小时不停运转的流水线上组装完成。在富士康车间的墙上贴着这样的海报——“重视效率，分分秒秒”；“目标达成，除非太阳不再升起”；“魔鬼都藏在细节里”。 工人们普遍被安排在固定的座位或者站位，每一班持续工作10小时至12小时，其强度之大、时间之长可能造成工人身体及心理的伤害。例如武汉厂区一名受访工人对访谈人员说：“我们线上干的是打蜡钉的活，女生都干不来。蜡钉枪有好几斤重，一天干下来肩也痛、胳膊也痛，手都抖个不停。”通过问卷和访谈，工人的不满和抱怨大多集中在：繁重的生产任务，高温、噪音、粉尘等工作环境。由此可见，工厂对于职工安全的保护是非常不够的。 车间的生产线之间，组与组之间也是充满竞争的。在一个车间里，通过对各生产线进行评级以考评各线的生产效率、是否完成任务、是否有人迟到早退等，从而决定各生产线的奖金。一些基层管理也会通过给工人设陷阱以测试工人是否在认真工作，比如说拿走产品的一个小零件，如果工人没有发现这个问题，那么整条生产线的人都会集体受罚。在一个如此纪律森严的工厂，压力自上而下层层下压，处在最底层的工人承受着最大的压力。 孤独感和碎片化的生活 富士康为其工人提供了非常便利的生活设施诸如集体宿舍、食堂、洗衣服务以及其他娱乐设施，然而这些配套齐全的生活设施，实质上是为了将工人的全部生活融入到工厂管理中，从而服务于“即时生产”的全球生产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工人的生活空间仅仅是车间的延伸。吃饭、睡觉、洗衣等工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像流水线系统一样被安排好了，其本意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工人的日常所需，而是以最低的成本和最短的时间实现工人劳动力的再生产，从而满足工厂生产的需求。实际上，工人难以获得真正的休息——不同部门的工人被安排到了同一间宿舍，而日班和夜班的不一致使得工人们的休息常常被干扰。另外，随机的宿舍分配制度也破坏了工人现存的社会关系网络，阻碍了工人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在这样孤独和流水线般的生活空间，工人丧失了他们的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
富士康郑州园区的一名工人 从劳工控制的角度而言，这种厂房—宿舍相结合的生活环境意味着生产与劳动力的再生产均在一个自足的、全方位的地理区域完成。它通过对劳动力便利的地理操控，便于实行强制加班、拖班或者临时安排加班，从而满足弹性生产的需要。这样一种社会空间的安排强化了厂方管理的领域，对于工人的控制从生产车间延伸到了日常生活空间。因此，工人同时面临车间内与车间外的、工作与生活并存的双重压力，工人的社会生活空间很大程度地被剥夺了。 在调研中，我们探访了“连环跳”事件中的其中一名存活者——田玉。在深圳龙华人民医院，这名17岁少女已经半身瘫痪，终日躺在病床上。和所有的普工一样，田玉的工作无聊到令人窒息。她在富士康工作的一个月，就在流水线上负责目检，也就是检查产品上是否存在划痕。有时候还要被线长责备做得不好，做得太慢。在宿舍里，其余的室友均来自不同的事业群或部门，彼此都不熟，关系也比较冷漠，没有人有多余的时间去关心别人。2010年3月17日，在工作了30多天后，田玉忍受不了这种无助和绝望的状态，从四楼的宿舍跳下。她曾回忆这段经历——“我工作的第一天就迟到了。那里太大，我迷路了，所以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车间……在工作了一个月后，到了发工资的时候，其他人都拿到了工资卡，我没拿到。我问线长，线长说我的工资卡在观澜厂区。我去了观澜厂打听，但是又被那些人像踢皮球一样被不同办公室的人踢来踢去……最后我还是没有拿到工资卡。我身上没有钱了，走了一个多小时，从下午走到傍晚才回到龙华厂区。”愤怒又绝望的田玉第二天早上就选择了自杀这种极端做法。 在富士康，工人们缺乏寻求援助的渠道。我们了解到工会并没有发挥相应的作用。高达32.6%的被访工人不知道富士康有没有工会甚至以为没有工会；84.8%的工人表示自己没有参加工会，参加工会的工人仅为10.3%。我们也了解了工人对工会的看法，较普遍的回答是“没听过工会干了什么的”、“工会和公司是一体的”等。由此可见，工会并没有成功地监督工厂的运作，维护工人的权益。更糟的是，一些工人甚至以为工会就是人力资源部的一部分。作为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富士康工会完全忽略了自己的职责，也丧失了它应有的声音。 结论 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国家的积极扶持下成长起来，并成为全球经济不可或缺的部分，然而这对中国工人而言并非是充满希望的。在积极介入经济全球化，以GDP为目标、支持外商投资和出口导向型工业的过程中，同时伴随着的是地方政府在社会和劳工保护方面的缺失。尽管国家在劳动立法方面扮演着相对积极的作用，但是其效果仍然是非常不够的。地方政府追逐经济发展所付出的代价，绝不亚于富士康为追逐全球制造业市场让工人所承受的代价。 富士康的例子对于研究跨国资本扩张的现象具有重要性和典型性，因为它的扩张速度和规模在国内外都无人能及。我们强调这种新型跨国资本的出现生成了一个“逐底竞争”的全球工厂体制和一种军事化的管理模式，正是这种体制和模式造成了新一代农民工的困境。富士康作为跨国品牌的供应商，必须与对手在价格、质量和交货时间等方面相互竞争。为了获取客户的订单，富士康只能尽量降低成本以维持其竞争力，而低利润里的成本也就被转嫁到了生产线的工人身上。因而也形成了一套高度集中化和科层化的生产管理体系。
生产线上的富士康女工（资料图） 在拥有百万生产大军的富士康“紫禁城”中，工人们只能拼命地工作，服从不断提高的产量安排。由于地方政府不能切实地落实劳动法律，类似富士康这样的用人单位才能堂而皇之地忽视超时加班等规定，从而满足全球即时生产体系的需要。通过“科学”方式所实现的非人性管理带给工人的压力是巨大的；劳动的异化，社会支持的缺乏更为普遍。当这些十几岁到二十几岁的新生代工人身处于“一流”的富士康车间与宿舍环境中，他们却似乎更加焦虑和孤单，别无选择。而自杀则是农民工在多种经历中的最极端和无奈的表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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