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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似乎与过去人类历史正在脱节。我们所谓的“进步”，似乎是一辆死亡列车，它带着我们加速度地奔向毁灭。套用狄更斯在《双城记》中说的话：“我们是在最美好的时代，我们也在最无望的时代。” 每天打开报纸，读到的新闻，很难得不是灾害或者悲剧。 国在攻击国，人在伤害人，一神教的信仰，指责其他异教徒为没有信仰的人；一神信仰之中，伊斯兰和基督教，互相指责，彼此伤害。多民族的国家之内，不同肤色的族群，不同信仰的族群，甚至于不同方言的族群，都彼此排斥，逃避灾害者，一船一船、一车一车的，在逃亡途中死于非命。 也有一些逃亡者，是逃离饥饿和贫穷，希望能在另外一个地方，取得求生的机会。可是，在寻找求生之途的边界上，他们面临的是，封杀、逮捕、驱逐出境。在同一个国家内，贫富之间差距正在扩大。在历史上，贫富之间，拥有大片土地者，或者没有土地者之间，其生活形态的距离，还是相差不多。  可今天，任何国家之内的富豪，和他们中产阶级之间，已经过着完全不同的日子。更不用说那些贫穷者，不仅生活朝不保夕，而且永无翻身之日。 近代的世界，经过工业革命，生产力剧增。最近，科技的发展，又将各种资源的应用，发挥到极点。科学的探索，使我们对宇宙、对生命，都有新的理解。不断被产生的各种药物，除了不能永保长生不死外，几乎没有不能治的疾病。 人类的生活，总体而言，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为舒适方便。另一方面，由于卫生条件的改善，和疾病的逐渐减少，人类人口在一个世纪内，从十三亿增加到六十五亿。地球上的资源，虽然经过开发，增加了不少新的项目，但总体言之，我们是在急剧地消费。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将要无法承载目前人口，更不论人口还在继续增加。 为了生存，人类将要面临更剧烈的竞争。不仅人与人之间，要争夺有限的维生资源；群体与群体之间，也要垄断已有的生活资源。为了生活的舒适，人类改变了地球的气候，却加速了地球整体的改变，以致地球的环境，正在走向衰竭。生物种类，因为人类的垄断和全盘控制，已经急遽地减少，甚至于消灭。将来人类可能发现，“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似乎与过去人类历史正在脱节。我们所谓的“进步”，似乎是一辆死亡列车，它带着我们加速度地奔向毁灭。套用狄更斯在《双城记》中说的话：“我们是在最美好的时代，我们也在最无望的时代。” 在这大环境下，中国人的世界，也正在急剧地改变。中国以人为中心的社会，以人际关系建构的秩序和伦理，本来是与西方世界有很大的不同。西方社会是以人与人之间竞争，作为基本假设条件。 一百多年前，西方挟其武力和经济的强大势力，取得世界的霸权。中国文化笼罩下的东方，长期以农业生产作为经济基础，以安定为社会目标，此时也不得不尽力模仿西方。中国文化笼罩的东亚世界中，日本率先以脱亚入欧为口号，惟妙惟肖地学习西方；同时还反面为仇，以武力和经济势力，压迫中国及周边国家。 中国人在现代化的口号下，经过了三次革命，又经过了二十世纪早期的新文化运动，也努力将自己转变为西方模式。二十世纪中期，中国经过翻天覆地的大改变，在大陆上建立新的政权。政治制度的革命对社会的冲击，其严峻程度，还不如因为文革造成的文化转变更为深刻和剧烈。 今天的中国大陆，在经济和军事势力上，已经不可轻视；可是，在社会方面，尤其个人行为方面，已经完全不是旧日中国的面貌。为了现实利益，很多人不顾一切。中国人强悍的生命力，也许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但也往往会伤害别人而不自觉；人与人之间冷漠，可能会使中国社会面临断裂崩解。中国人对于环境的毁坏，也是在竭泽而渔，若是不加控制，将使中国成为一片荒野。如果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成为野蛮人，六分之一的土地成为荒漠，将是人类多大的灾害？ 而中国的另外一部分——台湾，虽然号称要尽力维持中国文化，实际上，台湾的西方化进行得已经非常快速而深入。在当今的台湾，中国文化的痕迹已经非常稀薄了。由于两岸分离所造成的心理上的不安定，导致台湾一般青年人，放弃追求大方向的胸怀，只寻求今天的安定和舒适。一个不关心未来的地方，将没有办法在迅速改变的世界上，求得立足之地。 中国传统的文化，在清代就已经历了僵化的过程。在精神方面，中国人的信仰，却还是延续过去儒、道、佛三家融合的理念。地方上的秩序，也延续了既往民间自治的习惯，可以不经官府治理，大致保持安定。经过上述的几次革命，尤其两度文化观念上的转变，究竟中国人将何去何从？  今天的西方，本身也正在面临急遽的改变：基督教信仰笼罩的近代社会，经历了近代科学与工业的发展，原来依附在基督教信仰上的资本主义，逐渐脱离了基督信仰的本质，追求财富和权力成为新的信仰。资本主义与社会之间的斗争，互相削弱，而前述近代社会的急剧变化，今天西方文明笼罩的世界，寻求方向而不得，沦为将要分崩离析的局面。 一个世纪来，中国人学习的对象，已将陷入无以为继的困局，中国人将何去何从？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其发展的形态和方向，将影响到世界整体的前途。在这一系列文章中，想从检讨过去和当下入手，提出一些我们该注意的问题供大家思考。也许对于中国人寻找自己，和重建适合自己的社会结构及精神生活，能起到一些提醒的作用。 这一份心愿，我已经许下去很久，但是限于能力，一直没有动笔。 最早启发我的作品，乃是冯友兰的抗战期间撰写的《贞元六书》：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六篇。这六篇著作，从1939年到1946年陆续出版。这本书的内容，就是尝试为中国文化的精神部分，重新检讨，并且启示一个新的方向。 从上述出版年份来看，这是抗战时期的著作，第一篇发表的时间，是抗战第三年，最后一篇发表的时间，则是抗战胜利后的第一年。这个时代，正是中国存亡之际，历经艰苦挣扎，终于熬到国土重光。在战争期间，艰难困苦，存亡未知，可是为了国家民主，更为了中国文化的延续，当时知识分子，可以在警报声中、防空洞口、大树底下，弦歌不断，希望中国的文化种子不因此而中断。 冯友兰本来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对中国的文化有家学渊源，根底很深；对于西方的学问，则是在美国留学，专治西方哲学。这六篇文章，是他努力检讨中国文化渊源，也设想如何使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接轨的综合作品。其中，新理学、新原道和新世训，都是相当专注地重新阐释中国哲学传统，也尽力设法融合儒、道、佛三家的不同思想，既有批判，也有新解。新事论和新原人，则相当程度地注意到，中国人新时代应有的伦理观念。 冯先生的著作，当时引起极大的反响。哲学家们各以其自己门派的观念和方法学，对冯先生的综合理论，有相当的批评；然而，一般的知识分子，都深深感觉，这六篇著作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对于中国面对复兴的局面，有相当重要的启示。 很快，中国内战后政权转移，冯先生以唯心论的立场所做的研究，与新政权的唯物主义互不兼容。在政治权力压迫之下，冯先生不得不牵藤补屋，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作一番糅合。这个努力其实相当困难，而且冯先生得到的结果，也很难取信于读者。于是，本来的《贞元六书》，竟不再被人注意。在海内外，牟宗三、唐君毅等先生，延续熊十力先生提示的线索，希望重建儒学。世人对他们的注意，现在已经超过对于《贞元六书》的讨论。 而我认为，冯先生的著作体大思精，他所谛视的方向，其实是我们现代人都应该注意的。我的这一系列写作，也是尝试在这个方向寻找途径。 只是，冯先生的著作是哲学的研究，其中有不少的部分是非常精微的讨论，有的是区分中国传统哲学中不同学派之间的差异，包括理学、新学的差别，也包括儒家、道家之间的差别以及彼此的影响。在学理上的研讨，作为一本哲学著作是必要的。然而，对于一般读者，却不容易吸收，更不容易转化为自己思想的指标。 同时，冯先生所处的时代，与今天的时代有极大的不同。以现代科学发展的情形而论，冯先生对科学的理解，还是局限在牛顿力学的宇宙论，而今天，我们所采用的，则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理论之下的宇宙论。  今天科学思想和中国传统思想之间，比较十九、二十世纪的绝对理论，似乎更有可以互相接轨的可能。最近半世纪来，经济全球化引发的文化全球化，也带来了新的局面。与二十世纪时代的国家主义相比，今天的全球化，浸浸然要以更广阔的天下思想，来代替尔疆我界的国族主义。 当时，冯先生怀抱强烈的文化民族主义，在国家危亡之际，有如此情操，也是自然的反应。甚至于，他在后来屈从于政权的压力，也是由于国家民族这四个大字，在须弥山的巨大压力下，他难得再有别的选择。如果有人以“气节”相绳，未免有欠厚道。 这些新的局面，使得我们对未来展望全然不同。以至于“贞元六书”所陈述的大方向，以及提示的新人类精神，都不太能够相符了。我以后生小子，居然在《贞元六书》之后，还能写这些文章，其实不敢挑战冯先生的经纬大作。却是盼望，在新的世界文化将要逼人而来的时刻，更作一番检讨。 我自己接受的专业训练，不在哲学范畴，多少年来慢慢地累积，我的研习方向，都在社会学、人类学和考古学方面；这些学科，是在人类的具体生活、日常经验方面，而不是在形而上的思考。 十五岁时，冯先生的六论对于我的认知，有深刻的影响。七十年来，我对这六书的感受，还是钦佩不已。然而，我必须要从自己的专业方向，追随他的足迹，另外找一条路，重新检讨中国文化中的精神层面。 现代的社会学在中国生根，吴文藻先生的引导功不可没。他有三位大弟子，在中国社会学的研究方面，各自有其代表作。 费孝通先生以“差序格局”，陈述中国的人际关系——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同心圆网络，从自己开始，扩散为各种不同的人际关系。与“差序格局”陈述有密切关系者，则是费先生在《江村经济》中，提出的市场与农业生产间的互应。 许烺光先生对于家庭世系和世代传承的研究，提出了中国以人为中心，而不以神为中心的时间延续线。 杨庆堃先生对于民间信仰的研究，更是着重在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这种关系乃是以人为本，而且神间的秩序，就是人间秩序的映照。他对于集镇到城市间的延续，则是讨论中国人生活中，社会空间的重要著作。后来，美国的学者Skinner在此基础上，将其理论发扬光大，成为一时显学。 杨先生对于人神关系和经济的研究，毋宁与上述费、许二位先生的研究，有相当程度的叠合和呼应。这也是同门师兄弟，在观念和方法学上有互通之处。 我在上古史方面的学习，甚多借重于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在这个领域上，生产方式、生产能力与人的精神生活之间的关系，是考古学的重要项目。从漫长的古代，考古学方面提供的线索，揭露了人类如何缔造一些“神间世界”的面貌。这一个过程，乃是宗教信徒甚至于哲学家们较为忽略之处。人创造神？还是神创造人？大概真只有在考古学上，才可以找到一些答案。这一部分，也是本书追寻人类精神生活时，与哲学家着眼点很大差别之处。 在此系列文章的后面，有相当的成分，我会借重社会学家与考古学家的观察和理论，开展我自己的想法。因此，在这一系列文章中，我的着眼点与冯先生的形上学理论，有相当的不同，这个“人间的精神”，将是本系列文章的重要立足之处。而且，我注重的“人间”两个字，乃是意指最普通的百姓。他们不一定注意到古代学者的理论，却是躲不开从这些理论上建构的一套社会秩序和人伦格局。 因此，我在讨论的过程中，有一部分回溯到中国传统文化，那一部分可能不是引经据典地讨论原典，而是撷取传统各家思想的综合成果，以其影响人间生活者，为主要的着眼点。 至于讨论到今天生活的文化环境，既然今天的中国，已经不能脱离现代西方文明笼罩的世界，海峡两岸的中国，以及新加坡等处代表的海外华人思想，都是孕育于现代文明的环境下。 上面已经提到，现代文明重要的一环，乃是现代科学呈现的宇宙观。另一重要的环节，则是工业革命后转化的资本主义经济，以及与它相撷抗的社会主义。这一个范畴内，在近代的变化也极为巨大。 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有密切关系，城市化是一个世界各处普遍呈现的发展方向。过去建立在农牧生产的经济，有相应的精神生活。今天既然已经有如此巨大的改变，我们规划现在和未来的精神生活时，这一巨大的转变，也必须在考虑之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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