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忌，一九七九年出生，宁波人。二〇〇二年开始发表小说作品，先后在《江南》《钟山》《人民文学》《收获》等杂志发表长篇及中短篇小说共计上百万字，出版过中短篇小说集《小京》《海云》《素人》，长篇小说《公羊》《出家》。曾获人民文学新人奖、於梨华青年文学奖、二〇〇七年度浙江省青年文学之星。  程德培 生活中张忌是个非常精彩的人，和他小说的色调有反差。他的日常语言，包括一些荤段子，都充满了文学性，他回答别人的话总是话里有话。我特别希望张忌能把生活中的优势转换到书面上，就算做到一部分，他的小说也会有很大精进。  施战军 他喜欢观察人与人之间各种各样的关系，他的写作不是用非常狂躁的节奏来推进小说，而是非常平静，里面又别有慧心，给人感觉这个作家既聪明又耐得住性子，人物性格都很鲜明。一个好的作家，无论写恶棍还是流氓，是写底层还是高层，首先得把心交出来，要完完全全地贴着人物走才能写好。张忌在这方面完成得非常好。  程永新 张忌的叙事语言舒服，讲故事的能力非常高，但现在，他更需要的是一个大的想法。目前，还没有从他的作品中看到一个大的精神层面的想法。一个作家一段时期的想法会支撑他的一批作品，余华、莫言都是这样。另一方面，张忌是一个非常幽默、非常机智的人，但可惜的是，目前他的这种特点还没有完全融入作品中。如果他做到这一点，他对生活的观察会更深刻，他的作品会更放松、更好。  王 干 张忌一九七九年出生，按他接受的教育和成长环境，可以归入“80后”，但是张忌的创作和“80后”作家又有较大差异。张忌是一位讲究叙述的小说家，他的叙述给人的感觉是充分打开的。张忌的充分打开体现在各个方面，比如人物、故事、语言等等。  金 理 这十年来，我没有刻意追踪过张忌的创作。过眼的就拿来读，好像篇数并不多，印象中其小说面目亲切，但背后的意蕴又很费思量。他新写的《出家》（首发于2016年《收获》长篇专号春夏卷），对以往的创作路数有继承但又气象一新，让我暗暗吃惊。 1
汪曾祺有句话，说小说就是往小的地方说说。这话说得简单，却很坚定地传达出了一种文学上的审美取向。 一直以来，我都觉得作家分两种，一种作家，他能手术刀般地割开事物的表面，直达本质。这种作家所呈现出来的作品往往尖锐而又深刻，比如鲁迅。而另一种作家，他的文学不是解剖式的，他对文学的理解和展示，是舒展的、微妙的、似是而非的，他的文学，不是呈现思想，而是表现审美，比如汪曾祺。在我看来，那么多作家中，能像鲁迅那样锐利深刻的，凤毛麟角。同样，像汪曾祺那样在文字中展现审美的，同样稀少。对于我来说，我可能更想努力成为后一类作家，因为写了十多年，我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长短，我的审美和经验，都决定了我不适合去写那种庞大深邃的作品。我只能在小的地方说说，在能力范围内试图努力去解决一些小说的基本要素，比如语言，比如人物，比如一些细节的辗转腾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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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跟人说，我很喜欢南非的作家库切。库切有一个很有名的小说叫《耻》，很多人在谈到《耻》时，都会谈这个小说思想上的高度，关于种族隔离制度，关于人类的命运，等等。对我而言，我也关心那些东西，但《耻》真正吸引我的，是这个小说的完成度。《耻》，我读了两遍，我始终会被它那种真实而又迷人的细腻感所吸引。我固执地认为，这种细腻度是决定小说质量的关键。同样，我也很喜欢卡夫卡的《城堡》，这个看似简单的小说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致。事实上，我对卡夫卡其余的小说毫无兴趣，只有《城堡》是例外，因为我坚定地认为，这是他所有作品里完成度最好的一个。 或许，很多作家不屑于谈这些，在他们眼中，对于库切、卡夫卡这样级别的作家来说，所谓的完成度，都是最基本的东西，用这个衡量他们的作品显得低级了。但问题是，我所看见的一些小说，虽然也能看出作者有很好的想法，但在具体的文本上，却粗糙简单，让人无法信服。我一直坚定地以为，一个小说最重要的东西是它的完成度，换言之，也就是作家的能力。没有这个前提，所有的东西都是难以成立的。一个几万字的小说，如果只浮着一个赤裸裸的想法，我不认为这就是小说。小说很微妙，同样一个故事，有没有文学性，或者这种文学性有没有价值，它体现在字里行间的每一个细处。我特别在意这一点，这是我文学上的一种洁癖。
3 我很喜欢阿城，阿城在谈论小说时的几点想法，让我受益匪浅。比如他讲到标点符号，他说标点符号真正的用法，并不是语法上的作用，而是语言的节奏点。我们总是看西方小说，西方小说的句子很长，因此很多作家都不知道应该在哪里断句。这话说得精彩。同样还有汪曾祺，他的语言那么好，为什么？据说，汪曾祺从小就喜欢念戏文，念得多了，他就念出了里头的节奏感，久而久之，那种节奏感就成了他骨子里的东西。 念书的时候，看到贾平凹的“商州”系列散文，我觉得这是很好的语言。后来又看他的《废都》《白夜》之类的小说，我就不是很喜欢。再后来，我看沈从文，看阿城，看汪曾祺，感觉是碰到了我喜欢的东西。之前，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喜欢贾平凹的语言，看了阿城、汪曾祺，我就明白了，贾平凹的语言好是好，但却缺少必要的加工，完全的古腔古调，套在现代人的口中，显得别扭。而阿城和汪曾祺，虽然他们的语言也是传统的路子，但看起来会显得更有趣、活泼和节制。之所以会这样，我认为是因为他们更擅长“消解”，他们懂得如何选择语言、处理语言。每当他们的小说里出现让普通人觉得不能信服的古意时，他们都会及时用很巧妙的东西去消解，这真是让我受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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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在北京，贺绍俊老师跟我谈到我的小说《小京》，他说到了里面的一个细节。他说小说里头有个火车站派出所的人物，喜欢说口头语，蛮好蛮好。贺老师问我，这样的人物跟小说内核看上去没有太大关系，为什么你还要写？我说，我不喜欢小说里的每一笔都用力，每一笔都精打细算，我希望我的小说是有各种意向的，甚至让我最得意的是，我写了一个东西，我说不出来，你感觉到了，但你也说不出来。这是最美妙的。 现在，我越来越喜欢这种不清晰的小说。我不想搞清楚自己想写的是什么，我想表达的是什么。我欣赏的小说，它应该是曲折的、幽深的，就像中国的园林。在中国的园林里头，从来都没有一条直来直去的路，它讲究曲径通幽，一条弯弯曲曲的石子路，间或有奇石，间或有几根瘦竹。你说不清它们具体有什么用途，但你却能感到它们是合适的、妥帖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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