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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天约定的时间，我见到案件委托人。他急切地对我说：“我的朋友叫杨坤，她杀了她妈。”我以为我听错了，问：“杀害亲妈?”他点点头，继续说道：“是杨坤让丰台重案组通知我的消息，让我为她聘请律师。” 我惊呆了，弑母案，是什么样的仇恨能让一位女子向自己的亲妈痛下杀手?是她有什么隐情，还是她精神有问题?在一连串的疑问下，我接受了委托。 2014年5月中旬，在北京市丰台区看守所门口，我第一次见到了37岁的杨坤。她身高1.65米左右，略胖，干净利落，清秀。从外貌看，很难把她与杀人犯罪嫌疑人联系在一起。通过与她简单的交流，我心中的问号更大了。  2014年5月28日，我第二次去会见杨坤。我坐在会见室的铁窗外侧等着。片刻，一排穿着橘黄色、蓝色马甲的人从深深的走廊里排着整齐的队陆续走了出来。杨坤一眼就看到了我，走到我面前笑了一下，很有礼貌地跟我打了招呼。我开始询问她案情。 杨坤讲述道：“2014年1月中旬，我带着7岁的女儿回家。我61岁的母亲正在睡觉。我做好饭，喊母亲吃饭。后来，我向母亲借钱，母亲就开始骂我，骂得很难听。母亲一边骂一边吃了几片安眠药。我继续向母亲借钱，称此次借钱是去做生意，希望她相信我一次。但是，母亲死活不借给我钱，并说我又想骗钱出去吃喝玩乐。我怒了，我俩吵架声越来越大。我的女儿走了过来，我让她去隔壁房间看书。再后来，我用电话线、胶带将母亲捆绑起来，又回到我的房间取出前几天购买的体温计，砸开两支体温计取出里面的水银放入杯子。随后，我将带有水银的水灌入母亲口中，并用秋衣秋裤堵住了她的嘴、蒙住了她的眼睛。然后，我开始翻找财物，在已去世父亲的西服口袋内找到了银行卡、母亲的工资卡、家门钥匙。等我回过头来再去看母亲时，她已经没有反应了，我给母亲盖了红色被子。之后，我带着女儿去了7天酒店。” 杨坤说，她其实只想吓唬一下母亲，没有真想杀她。后来，她就想陪女儿过完生日和春节就去自首。其间，她回过两次家，第一次是回家拿了2000元钱，第二次是因为经济拮据她带着女儿在家住了一晚。 案发时，因为杨坤将女儿寄放在邻居家，她未能按照约定时间去接女儿，邻居联系不上杨坤后报了警。警察去杨坤家敲门，家里无人应答，屋内还飘出恶臭味道。警察便让开锁公司打开了杨坤家的门，进而发现了杨坤母亲的尸体。 后来，杨坤给邻居打电话称要去接女儿，邻居告知已将其女送至派出所。她到达母亲家小区楼下时，看见到处是警车，知道案发了。杨坤从小区后门出去，边走边给派出所打电话询问女儿的情况。挂了电话后，她一直在派出所附近徘徊，后被警察抓获。 在讲述案发经过时，杨坤出奇地冷静，似乎在讲别人的故事。我忍不住地问她：“你们家有精神病史吗?”她斩钉截铁地告诉我：“没有。”我继续问：“我想为你申请精神鉴定。”她说：“不用申请了，预审已经准备给我做了。” 讲完案情后，杨坤问我她女儿的情况。我说，孩子在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她突然哇地一声哭了出来。在我临走前，她问我：“朱律师，你什么时候再来?”我看着她渴望的眼神说：“我保持一个月来一次，如果有特殊情况我会提前来的。” 至此，案发的全过程已经明朗，而我的心却久久不能平静……除了精神病，还有什么好辩护的? 之后，我依然每月去见杨坤，我认为她不仅需要法律服务，还需要别人对她的尊重和心灵上的关怀，而我在那时是她唯一能见到的外面的人。 2015年年底，杨坤的精神病鉴定结论出来了：无。 2016年1月，杨坤被转入北京市第一看守所，罪名为故意杀人罪和盗窃罪。 2016年8月18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杨坤杀母案。临开庭前三天，我再次去见了杨坤，我想了解一下杨坤母女之间的关系。 原来，杨坤从小与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上小学一年级时开始与父母一起生活。杨坤小时候，她的父亲特别疼爱她。她的母亲则对她比较严厉，常常打骂她，她的右小腿上至今还留有被母亲踢过的痕迹。 1997年，杨坤开始上班，在百货公司、航空售票处都工作过，她挣的工资也都交给了母亲。 2004年，杨坤与第一任丈夫结婚。一年后，女儿出生，杨坤开始全职在家带孩子。她的丈夫则开始玩牌、喝酒，要么不回家，要么回家也是带着牌友，并经常打骂杨坤。两年后，两人离婚，女儿由前夫抚养。 2007年，杨坤与第二任丈夫结婚，她又生了一个女儿。由于丈夫是外地户口，他们女儿的户口一直未能落到北京。婚后，丈夫的工资都拿去贴补其外地的父母了，杨坤父母的资助成了她的主要经济来源。因此，母亲对她的意见挺大。6年后，杨坤与第二任丈夫离婚，他们的女儿在案发前一直跟随杨坤。 2009年，杨坤的父亲在内蒙古打工时遭遇交通事故不幸去世。杨坤的母亲一直认为，丈夫是为了贴补杨坤和外孙女才出去打工并去世的，是杨坤害死了丈夫。因此，她对杨坤有了怨恨，母女间的矛盾爆发。杨坤父亲的死亡赔偿金由杨坤的母亲保管着。杨坤认为其中有自己的份额，多次向母亲索要。未果后，两人经常吵架。 第二次离婚后，杨坤搬回家与母亲同住，母亲却拒绝给杨坤钥匙。杨坤外出回家后经常被锁到外面，只能去肯德基、麦当劳过夜。 有一天，杨坤的母亲在小区遛弯时，被一名自称能为杨坤的二女儿办理北京户口的人骗去了16.5万元。对此事，杨坤的母亲也记恨杨坤。她经常对杨坤说：“要不是给你孩子办户口，我也不会被人骗。”之后，母女关系更加恶化。两人打架时，棍子、椅子、刀都用过。有一次，杨坤的母亲拿刀砍向杨坤，结果砍到了门上。 杨坤从小到大就没拥有过自己家的钥匙。作案后，她拿到钥匙的一刹那，感到自己终于当了一回主人。 在法庭上，杨坤表现得很冷静，只是偶尔有点哽咽。特别是每每提到她二女儿时，泪水总会从她眼里不自觉地流出来。 任何行为都一定是有原因的。人实施犯罪的行为同样如此，钱、物、尊严等任何形态利益只是表层原因，真正的核心原因是心理过程。每个人在身体发育的同时完成了心理成长。心理成长主要是通过与父母(更准确地说是养育人)互动不断学习完成的。 暴力互动成为母女习惯的沟通方式 如杨坤所述：幼年时和成年后母亲常常对自己打骂，第一任丈夫也经常对自己打骂，两任丈夫都对自己缺乏关爱、呵护。 这些事实说明，杨坤的母亲习惯采用暴力方式解决问题，而她母亲的暴力手段完全不同于很多家庭中的“吓唬”、“警告”，甚至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打孩子”，而是以相当的力度打得孩子身上留下了多年无法消退的伤痕。母亲的行为扭曲了杨坤内心对“爱”的定位，她把被打、被骂当成是自己熟悉的爱的味道。成年后，杨坤学会了母亲处理问题的暴力方式。不仅如此，暴力互动成了母女相互习惯的沟通方式。 杨坤母女间是有爱存在的 多年来，杨坤父母的贴补一直是杨坤的主要生活来源;杨坤的母亲为给外孙女办户口，被他人骗了16.5万元;“发现母亲已经没有反应了”，杨坤给母亲盖了红色被子;她一直没有处理母亲的遗体……这些事实说明，杨坤的母亲接纳了杨坤多年“啃老”的事实。虽然杨母因为钱与杨坤打了起来，但却从来没有下狠心要女儿和外孙女离开家自食其力。这足以说明杨坤的母亲非常爱女儿，这些爱以潜流的方式存在。而以上种种表现也说明杨坤内心对母亲也是有爱的;否则，杨坤将不只是杀母，很可能还将循着“分尸毁迹”的犯罪路数有进一步的罪行。 杨坤杀母的深层心理原因 杨坤提到：自己经常被锁到门外，从没有拥有过自己家的钥匙，挣的工资都交给了母亲，父亲死亡赔偿金都由母亲保管。从这些事实不难看出，杨坤有一名极其有控制欲的母亲。一名极其控制他人的人往往会按照自己的想法一意孤行，而不关注其他人的感受。一个心理感受被母亲严重忽略同时又处于母亲严厉控制下的孩子，有可能成为两类截然相反的人：一类是敏感、脆弱，生活技能等各种能力较低;另一类是会同样不关注他人的感受。他们没有成熟、健康的人际互动方式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要么公然对抗，如杨坤;要么背后用暗劲、阴招。 杨坤还提到：自己在家带孩子、做家务、不工作，经常在肯德基、麦当劳过夜。 放眼社会，因带孩子、做家务就无法工作的中国女性比例并不高。“啃老”是个体最便利的生存方式，长期“啃老”必然导致自立意识和自立能力降低。 杨坤的自尊度偏低，也没有自立的态度。因此，多次冲突后，杨坤也不会主动离开母亲独立生活，而是牢牢地纠结在其中。她没有成年女性独立于社会的心理力量和考虑问题的思维方式。 个体心理的成熟度与生理年龄不存在必然的同步关系，成熟的个体会发现自己的不足，并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完善自己，甚至很多成熟的人会进一步完成对父母的反哺，达到用行动帮助父母改变行为和思维方式的高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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