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部幸信汉代史系列讲座纪要

阿部幸信教授汉代史系列讲座纪要

 

2016年9月29日、10月13日、20日，日本中央大学文学部东洋史专攻教授阿部幸信先生围绕汉代历史，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历史学系、出土文献研究所进行了三场系列讲演，题为《汉代官僚机构的构成》、《论汉朝的统治阶级——以西汉时期的变迁为中心》、《皇帝六玺的成立》。

在演讲中，阿部幸信教授利用极为有限的史料，从印绶这类看似琐碎的问题入手，通过细致的分析和思辨，发掘其象征意义和思想内涵，引入国家结构、统治方式等重大问题，提供了许多新的认识。阿部教授的演讲呈现出独特而富有魅力的研究风格，也反映出当代日本秦汉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和方法取向。校内外师生约200人次聆听了演讲，从中获益匪浅。

阿部幸信教授应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邀请，作为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高级访问学者，于2016年9月23日至10月22日访问北京大学。来访期间，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出土文献研究所的阎步克、陈苏镇、罗新、王铿、叶炜、陈侃理等老师与阿部教授进行了多次不同形式的学术交流，加深了中日秦汉魏晋史和出土文献研究领域的了解与合作，访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以下是三次演讲的纪要。

 

一、《汉代官僚机构的构成》

2016年9月29日上午，在罗新老师的主持下，阿部幸信教授的演讲《汉代官僚制度的构成》，在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学术报告厅举行。

阿部幸信教授首先回顾了日本学界在战后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情况。在当时主要存在两种倾向，一是以西嶋定生、尾形勇、栗原朋信为代表的国家论，一是以增渊龙夫为代表的社会论。前者专注于对国家秩序的外形，如身份、内外界限等的阐明，探讨国家如何整合；后者则偏重于对时人心态，如服从意志的来源的解释。相较而言，中国学者对国家论更为熟悉，许多重要著作都有中译本，对社会论则略微生疏。阿部教授同时指出这两种理论的缺陷：僵化的机构论容易陷于空论，仅有个别的人际关系权力又无法产生作用。为探讨使权力发挥作用的机构与时人心态两者之间的关系，本次演讲以印绶制度为切入点，对汉代官僚制度与君臣关系的复合进行了讨论。

阿部教授认为，不是所有的官僚均持有印绶，印绶也不只是皇帝对官员表示“信任”的象征。汉朝只有统管属吏或有封邑爵位的官僚才会被赐予公印，因而公印的赐予象征的是被授予统管属吏的资格或权力。绶则与参加朝会的资格相联系，绶色代表持有者在朝会中的位阶。这种位阶表示功能，意味着绶象征公、卿、大夫、士这样的周制身份。成帝绥和元年以后，绶制及其代表的周制位阶从官秩序列中独立出来。由于赐绶范围的扩大，按周制而定的朝廷秩序延伸至官僚机构的末端。

综上而言，所有持公印的官长都分有在官僚机构之内人际关系的一部分，这就意味着各官府内部的统辖关系是“自立”的。绶表示作为朝廷秩序的周制身份，所有持有绶的命官都分有与天子（非皇帝）直接连接的礼制身份，这表明各官府内部的秩序是“他律”的。汉代官僚制度是“自立”和“他律”的复合物，这样的官府复合体被阿部教授概括为“拟制性封建”。

演讲结束后，阎步克老师作了详细的评议与讨论。阎老师盛赞了日本学者在中国史研究上的能力，称他们既善于钩沉史料，又关注宏观框架。他认为，阿部教授讲座的核心概念是“封建拟制”，这一概念的提出与八九十年代以来日本学界流行的专制国家论有关，它超越了东京和京都的学派分野。秦至汉前期的社会是高度供给制、行政化的，完全以吏治天下。但到西汉中后期，以“周制”为主要内容的旧的等级符号在古礼复兴运动中重新复活，并将官僚身份等级化。阿部教授对这种封建拟制的进行讨论有重要意义。

阎老师指出，本文最特殊的贡献在于对印和绶进行分别讨论。在过往的研究中往往会将印和绶当做一种组合配套、不可分割的事物。实际上，朝位与绶对应，不只受秩级决定，是一种综合秩序的体现。这一思路与他自己近年来对位阶的关注是一致的，值得继续深入研究。阎步克教授也对演讲中的部分观点作了商榷。他认为，公印的有无与治事与否紧密相关。西汉时存在大量丞印，但丞并非长官，其可以拥有公印完全是因为承担众多行政职事。亭长及司马这样的军吏也有公印和属官，但公印是否代表他们与下属形成了第二次君臣关系，还可存疑。

 

二、《论汉朝的统治阶级——以西汉时期的变迁为中心》

2016年10月13日下午，在王铿老师的主持下，阿部幸信教授在人文学苑5号楼历史学系B117课室进行了题为《论汉朝的统治阶级——以西汉时期的变迁为中心》的讲座。

阿部幸信教授首先解释了自身着重关注汉朝统治秩序的原因。汉朝在中国历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是第一个在欧亚大陆东部实现长期稳定支配的王朝。秦朝的统一是秦始皇的个人行为，而汉朝则为后世确立了“一统”的“模式”。一方面汉朝的版图在后世被认为是“应该统一的空间”，另一方面其制度和文化也被理想化。实现一统的权力，即皇权统治，也是在汉代才确立的。这种权力关系下包括皇帝与诸侯王的关系、皇帝与官僚机构的关系等。基于上述认识，阿部教授在本次讲座中意图通过西汉时期统治阶级范围的变化回应两个问题：一、在西汉的历史过程中，统一如何实现；二、在一统秩序下，皇帝制度如何控制官僚机构。

汉初构成原高祖集团的淮北集团凭借军功，独占国家机构的上层，成为特殊的统治集团。这一统治集团以淮北地域的任侠风气为特征，势力基础严重依赖支配者间形成的人际结合。随着文帝即位，熟悉北方情势且与东方尖锐对立的代王国旧臣转入汉朝，对匈奴政策和对诸侯王政策的重要性也随之增加。因此，汉初根源于淮北这一特定地域的政治手法，开始转向泛地域性的价值观，以此为基础形成了新的秩序。

武帝时期在汉朝掌握诸侯王国人事权的过程中，因为汉廷派遣充任的官职数量不断增加，造成人才短缺，因而，对匈奴战争产生的军功者与购买军功爵者被大量吸收进入汉朝的国家机构之中。汉朝支配领域的扩大与国家机构成员的人员构成变化，阻止了依存于特定出身和地域性者形成自律性的集团和阶层，结果导致君权的上升。

由武帝实现的“海内一统”至西汉末稳定之后，天下的整体面貌有了再检讨的必要，由此开始了重整天下内部秩序的尝试。成帝绥和元年实施的绶制改革即为其早期举措。这次改革将“大夫”身份的下限由秩六百石改为黑绶，同时将秩四百石、三百石的县长改为黑绶，以扩大“大夫”身份的范围。与此同时，在察举制度、任官制度和监察制度这些规范人事的诸制度，也出现了与绶制密切相关的新面貌。结果，由黑绶以上官员构成的“支配层上层集团”，形成了与特定地域性无关的无地域性存在。

讲演结束后，陈苏镇老师对本场内容进行了简要点评。首先回顾讲座的要点，认为阿部教授对绶制的研究很有启发意义，体现了日本历史学界构建弘大框架与细节史料爬梳相结合的一贯特点，极为值得国内学者学习。陈老师随后提出，阿部教授研究中涉及的若干问题尚有继续探讨的空间。其一，作为分界点六百石和墨绶在汉代实际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可以达到什么程度，分界点之上和之下的区别又在何处。其二，战国秦汉的任侠之风不限于淮北，任侠风气是否可以视为刘邦集团的本质特征，还有待进一步考虑。

 

三、《皇帝六玺的成立》

2016年10月20日上午，在陈侃理老师的主持下，阿部幸信教授在出土文献研究所进行了题为《皇帝六玺的成立》的演讲。

阿部幸信教授首先介绍了自己过往的研究方向，主要包括三点：一、汉朝支配机构的构成与变迁；二、汉代国家秩序与天下秩序的关系（包括“天下”概念的变迁）；三、其他，如汉代政治思想、汉六朝印绶车服制度等。他接着指出，本次报告的内容是对过往问题意识的一种综合，从对皇帝玺印制度的分析出发，探讨汉代王权的二重性及其来源和变迁，同时也对汉朝支配机构的构成与天下秩序的关系加以讨论。

阿部教授回顾了栗原朋信、西嶋定生、斋藤实郎等学者对皇帝六玺制度内容和建立过程的研究，介绍了自己所做研究与上述学者的关系，也指出此前研究存在误解文献记载、忽视考古资料、史料批判不充分等问题。接下来的报告，仔细梳理皇帝三玺和天子三玺的形成过程及意义，认为汉初的皇帝玺有两枚，分别是来自秦、齐系统的面向直辖地的“皇帝信玺”，以及来自楚系统的面向诸侯的“皇帝行玺”。“皇帝之玺”是基于成帝时期的拟制性封建以及皇后的对偶性要求出现的。其印文用辞说明这一时期皇帝制度已经脱离地域性，成为普遍性的存在。

天子三玺则在成帝绥和元年至平帝元始五年之间形成，与拟制性封建和郊祀制度的成立有关。对应作为皇帝私印的皇帝三玺，天子三玺是被同时设置的三枚皇帝公印。这表明汉帝国的内与外相当于官府的内与外，是一个以皇帝为官长的巨大官府。“汉家”是由许多“家”构成的复合体，皇帝只是最大的“家”的家长。以皇帝为天子，并通过祭祀加以神圣化的郊祀制度，固然引起了皇帝的至高化，但其意味不是皇帝的绝对化，而是相对化。

结束报告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叶炜副教授对讲座内容进行了点评。指出阿部教授的研究整体性很强，具有贯穿性。从有限的材料出发进行细致的分析，堪称体大思精。不同于以往的结构性研究，这是一个过程性研究，将皇权制度变化的过程和意义进行了充分展示。叶炜先生也对阿部教授的研究观点提出了一些疑问。首先是行玺和信玺的来源问题。据湖南里耶出土封泥和封泥匣可以确定阿部教授引用的“皇帝信玺”封泥是秦代产物。秦虽采六国礼仪，但以冠制为例，可知借用的制度是施于臣下的，因而皇帝玺印制度的来源还有待深入研究。其次，秦时会出现私印与公印共同使用现象，私印、公印的界限及意义也需要重新诠释。再有则是家国问题。西周时期已经出现了家和国分离，从西周到秦汉的长时段变迁还有研究空间。

最后，陈侃理研究员代表出土文献研究所，对阿部幸信教授在北大访问期间带来三次内容充实而精彩的讲座，表示衷心感谢。

 

（李彦楠、陈侃理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