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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传承:点亮城市化回家的路

 方圆儒人 2016-10-24
    一、背景与反思:时代变迁中的文化张力
    回望浙江城市化发展历史,从农耕时代鱼米之乡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到上世纪末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块状工业,再到如今市场活跃、万众创业的互联网时代,技术革命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也间接导致了人类文化环境的交替变迁——与世隔绝的庆元县大济古村衰败沉寂了,很难想象这是宋朝鼎盛一时的“进士村”,也是王守仁不远千里到过很多次的文化中心,原本偏安一隅、静心修学的文化传承方式已经无法适应现代人才集聚交流的头脑风暴模式;但谁能预想到,20年前水运交通被公路交通替代后,临将凋弊的水乡乌镇因为积极转变发展模式,一跃成为世界瞩目的互联网大会永久性场址——工业化进程使城市化方式由孤立分散趋向集聚集中,而信息技术的应用扩展,突破了传统的地域分割,其“无边界、去中心、碎片化、分布式”发展格局,正好契合了传统村落的分散布局模式,使得传统分散聚落和新生活方式的嫁接充满了更多的可能性。
    尽管城市化的空间拓展表现出一种回归趋势,但精神家园的失落却仿佛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杭州这个具有2200年历史的城市,现只留下龙兴寺经幢、南宋御街遗址、凤山水城门、保俶塔等寥寥几个历史节点,缺少了明清时代的总体感官风貌,北山路、南山路、中山路上的民国时代的建筑已成为珍贵的文物,连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建筑也只剩下浙江展览馆这一座了。当灵桥因为道路通行需要而不断被修整拆解,逐渐失去德国传统工艺而支离破碎;当老外滩天主教堂因为一场莫名的火灾整体结构毁于一旦而满目苍夷;当月湖历史文化街区成为无人区只剩下天一阁藏书楼顾影自怜,宁波“书藏古今、港通天下”这张金名片的历史底蕴又何处可依?随着城市边界无目的地扩张,马路越修越宽,历史街区被一个个商业综合体所代替,成为外国后现代建筑师的试验场,人们纷纷从农村赶往城市,寻找机遇、金钱和权利,但猛然回头,却失落了城市记忆、社区文脉和邻里亲情,找不到回家的路……而信息化时代所构建的扁平化、虚拟化的社交网络社会,切断了一切本土存在的联系,生活越来越被间接的代用品所替换,成为一个没有根基的世界,人们在无限接近自由的同时却感到空虚、孤独、寂寞,情感无处所依,离真实越来越远。
    如果说工业化和信息化拓展了城市化的宽度和广度,地域文化却始终支撑着城市化的厚度和深度,像一盏盏明灯点亮着回家的路。人文地理大师芒福德把区域比作一种拉伸系统,在这个系统之上编制出了公共生活网络,再粗糙的地理丝线,也因为数量、质量和密集度的不同而影响最终编织的布料。浙江省七山二水一分田的自然地理格局以及千百年来文化叠加组合后的复杂影响,呈现出独特的诗画江南个性,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统计,浙江不可移动文物数量多达73.9万件,位列全国各省(市)之首,而且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总数也位于全国前列。这些历史文化遗存,反映了浙江城市化发展的历史过程,提供了浙江文明存在延续的发展定位,是抵消当前城市化进程中现代化过度简化倾向的一种永恒保证,让城市和乡村在实现了一场巨大的社会变迁之后却不丢失自己本来的样子。
   
    二、认识与趋势:城市化“新”“旧”传承的四个阶段
    人类文化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将文化的内涵分为三个层次:器物层次,也就是生产、生活工具;组织层次,包括社会、经济、政治组织;精神层次,即人的伦理、价值取向等。历史建筑遗存、本地居民的生活方式及其所承载的地域文化精神,犹如器物、组织、价值三个层次自洽的实体,构筑了完整的地域文化综合体,相互依存,缺一不可。但受到外来文化冲击,本地居民希望营造更好生活条件,外部资本企图通过城市更新、重组本地基础设施和功能业态,实现更高经济开发利益,导致社区趋向商业化和高端化发展演变,这一趋势无可非议。没有永恒的保护,只有持续的发展,保护只是手段,发展才是保护的目的。但无论如何,保留地域核心精神价值,进而实现与器物、组织的再次自洽,是延续地域文化的生命力的唯一路径。从这一角度,反思浙江城市化推进过程中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情况,可归纳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层是家园荒芜,居民外流,文化和载体破坏阶段。一些边远山区的历史村落由于采光、通风等功能问题出现使用效率低下,大面积空置甚至遗弃现象,本地居民尤其是向往城市现代生活的年轻人不断外流,导致历史建筑内部活力不断衰退;同时受“一户一宅”、“撤销合并村庄”政策影响,当地居民急于改善居住条件,新农村建设被简单化为拆旧房、盖新房,原本代表家族精神的雕刻、门窗、斗拱、大屋顶、庭院等传统建筑受到严重破坏,乡村民俗也随之失传。
    第二层是家园嬗变,居民迁出,文化和载体剥离阶段。当历史街区保护由于单方面投入过大、社会协调难度较高等问题而陷入困局,城市政府管理者趋向于单方面商业思维逻辑,借助商业旅游地产经济推力,迁出当地居民,引入各种商业模式打造一种臆造的“文化生态”景观,各种“新天地”模式应运而生,如杭州的清河坊、宁波的月湖盛园、老外滩、南塘老街等等,尽管保留了历史街区的形骸,但由于过度的商业开发,抹杀其内部社会组织和生活功能,使历史文化内涵受到颠覆性破坏。
    第三层是家园重构,居民重组,文化和载体重塑阶段。当历史建筑原有的生活生产内容已经被现代方式所淘汰,本地居民不知去向,在历史文化遗存的规划设计过程中,设计者能够尊重历史发展的肌理、脉络和标识,在保留历史建筑形态的前提下,将旧的生活生产内容采取一种静态展示的博物馆模式,比如杭州桥西大运河沿岸由老厂房改造的工业遗产博物馆,余杭仓前老街里的旧时粮仓经过重新装修,成为了未来科技城梦想小镇的会客厅,杭州白塔湖保留了杭州铁路发展的历史脉络,成为了孩子们首选的游憩公园等等。
     第四层是家园延续,居民协同,文化和载体传承发展阶段。当地方政府能够跳出经济利益,将城市更新作为一种综合解决城市问题的方式,充分尊重当地居民意愿,加快历史街区基础设施改造,在满足当代生活需求的基础上,注重对住宅产权、使用效益、传统文脉的保护和社区精神的延续,实现“土地产权基本不动,空间肌理基本不改,本地居民基本不迁,人文生态基本不变”,使历史街区在保留乡愁记忆的同时涵养出一种独特的文化生命力。例如绍兴的仓直老街、杭州的小河直街,不仅保留了传统的枕河人家建筑形态,延续着当地居民洗晒、编织、对话、嬉戏的生活场景,而且还吸引着大批艺术家、作家、设计师隐逸其中生活、创作,不断注入新的发展活力。
   
    三、路径与建议:把握城市化“新”“旧”传承的三个力
    如何实现历史载体和文化精神由剥离、嬗变走向重构、传承,建构一种城市化的“内在韧性”和“发展合力”,使其能够主动消化并吸收外界干扰,并保持稳定的形态特征、结构功能和文化精神,从根本上改变当下不是“洗心革面”就是“伤筋动骨”的发展局面,找到精神归属和回家的路?
    一是要有文化自觉的定力,对待历史传统和现代潮流,永远保留一份笃定和反思,才能树立文化自信。首先,城市的营建始终要以文化为魂,善于将各个地方的气候、水系、环境、历史、艺术、场地、建筑遗存等各要素结合起来,寻找历史根基、总结文化特色和场所精神,作为规划环境和建筑设计的起点,其次才是空间手法和技巧的问题;同时要以人为本,善于从传统美德、地方习俗、大众文化中寻找灵感,避免“大而全”的英雄主义倾向,追求“小而活”的文脉传承方式;要提倡兼容包并,采取一种开放姿态,鼓励文化交流,体现文化自信,但并不受扭曲的政绩观左右,一味贪大、媚洋、求怪。其次,对于优秀历史文化遗存,必须制定刚性保护规定,进行全面保护和专业性保护,要进一步扩大对于一般民间遗存的保护力度,加大对于违法破坏行为处置力度,加大资金保护投入力度,创新推行“以奖代拨”的补助模式。最后,要有意识主动保留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生活方式,比如生活节奏、作息时间、饮食习惯、价值观念、空间意识、市场规模、交通半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等等,才能不违背人与自然最初的生存逻辑。
    二是要有推陈出新的动力,深化新模式新业态的植入研究。才能实现老树开花、新树发芽的延续性发展。随着社会消费能力趋高,人们的生活追求由一般的物质层面,不断向精神及人文层次演进,旅居休闲、养老养生、文化创意、教育医疗等特色型、品质型服务需求高涨;同时,“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手段将优质产品资源与客户需求快速链接,使消费模式趋向于交互式、体验式、个性化、定制化方向发展。在此背景下,应积极将互联网技术手段与历史遗存和文化传统链接起来,不断激发旧文化、旧产品、旧载体的活化利用潜力:一方面要积极探索旧文化载体的新型功能植入,孕育出各类乡村民宿、工业博物馆、文化创意园区、慢生活街区、国学书院、文化礼堂等新型业态载体;另一方面,要积极创新传统推广、营销、消费、体验模式,如基于移动客户端的遗址再现体验应用、农产品销售集市、单元化生态牧场、智慧民宿客栈等等,使之成为人们赖以延续的生活场景和生活习惯。
    三是要有激发公共参与的活力,不断激发本地居民的创造力,才能实现微循环带动大跨越、健康有机的生长情景。政府选择“积极不干预”原则,适当放权让利,创造良好环境,发挥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的积极性,鼓励引导市场主体和各类民众参与保护开发,实现成本共担、责任共负、利益共享、上下互动。对于城中村改造,围绕产权制度重构,以多方合作的伙伴关系为取向,注重社区参与和社会公平,使政府、社区、居民、投资人、从业者、设计人员高度配合,共同努力使旧街区实现“从大规模经营走向小尺度更新,从快速式突变走向渐进式营造”。对于古村落保护利用,可结合农村三权改革,进行先行试点,探索基于宅基地产权确认、扩大流转和经营权保障的立法改革,合理放开民间市场参与古村落保护经营的准入许可。要进一步完善沟通合作机制,发动各类民众参与旧区改造:一是要把原住居(村)民作为旧街区旧村发展的经营主体,加大就业培训和政策扶持力度;二是通过改善整体风貌环境和生活水平,逐步引导离乡居居(村)回乡创业,并进一步运用其在城市学到的新思维、新方法改造更新旧民居、旧业态;三是通过建立沟通平台,加强宣传推广,鼓励外部各类创新人才如建筑设计师、艺术家、营销团队、文化顾问、乡村教育实践家、金融策划师等参与新社区策划营建,使之成为社会各界精英创业创新的众筹平台。
   
    (作者单位: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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