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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劲松:盘龙城与长江中游的青铜文明

 木头1018 2016-10-25

  长江中游的青铜文明始于湖北黄陂的盘龙城。丰富的考古发现表明盘龙城是长江流域早期青铜文明的一个区域性中心,受其影响和刺激,长江中游的广阔区域以不同方式进入了青铜时代,盘龙城因此成为我们认识和理解长江中游青铜文明的关键。以盘龙城为中心,联系与盘龙城有关联的江西新干大墓、吴城遗址,以及长江中游沿岸其他商时期的遗址,可以进一步揭示出长江中游青铜文明的面貌。


  


  盘龙城遗址发现于1954年。经1963年以来的历次考古发掘,在盘龙城发现了城址、墓地、基址、手工业作坊等 。在二里头文化时期,盘龙城的王家嘴已出现陶窑,杨家嘴出现了墓葬,杨家湾出现了夯土台基和墓葬,李家嘴也有人活动。二里冈文化时期是盘龙城的兴盛时期,这一时期修建了有城墙、城壕和大型夯土基址的城址,在王家嘴、杨家湾、杨家嘴发现了石础地面建筑或夯土建筑,在李家嘴、王家嘴、杨家湾、杨家嘴、楼子湾发现了墓葬,在王家嘴、杨家湾发现了祭祀坑,在杨家嘴和楼子湾等发现可能是作坊遗迹的灰烬沟和建筑遗迹等。另外,在童家嘴等地的调查也发现有墓葬。进入21世纪后进行的探查和发掘,在城址北部和西部发现了带状夯土,在杨家湾又新发现基址和墓葬。


  在盘龙城遗址发掘后不久,就有学者将考古发现与文献、甲骨文和金文材料相结合,认为盘龙城是商朝封国的都邑 。因盘龙城的墓葬形制、铜礼器等与二里冈文化相似,以盘龙城为代表的文化被认为是由二里冈类型直接发展而来的早商文化盘龙城类型,该类型分布于湖北偏东部的长江一带,最西到江陵,最东到皖鄂交界的英山,甚至可能延及安徽省的西南部和江西省的西北部,东西跨度或可达七八百里 。目前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盘龙城是一座早商到中商的城址,以盘龙城为代表的文化是商文化的一个类型,盘龙城类型是早商文化二里冈类型南下的产物 。


  在盘龙城所处的江汉平原和长江中游沿岸,以及在距盘龙城不远的赣江流域、洞庭湖流域、澧水流域等,也有时代与盘龙城相当或稍晚的遗存,其中较重要且学界讨论较多的有湖北荆州荆南寺遗址、湖南岳阳铜鼓山遗址、石门皂市遗址,以及江西的吴城遗址和新干大墓。


  荆南寺遗址有二里头和二里冈时期的遗存 。有学者认为二里头时期的遗存还难以判断性质 。或认为夏商时期的遗存不属于二里头文化类型,也不能纳入二里冈类型,而是土著文化因素与二里冈类型文化因素构成的另一种文化遗存 。但也有观点认为盘龙城与荆南寺的发现都表明二里头时期有部分中原族群南下建立据点,荆南寺和铜鼓山等商代早期遗存的文化面貌皆以二里冈早商文化为主要特征 ;或以为荆南寺与商人保持较为密切的关系,是更次一级的据点 ;或荆南寺与盘龙城的文化特征和时代基本相似,是一普通的聚落,铜鼓山、皂市与荆南寺存在一定区别 。


  对于岳阳铜鼓山遗址 ,有学者提出其一、二期正是商文化向四方强烈扩张的时期,该遗址与商人的征伐、占领、移民有直接关系 。后有学者将铜鼓山的陶器分为商文化和土著文化两组,认为铜鼓山的第一至四期为商文化,面貌与盘龙城和荆南寺高度一致,为盘龙城类型商文化,第五期为土著文化 。还有观点认为铜鼓山与盘龙城在政治和军事上可能是一种隶属关系 。


  石门皂市遗址的遗存被认为是一种受商文化影响的当地青铜文化,并不是商文化 。但也有学者认为二里冈上层至殷墟一期时商文化大举南扩,皂市和铜鼓山都是以商文化为主体的遗存 。


  赣江流域的吴城文化是长江中游又一个重要的青铜文化,其早期相当于二里冈上层文化时期,因而吴城文化与盘龙城和二里冈王朝的关系备受关注。


  有学者指出吴城遗址在时代和地域上都与盘龙城更接近,商文化通过盘龙城为媒介来影响吴城文化 。类似的观点认为商朝势力南下越桐柏山与大别山的隘口到达盘龙城,再以此为据点南扩到达吴城一带,并占有江南的铜矿区 。或认为商人以盘龙城为基地,在二里冈下层时期沿江南进,在吴城建立据点,创造了吴城类型的商文化;新干大墓的墓主是一支商人的头领或高级贵族,这支商人是瑞昌铜岭铜矿前一阶段的主人,也是吴城类型商文化的创造者 。


  有学者系统阐述长江中游各遗址的关系,认为盘龙城是商王朝的一个据点,为扩张和控制铜矿服务,铜鼓山和樟树潭与盘龙城有从属关系;江西的物质文物以商文化(吴城类型)和土著文化(万年类型)的共存为特征,盘龙城的衰落和吴城的兴起很可能是相互关联的事件,即晚商时期盘龙城的人口向南迁徙到了吴城地区,吴城日益成为一个脱离晚商政权控制的政治实体;二里冈时期商人向周边地区扩张有两种类型,其中一种是在较接近核心的周边地区,物质文化全部或主要体现为商文化,盘龙城和吴城均如此 。有学者也提出盘龙城、新干和宁乡的青铜文化分别代表了前后相继的三个阶段,商王朝对荆楚民族的军事行动促使政治中心转移并形成了三地的青铜文化 。还有观点认为盘龙城的废弃带动了荆南寺、铜鼓山的废弃,以及商文化因素在江汉平原西部、澧水上流、洞庭湖流域等地区的急剧退缩 。


  对吴城与盘龙城的关系也有不同看法。有学者认为盘龙城和吴城在自然环境、城址形制、文化面貌等方面均有差别,盘龙城的居民与殷人同族,盘龙城和铜鼓山是商文化的最南界,而吴城是以戈族人为中心的虎方 。或认为新干大墓的墓主是当地土著部族的首领,不同于盘龙城大墓的死者为商王朝派驻的军事首脑,这表明长江中游的文明是商文明南下传播的结果,而长江下游的文明主要是当地文化自然发展的产物 。


  由上述主要观点可知,学术界对盘龙城的认识较为一致,但对长江中游其他遗存的理解却有分歧。若强调长江中游地区出土材料与盘龙城和二里冈文化的相似性,便认为这些遗存属于商文化,并构建出一个以盘龙城为中心的文化传播与政治控制的结构;若突出这些遗存的地方性,则揭示出长江中游的区域性文化在商文化影响下产生和发展的另一幅图景。


  


  认识盘龙城与长江中游各遗址间的联系,以及长江流域青铜文明与商文明的关系,首先需要判定各遗址的文化面貌,这是进一步研究的基础。目前学术界对盘龙城和长江中游各青铜文化遗存文化面貌的研究,主要是利用文化因素分析法,通过遗物比较来判断各个遗存的时代、文化面貌,进而推断各遗存间的相互关系。所比较的遗物以陶器为主。


  如盘龙城的考古报告将盘龙城出土陶器分为四组,认为具有中原商文化特征的甲组陶器数量最多,因而盘龙城的文化性质属于商文化。以后的研究或认为盘龙城五个等级的墓葬有六种不同的文化因素 ,或将盘龙城陶器分为六群 。荆南寺发掘报告按陶器将荆南寺的文化因素分为六群,认为流行于第三至七期的B群为典型的二里冈文化因素 。铜鼓山遗存的文化因素依陶器被分为七群,其中B群为二里冈文化因素、C群为荆南寺遗存因素,由此认为铜鼓山是商人的聚落点,由荆南寺的土著迁进居住 。石门皂市发掘报告将皂市陶器分为三组,虽然指出与二里冈上层文化遗物相近的A组器从始至终都有大量发现,但还是认为皂市是受商文化影响的一种当地青铜文化 。吴城遗址的陶器被分为六组,其中具有商文化风格的甲组陶器从第一期到第三期由强变弱,表明了中原商文化来到长江流域后的本地化过程 。新干大墓的报告将出土遗物分为四类,指出除殷商式外,融合式、土著式和先周式的大量存在说明新干大墓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不能简单将墓葬所反映的文化性质视为是商文化的传播 。


  文化因素分析法是考古学的基本方法,在考古学研究中有着广泛的运用。对一种考古学文化性质的确定、发展阶段的划分、源流的考证、与其他考古学文化关系的探讨,以及推断一种考古学文化在整个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体系中的地位及其反映的社会结构等,都要借助对文化因素的科学分析 。目前对长江中游青铜时代文化面貌的丰富认识正得益于此。不过如上所述,目前许多研究的分析对象仅限于陶器或以陶器为主的遗物,使得这种分析在一些情况下可以定量而不易定性。两种文化的物质遗存在面貌上相似到何种程度即可视为同一文化?表面的现象也不一定反映实质,尤其是当分析对象只局限于陶器这类生活实用器时更是如此。以陶器为主的物质遗存即使具有表面上的相似性,也并不一定表明文化的同一性。

    

  文化因素分析法的要旨是对考古学文化构成因素的分析,需要对考古学文化内部结构进行剖析 ,因此该方法的研究对象不限于陶器或遗物。本文拟就考古遗存从知识体系与价值体系两方面进行比较,以尝试对考古学文化的内部结构进行更为深入的剖析。这里所说的知识体系,简言之就是指对实践经验的归纳和总结,价值体系则是对观念的确立和选择。不同的文化通过相互交流和传播等途径可以拥有相同的知识体系,但未必会拥有相同的价值观。换言之,当一种文化接受另一种文化的知识体系时,却未必会同时接受另一种文化的思想和观念。只有同时具有相同的知识体系和价值观,才有可能为同一文化。但需要说明的是,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并不是总能截然分开,知识和观念通常是相关联的,而且对古代文化进行这种区分,依据的也是我们今天的观念。


  


  盘龙城与商文化的对比研究很多,如认为盘龙城城垣的夯筑方法、墙基宽度、城门布局、宫殿位置、宫殿建筑的程序与技术,以及青铜器、陶器、墓葬形制与葬俗等诸多方面,都与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郑州商城的同类发现有相似之处 。或认为盘龙城墓葬与郑州白家庄商人墓葬的习俗和埋葬方式没有差别 。近年来,又有不少研究涉及盘龙城建筑 、墓葬 等与商文化的比较。盘龙城遗址的考古材料丰富,使我们有条件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两个方面将盘龙城与二里冈商文化相比较。


  (一)知识体系


  盘龙城有夯筑的城垣(图一)。城垣墙基起建处经平整,修筑主城墙时可能用木板支撑,主体水平夯筑,内侧为斜向夯筑,有主墙体和护城坡,夯面上有圆形圜底夯窝。这些筑墙技术都同于郑州商城。盘龙城城内的F1~F3都建在低矮的夯土台上(图二),建筑程序大体为先挖坑筑基或平地筑基,挖基筑墙,铺筑门道,栽立带石础的大檐柱,有擎檐柱,在台基四周用夯实的灰白土和陶片铺筑散水。F2还有陶排水管道。经复原,F1和F2周围有回廊,屋顶为“四阿重屋” 。盘龙城这组建筑的主要修筑技术,如夯筑台基、台基中部用木骨墙建房屋、房屋和四周的回廊有密集的柱网结构、回廊檐柱有方形柱坑并使用石柱础、回廊外又加擎檐柱、台基外围铺设散水和陶排水管道,以及主体建筑外建再建一周廊庑等,这些做法都见于偃师商城、郑州商城或垣曲商城,其中散水还见于山东前掌大的墓上建筑外 。

 

图一  盘龙城遗址平面图


 

图二  盘龙城大型建筑基址平面图


  盘龙城没有专门的墓区,墓葬分布在城外四周的岗地上,或与基址等相混。墓葬都挖竖穴土坑,与偃师和郑州商城的情况相似。盘龙城高等级墓葬用木棺椁埋葬死者,有的椁板上还雕有兽面纹、云雷纹并涂彩。郑州商城也发现木棺,偃师商城还发现有髹红漆的木棺。雕花涂彩的棺椁还见于殷墟。


  盘龙城出土大批青铜器礼器、兵器和工具。盘龙城尚未发现铸造铜器的陶范,但出土炼锅、孔雀石、木炭和红烧土等。部分青铜器上的泥芯与当地原生土和陶片在化学成分上有很高的相似性,而与郑州和殷墟的陶范及生土有显著差别,由此可推断盘龙城的青铜器为当地铸造 。金属成分检测显示,盘龙城青铜器的金属合金分两种,一种纯铜成分较高,一种铅成分为较高;铜器为合范通体浑铸,附件分铸,一器一范,铸后打磨 。盘龙城青铜器与二里冈青铜容器有基本相同的器类、组合、器形、装饰和铸造技术 。

    

  盘龙城的各类陶器均系当地烧制,在遗址内发现有长窑和圆窑,其中长窑类似于龙窑,窑内堆积中多发现陶缸。陶器以夹砂陶为主,次为泥质陶,再次为硬陶。陶器纹饰有绳纹、弦纹、附加堆纹等。在郑州商城,陶窑主要为圆形窑,主要烧制夹砂陶和泥质陶等。盘龙城出土戈、柄形器、笄、璜等玉器,但目前未发现制玉作坊。郑州商城二里冈下层第二期时已有玉戈、柄形器和簪等,二里冈上层第一期时出现璧、琮、璜等。若盘龙城的玉器为当地制作,则其制作技术与商文化相同。


  (二)价值体系


  盘龙城的F1、F2、F3是城内最重要的大型建筑,坐落在城址东北,与郑州商城的宫殿集中在内城东北部的布局相同。盘龙城城外的王家嘴、李家嘴、杨家湾、杨家嘴、楼子湾等地散布墓葬、作坊等,各类遗迹相对集中,但又缺乏整体规划。据勘探所获的信息,在盘龙城北部、西部距原城垣250~500米之外新发现带状夯土遗迹,可能是外围城垣 ;带状夯土大致环绕城址一周,宽约25米、每边长约800米 。若如此,盘龙城的各类遗迹也同样分布在内外城之间。


  盘龙城的F1、F2均为座北朝南的窄长条形单体建筑,带回廊,F1明确为横向多开间排房,每间向南开门而相互不通。三座建筑可能还形成了南北贯通的三进院落,已是“前朝后寝”的格局 。这些均是商代建筑的特点,与周代大型建筑并不相同 。商和周大型建筑的差异,很可能不是技术原因。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盘龙城城址的方向大致为20度,三座建筑在一条中轴线上,方向也是20度,显而易见这与商代城址均为北偏东的方向一致。商代建筑和墓葬多偏向东北,或以为是缘于利用太阳确定方位并与遗址所处纬度有关系,或以为是商人尊东北方位。在与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基本处于相同纬度的二里头遗址,建筑和墓葬方向却多偏向西北或东南 。如果商城偏向东北是测定方位的结果,那商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的知识体系或许有所不同;而如果是因为尊东北方位,这却属于价值观。但对于盘龙城而言,无论是哪种情况都表明它与商文化相一致。在盘龙城其他形制较为清楚的房基中,王家嘴F7、杨家湾F2(门似向东)、杨家嘴F1(门似向西北)的基址大致也为北偏东方向,王家嘴F3、杨家嘴F2(门似向西)基址大体为南北向,杨家湾F1、F3的基址则似为北偏西。在郑州商城,作坊区等的小型房基的方向和门向也并不完全一致。


  葬俗最能反映价值观。盘龙城墓葬为仰身直肢葬,墓向多为北向略偏东,其中李家嘴M2、杨家湾M11等高规格墓葬都为20度。相当一部分墓葬有腰坑。有8座墓殉狗,狗大多出自腰坑,且狗的头向与墓主头向一致。大型墓有殉人,如李家嘴M2有三个殉人,这一时期的殉人墓仅见于郑州商城。墓葬中流行使用朱砂,墓底、棺底甚至一些随葬品附近都撒有朱砂,这种现象也见于郑州商城、偃师商城、洹北商城和殷墟商墓。使用雕花木椁,随葬铜器、玉器和陶器,普遍随葬兵器,大墓有铜钺或玉钺,个别墓葬还葬有卜骨。一些墓葬中的随葬品似被有意毁损,如杨家湾M7中一件玉柄形器被折成三段后放在墓主人两侧;李家嘴M2的一件玉戈同样被断为三段;多座墓葬中的铜器、陶器被打碎。以上墓葬北向、带腰坑、有殉人和殉狗、使用朱砂、随葬铜酒器和卜骨、碎物葬,这些都是郑州商城、偃师商城等地商墓的典型葬俗,其中如腰坑还因流行于高等级墓葬中而有一定的等级指示意义。另外,盘龙城有沿城墙埋墓的现象,如西城垣的M1打破城墙,这种情况在郑州商城、偃师商城等有较多发现,可能也是一种特别的葬俗 。


  在盘龙城,青铜器是随葬器。12种青铜礼器中,最早有斝、爵、鬲,后有鼎、甗、簋、觚、卣、盉、盘、尊,最后出现罍,大多数器类及出现时间都同于二里冈铜器。酒器占主导地位,兵器以戈为主。以特定青铜器作为随葬品,这与商人使用青铜器的观念完全一致。有学者还进一步指出盘龙城墓葬可能用觚、爵、斝的套数代表等级 。酒器中最突出的特点又是使用爵和斝,有20多座墓同时出爵和斝,规模较大的墓中则为多套,还有个别墓单出爵或斝,铜器墓中不出爵和斝者为极少数。铜礼器组合以爵、斝或是以觚、爵为核心,这正是商系墓的重要特征 。


  盘龙城的陶器被相关研究分为不同组群,其中相当一部分陶器与二里冈文化陶器相同,说明两地在生活习俗上相近。盘龙城墓葬中的陶爵、斝、鬲、豆、盆、簋、尊等,也是郑州商城墓葬中的主要器类。另有10余座墓葬出土圆陶片,随葬圆陶片也是商墓中的习俗,并与高等级墓葬关系密切 。盘龙城的玉器是二里冈文化的常见器类,柄形器可能用以标志墓主身份,多柄形器和戈与郑州商城的墓葬相同。


  (三)盘龙城的性质

    

  比较上述两方面,显然盘龙城所代表的文化与商文化有明显的共性,这种文化不是简单模仿或受二里冈文化影响。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的一致性说明盘龙城的青铜文化属于二里冈文化。对于盘龙城本身,有研究认为应是商王朝出于向周边扩张实力、掠夺和控制资源而直接设立和管辖的城邑,并称之为“直辖邑” 。


  当然,盘龙城的青铜文化也有不同于二里冈文化的地方,比如内城垣外有环壕,这可能是因为盘龙城具有军事城堡的性质。大型建筑的局部设计不完全同于商式建筑,如每个门道不分别对应一个台阶、台基四周铺设有散水等。青铜器的器形和纹饰也存在差别,郑州的方鼎、盂不见于盘龙城,盘龙城的簋和甗也不见于郑州。遗物中硬陶和釉陶较多,部分陶器的形制也不同。盘龙城远离二里冈文化的中心区而位于长江沿岸,不同地区的二里冈文化存在一定差别是合理的。


  


  在江汉平原,时代和文化面貌与盘龙城接近的考古发现并不多。随州市淅河镇金屯村曾出土陶鬲、陶缸和石刀、石镰等,与郑州商城、台西遗址和殷墟出土者相同 。孝感聂家寨遗址 、城隍墩遗址和黄陂郭元咀遗址 曾出土陶大口尊和鬲足等,与盘龙城出土的同类器相同。黄梅意生寺遗址也发现一些商文化因素,但又有较强的地方特征 。1992年在黄州市蓼叶嘴村发现一座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未发现棺椁尸骨,出青铜器16件、陶器4件、原始瓷和石器各1件 。铜器有分裆锥足鬲、觚、爵、斝、瓿、戈、钁、斧、凿、刀和镞,铜容器上多饰上下界以连珠纹的兽面纹。这座墓葬的时代应与盘龙城遗址相当。


  除以上遗址和墓葬外,在江汉平原还发现一些零星的二里冈时期的铜器。1958年在黄陂矿山水库工地发现1件铜斝、3件铜戈 ;黄陂鲁台山出土1件爵 ;1973年在应城巡检公社出土青铜斝和爵各1件 ;1977年在随县淅河公社发现13件青铜器,有觚、爵、斝、直内戈、锸、斧、凿、刀、斨 。这些青铜器多与盘龙城出土的青铜器相近。


  在上述零星发现中,随州、应城和孝感等地的遗址位于郑州与盘龙城之间,有可能是商人南下的遗存。黄陂、黄州、黄梅的发现则表明商人曾以盘龙城为据点而在周围活动。


  有学者指出在盘龙城以北的鄂东北地区已发现二里冈文化时期遗存40余处,面貌与延续时间与盘龙城相同;盘龙城周围有次一级的据点,以盘龙城为据点,商文化向东至黄梅、东南至九江、西至荆南寺和铜鼓山 。就目前报道的材料,无论是在郑州到盘龙城的沿途还是在盘龙城周围,都没有规模较大的遗址。盘龙城很可能如大多数研究认为的那样,只是一个商人为控制或获取长江沿岸的铜矿资源而设立的军事据点。二里冈时期,商人似乎并未占据整个江汉平原。江汉平原发现的殷墟时期的遗存同样也很少,直到西周时期才有较多遗址和墓葬。可见在盘龙城废弃后,商人也没有控制江汉平原。


  在长江沿岸,时代与盘龙城遗址相近且讨论最多的是荆州荆南寺、岳阳铜鼓山和石门皂市遗址。


  荆南寺商时期的遗存主要有墓葬1座、房屋2座、灰坑125个,出土遗物主要是陶器。墓葬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方向274度,仰身直肢葬,随葬铜斝、戈、钺、刀,以及陶尊、爵、石斧和不明漆器。斝为平底斝,戈为直援戈,都具有二里冈铜器的风格。汉西还出土过同时期的零星青铜器,1979年宜都县(现为枝城市)废品收购门市部收购到1件青铜罍,据说出自清江底部,或来自附近的王家渡遗址,与白家庄M3、盘龙城李M2出土的同类器相近 。


  铜鼓山遗址的发现很有限,有灰坑9个、灰沟3条,遗物主要是鬲、大口缸、甗、鼎、釜、爵、簋、大口尊等陶器。


  皂市遗址的遗迹主要是32个灰坑,遗物以陶器和石器为主,铜器只有镞、锥、簪和钩。陶器中分裆鬲、大口缸、大口尊、斝、爵等与二里冈上层文化的陶器相同,但也有釜、鼎等当地器物。另外,在湖北松滋西斋汪家嘴遗址发现时代为二里冈上层至殷墟第二期的房址、灰坑等,遗物为陶器和极零星的铜簪、镞。据认为该遗址的文化因素与皂市类型的土著因素有强烈的共性,该地可能是皂市土著人设立的驿站 。


   相比于盘龙城遗址,长江沿岸这三处遗址的材料非常有限。这些遗存既非发达的青铜文化,也难以从知识体系和价值观两方面与二里冈文化相比较。因此,这些遗存中尽管有相当部分的陶器和个别铜器与二里冈文化相近,但很难据此断定它们是否是商人的据点,或以此确定商文化的南界。


  


  赣江流域的吴城文化与盘龙城和商文化的关系始终为学界关注,对其文化面貌的认识也存在较大分歧。吴城遗址和新干大墓资料丰富,可以考察其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


  (一)知识体系


  吴城遗址的城垣由垣体和基槽构成。从解剖情况看,垣体堆积并不像盘龙城那样为水平层,似为堆筑而未用版筑技术。基槽在城垣体的内侧而非墙垣下。尤其是吴城第一期始建的城垣完全没有建在基槽内。吴城遗址发现的两座房址为半地穴式,没有基槽和夯土台基。城址中部“祭祀区”的建筑形制不规则,有大量分布无规律的柱洞。总之,吴城未发现更多的建筑,已发现的建筑也未使用商式建筑的那些复杂技术。


  吴城文化最重要的墓葬新干大墓建于沙丘上,推测为长方形土坑墓并有一棺一椁。吴城文化的其他小墓为竖穴土坑墓。


  新干大墓、吴城等其他遗址与墓葬历年出土有大批青铜器。虽然在吴城文化区同样未发现陶范,不过新干大墓等出土的铜器有自身特色而不完全同于二里冈和殷墟青铜器,可初步推断为当地铸造。铜器为范铸,总体上属于铜、锡、铅三元合金,锡含量高者在20%以上,铅含量在10%以下,属于典型的中国青铜时代的青铜合金体系,部分具二里冈风格的青铜器的锡、铅含量高于盘龙城铜器 。新干青铜器,尤其是时代较早者普遍含有一种高放射性成因铅,但这应当与矿源有关而不涉及技术。新干大墓出土青铜器475件,包括礼乐器、工具、兵器和杂器。大多数器类见于二里冈文化和殷墟文化。


  吴城遗址发现的陶窑较多,有圆形窑、圆角三角形窑、圆角方形窑、长方形窑等,可烧制陶器和原始瓷器。吴城文化各遗址和墓葬出土大批琮、璧、环、瑗、玦、璜、戈、矛等玉器,它们体现出与商文化玉器相同的制作技术。


  (二)价值体系


  吴城城址平面形制不规则,被推断为城门的缺口分布不规律,城址不呈商城的东北–西南向(图三)。城内各类建筑遗存的布局也没有规律。第一期的遗迹只有城址中部的两个灰坑。第二期的遗迹多集中在城内北部高地岭的三面山坡上,陶窑最多,有冶炼遗迹,缺乏明确的居住区和墓葬区,“祭祀区”的各类遗迹性质不明。第三期只有分散于城东部和南部的灰坑和墓葬等。吴城从第一期到第三期都缺乏建城的明确理念。遗迹以陶窑最多并都集中于城内,这与郑州商城和盘龙城陶窑在城外不同,吴城可能只是一个烧造陶瓷器的中心。

 

图三  吴城遗址平面图


  新干大墓位于赣江东岸,东南5公里为商时期的牛城,以西20公里为吴城。目前还难以明确该墓与这些城址的确切关系。墓葬为东西向,据推断有二层台,但未发现腰坑。棺木中发现24枚人牙,分属一个青年女性和两个未成年的小孩。另出土一排猪牙。没有使用殉人、殉犬的确证。在西侧二层台的青铜工具与兵器处发现有朱砂。虽然随葬铜器、玉器、陶器等,但数量众多且时代不尽相同的器物被埋葬于同一墓中,这种现象不见于商墓。也正如此,学界还存在着新干大墓不是墓葬而是祭祀遗存的看法 。其他小墓也不具备有腰坑、殉人和殉犬、朱砂等商系墓的特征。


  新干大墓的青铜礼器有鼎、鬲、甗、盘、豆、壶、卣、罍、瓿、瓒10种,乐器有镈和铙,兵器有矛、钺、戈、镞等。礼器的形制、纹饰多不同于二里冈和殷墟青铜器,鼎、甗等饰有立雕的虎、鹿、鸟等形象。与商文化和盘龙城铜器群截然不同的是新干完全没有觚、爵、斝等酒器,但有乐器和双尾虎等。赣江流域的其他同时期墓葬也不随葬觚、爵、斝,这体现出青铜器的使用与商文化有重大区别。作为高等级墓葬,新干大墓多钺与戈的特点虽与商墓相同,但铜兵器中却又以矛最多。另外,新干大墓中有大量商墓中很少见的青铜工具和农具,其中一些器物上还有较为精细的纹饰或明显的织物包裹痕迹。将大量青铜工具和农具与礼乐器一样作为随葬器,这也体现出与商文化不同的观念。新干大墓出土完整和可修复陶器近140件,但没有商系大墓中的圆陶片。出土玉器700多件,器类大多见于商文化,但鸟喙羽人形象不同于殷墟玉人,也无殷墟常见的龙凤形象。


  吴城文化的陶器被分为不同组群,既有大量当地陶瓷器,也有一部具商文化风格。有研究认为,具商文化风格的陶器群,几乎每一种器物都可以在商文化中找到同类的,但细加比较又无一件完全相同,有的是形制上稍有变化,有的是形制一样而质地和纹饰不同 。陶瓷器的差别也能反映生活习俗和观念上的差异。


  以上比较说明,吴城文化的青铜器、玉器等制作技术与商文化最相近,建筑技术则有一定差别。相比于知识体系,吴城文化的价值观与盘龙城和商文化差别较为明显,说明吴城文化更多地是在技术层面接受了商文化的影响,但价值观念并不相同。


  


  盘龙城遗址、吴城遗址和新干大墓是长江中游最重要的青铜文化遗存。从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两个方面对考古材料进行比较和分析,可以更为清楚地看到盘龙城和吴城的差别,即盘龙城为二里冈商人的据点,吴城文化则只是受商文化影响的当地青铜文化。从时空两方面衡量,吴城文化所受的影响有可能来自于盘龙城。


  至于长江中游的其他遗存,因资料有限而不能用同样的方法分析。由此引发出一个问题,即对一批有限的考古材料究竟可以怎样理解,比如一个遗址中的商式陶器占多大比例时就可以认定它是商文化?或仅通过陶器能否判定一种青铜文化的性质?又比如商式青铜器在某地出现,是表明商式铜器流传到了当地、商人到达了当地、还是当地接受了青铜器制作技术?当一种文化在面貌上与商文化呈现出相似性时,这是表明当地文化受到了商文化的影响,还是商人已扩张、控制、殖民到了当地?之所以对长江流域青铜文化面貌和格局存在不同认识,除材料有限外,也与一些研究中存在的概念或语言的模糊性有关。一类器物传播了到某地、一种文化影响到某地、一种文化分布到了某地,这些其实是不同的情况。一个文化的分布区与王朝的疆域本来也是不同的,但即使是关于商朝的南土,也有不同的理解。有学者认为商朝南土可分成两大部分,一是像盘龙城这样的商朝直接统治的地区,二是像汉西这样的间接统治地区 。也有学者将地方文化视为南土,如认为殷墟二至四期时,商朝的南土为地方文化吴城文化 。当然也有学者显然注意到了这类问题,故在讨论长江中游地区的文化面貌及商文化的影响时,即明确限定为“物质文化”  。总之,概念或语言模糊,会导致用同样的材料、同样的方法,却构建出不一样的历史图景。


  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有学者联系盘龙城及湖南宁乡、江西吴城等的发现,推测长江中游可能还不是商朝南土的界限 。80年代初,又有学者提出湖南境内发现的商文化遗址和青铜器,说明商王朝的政治势力和文化影响已经到达了湖南,湖南地区已有自己的青铜铸造业 。以后不断有研究涉及商朝或商文化的南界。如认为江汉平原是商代疆域的南界,直接在商王朝的统治管辖之下,商王朝的势力和影响已深入到湖南和江西境内 ;商王朝为保证铜路畅通而在荆南寺和铜鼓山建立据点,铜鼓山是商文化的最南界 ;石门皂市至岳阳铜鼓山一线应是商文化分布的南界 ;澧水流域显示了强烈的来自商文化的影响,商的物质文化到达了澧水 。对于长江中游青铜文化,我们的认识在不断深入。要将认识继续向前推进,需要更丰富的资料、更多元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以及更明晰的语言和概念。


(本文电子版由作者提供  作者:施劲松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于:《考古》2016年第8期  此处省去注释部分,查看全文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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