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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秋拍，中国嘉德工艺品部再次推出“案上云烟——文房雅玩”传统专场，延续私人与世家珍藏风格，呈现器物臻品百余，汇集文人生活所涉书斋陈设、明清仿古鼎彝之器以及清宫精作珍玩、武备，蔚为可观。 清末民初 北楼书西崖刻竹制留青诗文扇骨 30.5 cm 参阅：王世襄著，《自珍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25页。 此扇骨共十六档，尺度适中，开度完美，使用舒适。扇骨一侧以剔地留青刻法雕文竹，并书“葵亥三月北楼画”、“金”印，另一侧雕诗文“催花已夺唐宫巧，留得寒香送旧年。除夕山斋深雪裹，牡丹梅菊各争妍。北楼书，西崖刻。”线条流畅，笔法老道。 北楼先生即金绍城（1878-1926），一名金城，号北楼，浙江吴兴人。先生出身书香门第，博学多才，书画篆刻金石六艺无所不精，为清末民初画坛闪耀的巨星。金城传统功力极为深厚，而且竭力提倡保存国粹，其作品在中日绘画联合展览会上展出后，深受日本画家喜爱。1910年，金城创立了闻名遐迩的中国画学研究会，并担任中国画学研究会会长。在王世襄先生眼中，大舅金城与陈师曾颇为相似，都是在四十多岁正要形成自己风格面貌时，英年早逝。 西崖为金绍坊（1890-1979），字季言，号西崖，浙江吴兴（今湖州）人，现代著名竹刻家。毕业于上海圣芳济学院。爱好金石书画，师从仲兄金绍堂学竹刻，悟性极高。与当时的书划界名流交往颇多，其所制扇骨、臂搁等，多由书画名家吴湖帆、吴昌硕、张大千、赵叔孺、郭如庭、江寒汀等人落墨，西崖奏刀。有《金西崖刻竹》拓本行世，作品主要为扇骨、臂搁、笔筒等，大部分精品均收藏在上海博物馆。 北楼、西崖为亲兄弟，王世襄先生在《自珍集》中，对几位舅父的艺术成就有专门的著录和评价。 明 铜雪山大士像 15.5 cm 此雪山大士像，面颊宽阔，额头凸起，眉骨与颧骨耸起，面颊凹陷，双耳垂肩，鬓髯卷结堆积。耸肩屈肘，双手扶膝，似止息散心，专注一境。 雪山大士又称雪山童子、雪山婆罗门。其故事最早出现于南北朝传译到中国来的佛教经典《大般涅槃经》中：相传佛祖释迦牟尼，本为古印度迦毗罗卫国净饭王的太子，但因目睹众生疾苦，即抛弃权位入雪山苦行，静坐思维，不避风雨，坚持不懈达六年之久，身体也变得极度消瘦，筋骨暴露，却终在痛苦中参透成佛。雪山大士为元、明雕塑常见题材，而此像不以传统形式为依据，用写实而近夸张的手法，制者将传说中神秘的佛祖金身，具化为一个平易亲切之长者的形象，大士容貌奇古，耐人寻味。 明 四狮纹铜丝嵌珐琅委角方盘 18.7×18.5 cm 来源：王世襄先生旧藏。 著录：王世襄著，《自珍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218页。 天蓝色地，嵌出浅黄、黑、褐、深蓝四色狮子，以朱色飘带连接。中心起方框，两金刚杵相交成十字，原文承器托盘，用以供佛者。背面以各色番莲为饰。 ——王世襄《自珍集》 清乾隆 “大清乾隆年制”铜鎏金掐丝珐琅缠枝莲八吉祥纹碗 10 cm 参阅：陈夏生著，《明清珐琅器展览图录》，国立故宫博物院，1999年，第128页。 碗铜胎镀金，敞口，圈足。口沿下一周蓝釉连续回纹，碗腹以天蓝釉为地，以红、黄、绿、粉、白等釉色成缠枝莲托八吉祥纹饰，下承红蓝釉仰莲纹。绿地足墙錾一周忍冬纹。底錾阴文“大清乾隆年制”六字楷书款。此碗胎厚，釉色鲜亮绚丽，其中“八吉祥”纹指轮、螺、伞、幢（盖）、花、罐（瓶）、鱼、肠（结、盘长），是佛教传说中的宝物，是清代官窑器物常见的一种吉祥纹样。清朝主中原后，始终重视扶持佛教，康、雍、乾三朝尤为突出，并以此作为保全“大清基业万年磐石之安”的重要措施。 现代 / 昭和时期 石黑光男制?打金壶 24×20×18 cm 石黑光南先生，历经日本银壶大起大落的年代，认为日本传统工艺“霰”的表现是最完整的，从15岁开始学习锻造技术，对于霰纹的打造，十分的纯熟，演变出石黑家族特有的霰纹壶，此件霰打金壶，手锤出霰纹，由大至小，布局疏密有致、凹凸有序，纹路流畅富有韵律感，提梁线条简练，盖部边缘同样饰以雾霰纹，与霰打壶形成呼应，配以三弯流壶嘴，更显其之贵气。摘钮精雕一枚含苞待放的花蕾，娇媚可爱，内置金质花形相片。整件作品的流线设计，光华夺目的纯金质地，大气雍容，无不彰显其高贵典雅的品质。 明 德化窑白釉何朝宗款观音像 37×18×13 cm 来源：美国华裔收藏家旧藏。 参阅：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经典：故宫观音图典》，故宫出版社，2012年，第236、242页。 观音低首垂目，面容饱满圆润。头戴风帽，发挽高髻，系宝缯。开脸清秀，额上有白毫，眉似柳叶，双目微合，神情慈祥，似在俯瞰尘世众生。胸前饰璎珞串饰，宽袖天衣线条流畅。双手交叠，结禅定印，趺坐仰覆莲座之上。通体施白釉，釉面莹亮温润，白中闪黄，呈乳白色，背后有方形篆书“何朝宗印”四字戳记。 何朝宗，明代嘉靖、万历年间人，著名民间雕塑艺人。擅长雕塑神仙、佛像，尤其以观音、如来、达摩、罗汉著称。作者以娴熟的手法将作品塑造的神形完备，栩栩如生，其形象气质与工艺技巧融于一体，达到了神行统一的境地。何朝宗一生仅制作四十余件瓷塑作品，大部分用于明代皇室佛堂供奉。 此德化观音像系美国华裔收藏家旧藏。张大千先生旅美期间居住在该收藏家家中。 清乾隆 兽面纹碧玉长方鼎 26×22.5×15 cm 来源：Formally in the collection of Frank McCLean, Part of Which in the Fitzwillian Collection. 参阅：西藏博物馆编，《西藏博物馆藏元明清玉器精品》，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90页。 鼎由碧玉整雕而成，直口，平唇，立耳，束颈。口边饰一周雷纹，颈部浅浮雕一周蝉纹，腹部以云雷纹作地，浅浮雕兽面纹，四角及两宽面中间均出戟，柱形四足，上端亦饰兽面纹。腹底阴刻“乾隆年制”四字隶书款。此器造型端庄雍容，纹饰规矩严谨，不失为一件乾隆仿古彝器的精品。 方鼎为商周礼器，而雍乾时期盛行仿古之风，其时宫廷多见仿古礼器之作。乾隆皇帝对“绿玉”情有独钟，有“绿玉稀深绿，斯珍果伟珍”之诗句，清朝所用碧玉并非产自和田，而是来自新疆天山北麓的玛纳斯，《三州辑略》记载：“玛纳斯南百余里，皆产碧玉，其色黝黑，有文采，质上乘。”玛纳斯碧玉细腻温润的质地最适宜于制作宫廷礼器、陈设器。本品玉质晶莹温润，深醇古穆，线条刚柔并济，游刃有致，融青铜之魂与玉器之神于一炉，品格高古。 清乾隆 掐丝珐琅“太平有象”三足熏 48×39×26 cm 来源：美国私人珍藏。 参阅：黄光男，《双清藏炉》，国立历史博物馆，2001年，第50页。 熏炉由器盖和炉身两部分组成。盖饰缠枝莲纹，镂空鎏金云蝠纹，顶置卧象，背驼聚宝盆。炉身口沿饰云雷纹一周，以高扬的象鼻做两耳，分铸铆接。腹部以天蓝色珐琅釉为地，以彩釉勾盛开的缠枝莲纹环绕，花朵充实而饱满，花筋叶脉转折流畅活泼。三足皆铸象首形，阔耳长牙，垂鼻做鼎炉之足，面额缰璎珞相交，结点处似宝石镶嵌。此炉造型秀丽，钮、耳、盖、身铸好后又精心錾刻、掐丝、打磨，以致纹饰细腻、釉色丰富纯正，尤以蓝色有为佳。此类炉为宫廷陈设品，常放置于大殿内两侧堂陛之下，用以焚香和美化殿堂。 象驮宝瓶，寓意“太平有象”，天下太平、五谷丰登。因白象又是普贤菩萨坐骑，常与文殊菩萨坐骑青狮纹器皿成对陈设。嵌宝石大象形象或取佛家语“宝相”，即佛陀之妙法庄严。整器足、耳、盖共成六象，亦表示“六相”，为华严宗要义之一，即总相、别相；同相、异相；成相、坏相；相反相成，圆通自在，无碍溶融。 乾隆是掐丝珐琅繁荣之时，此时制作的掐丝珐琅器在装饰上注重与造型的完美结合，装饰繁复，极尽工巧，不仅宫中有制作机构，扬州、广州等地也有能工巧匠专事烧造。 清乾隆六年（1741年），随着围绕皇宫周边各处园林、宫殿与庙宇的修扩建及完善，需大量的铜胎掐丝珐琅器放置在各宫殿，园囿等处。此件掐丝匀称纤细，填釉饱满平滑，釉色鲜艳，纹饰缜密流畅，充分体现了乾隆时期掐丝珐琅的成就。 明 铜错金银夔龙纹盉 25.5 cm 参阅：李玉珉主编，《古色：十六至十八世纪艺术的仿古风》，国立故宫博物院，2003年，第137、142页。 此器仿商周青铜盉造型，侈口、束颈，鼓腹，兽足。隆盖，设盖钮，饰垂蝉纹，盖缘及口沿下饰窃曲纹，其中目纹错金。腹部以夔龙纹为主体纹饰，以错金错银呈现出蜿蜒攀伏的磅礴气势。盉流铸成长颈龙首形，立耳、卷云角，头额宽而高，勾眉、圆方目、云头鼻，错金银勾勒鬃毛，其貌威严狰狞。鋬手作幼龙，与流遥相呼应。底承四变体兽足。整器胎体厚重，铸造精湛，金银镶嵌完美，填划曲线自然生动，除此之外，又以绿色物质镶嵌，其中或有细微孔雀石颗粒，增强了装饰效果，深得上古遗风。 盉是盛酒器，是古人调和酒、水的器具，用水来调和酒味的浓淡。青铜盉出现在商代早期，盛行于商晚期和西周，流行到春秋战国。王国维《说盉》：“盉乃和水于酒之器，所以节酒之厚薄者也。”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盉经常被塑造成动物造型：如1972年出土于山西长治的青铜弦纹盉；1981年浙江绍兴战国早期越国墓葬出土的青铜螭首盉等。 以先秦青铜器为原型的拟古器始见于宋代，伴随着收藏和赏鉴的不断深入，当时的制铜名家将商周青铜器的样式与这一时期新的制铜技术相结合，制作了一批既具仿古意味，又有时代特点的青铜器作品。明代随着文人对古代的崇尚，古物市场兴盛，形成追古、慕古和嗜古风气，古器物的鉴赏衍生出寓古于新的鉴赏观，由此也带动了艺术创作的方向。此件即是寓古于新一例，既继承上古之风，又在春秋错金银工艺的基础上，以绿色颗粒进一步加强了纹饰的苍古装饰效果。另外，至今所见明代仿古铜器，带款识的祭器未见错金银的，可以推测，如此仿古铜器，在明代应该是作为书房陈设之用。 清早期 铜洒金团龙纹索耳炉 20.5 cm 参阅：黄光男，《双清藏炉》，国立历史博物馆，2001年，第109页。 索耳鬲炉仿自姜娘子所铸“鬲甗”款式而制，宣德皇帝常曾以此款炉供奉于乾清宫神御殿等处，作为祭奉先祖之用。该炉即为索耳鬲炉，平口，口沿上出双冲天索耳，大小匀称，鼓腹微垂，下出三鬲足，腹底落“大明宣德年制”六字楷书款。各部比例协调，造型端庄典雅。此炉铜质精炼，皮色呈藏经纸色，周身布满洒金飞雪斑，疏密分布，错落有致，与温润的古铜色相得益彰，色泽绚丽夺目，三面又錾刻双龙戏珠，彰显华贵之气。 洒金亦称点金，属于贴金工艺，是于器物成形后，二次加工而得，其为一种传统特殊的工艺。《天工开物》云：“凡色至于金，为人间华美贵重，故人工成箔而后施之”。贴金多用于佛像建筑等器表的大面积装饰，而洒金更为精致细美，以斑驳少量的装点达到极强的艺术效果。此炉配原装硬木炉盖，硬木底座，炉盖配白玉圆雕龙纹炉顶。
明 “宣德年制”铜鬲式炉 15.2 cm 鬲式炉，又称“素圆鼎”，是由新石器时代陶鬲和上三代青铜鬲加工演化而来的一种器形。这件明代的鬲式炉，整体较为扁矮，给人一种稳定敦厚的感觉。其平唇口，收颈，鼓腹，三足，底部有篆书“宣德年制”款。明代宣德年间制作的宣德炉是中国古代铜炉制作中的高峰，明代之铜炉较之其他时期造型更紧凑和洗练。这件器物从造型和色泽上均十分接近理想中宣德炉的形态。其色泽内融，幽暗处可见光芒，宝光内敛。 鬲式炉与其他文玩形式的铜炉不同，一般不陈放于书房案头，而是陈列于厅堂、佛堂等居中的重要位置。在明清时期，礼仪用器总是比普通的文玩之物于精神上高出一个档次。
清乾隆 和田玉刻御题诗龙尾觥 21 cm 来源：法国将领保罗路易·韦耶旧藏。 1.《宫廷之雅—清代仿古及画意玉器特展图录》页126-127，图34，台北故宫博物院，1998年。 2.《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玉器（下）》图136。 此件龙尾觥系和阗整玉琢磨而制，上宽下窄，随形呈不规则柱形，中空。口沿内壁墨刻楷书乾隆御制诗：“龙尾觥自三代有，称之曰汉传人口。开辟来即有和阗，较之炎汉诚更久。和阗虽无觥之名，玉自遥年土气受。留其土华凿为觥，何异商尊及周卣。五升七升奚必拘，刻木讵如刻瑗玖。俗工时样不可穷，入目翻怜为玉咎。欲引之古返厥初，居然考工制精琇。宋绿椘白乃云仍，赤刀大训堪朋友。对斯穆然既怃然，器易反古世能否。乾隆乙己（1785年）御题”，尾落“比德”、“朗润”二款。刻制工整，字体秀雅，排布有矩。该御题诗名为《咏和阗玉龙尾觥》，收录于《清高宗御制诗五集·卷十九》。觥外壁颈部浅浮雕一周回纹，其下刻一周绳纹，将颈部与腹部分隔开，内以变体夔龙纹为装饰带。器身腹部主体浮雕云龙，龙口朝上，龙目炯然，龙爪凌厉，须发横飞，龙颈较短，雕三层鳞片，其上阴刻网格纹，龙角弯曲，延至器底，设计巧妙。神龙周身云气缭绕，似幻似真，辅以变体龙纹，古朴神秘，气象万千。整器以商周青铜器为蓝本，纹饰图案无不深具上古青铜纹饰之气韵，且仿商周青铜著名之三层花装饰技法，以浅刻线条于地纹及纹饰之上的刻绘卷云纹，完美地于玉器之上再现了上古铜器繁复华美、严谨端肃的艺术风格，古拙敦穆，美轮美奂。商周青铜之庄严神秘与盛世玉器之葆光内蕴淋漓尽致地融合于此觥一器之上，尽展乾隆朝摹古创新之卓越成就。 觥是明清仿古玉的一个重要器形，清代仿古玉器造型丰富，雕工、纹饰复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有此类造型藏品。觥为古代青铜器，用来盛酒或饮酒，盛行于商代和西周前期。古觥为盛酒器，说文云“兕牛角，可以饮者”。兕为犀，《左传》中有“牛则有皮，犀兕尚多”之语，故觥也称之“兕觥”，原指犀角制成的酒器，《诗》有“跻彼公堂，称彼兕觥”和“我姑酌彼兕觥”等句，可知兕觥与青铜觥使用类同，其盖亦多饰为兽头形。《释文》引《韩诗》云容五斗，《礼图》云容七斗，也有的说可容五升，可见其盛酒容量较大，故乾隆御题此觥中有“五升七升奚必拘”之句。乾隆作有多首赞美玉觥的御制诗，除了本器所提，还有如《题和阗玉龙尾觥》等，可见乾隆帝本人尚雅习古，对其推崇至深。 广州南越王墓出土一件汉代青白玉角杯，造型与此器相若，见1995年伦敦出版J. Rawson编《Chinese Jade from the Neolithic to the Qing》，70页，图65。台北故宫博物院亦有相似的汉代角形杯可供参考。另见数件清朝的相似器，台北故宫珍藏清乾隆碧玉龙纹觥，内壁书清高宗四十六年（1781年）御制诗，本品造型、外壁刻纹样皆与之相似；Gerald Godfrey旧藏乾隆1789年御题觥，1995年10月30日于香港佳士得专场中拍卖，拍品905号；De Breuil Collection旧藏1786年御题觥，2001年4月29日于香港佳士得拍卖，拍品511号。丁未年（1787年）御题觥，2011年6月9日于巴黎苏富比拍卖，拍品23号。除台北故宫藏品外，其余三例均较此器晚。 乾隆皇帝喜爱玉器超过历代帝王。清宫遗留的古代玉器，大多为乾隆时期收集。乾隆二十四年，乾隆皇帝最得意的“十全武功”之一的平准战役取得胜利，出产和田美玉的新疆正式归入清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和田玉玉贡开始源源不断地运往北京。对此，乾隆皇帝非常得意，在御制《和阗玉》诗中写道：“和阗昔于阗，出玉素所称，不知何以出，今乃悉情形。”并说：“回城定全部，和阗驻我兵，其河人常至，随取皆瑶琼。”随着乾隆帝这种推崇备至，及宫廷玉器生产体制的加强与扩展，中国古代玉器发展至鼎盛时期，乾隆时期的宫庭玉作多以器皿摆赏件为主，无论是在数量上及材质上，历朝各代都莫为其能。 此件作品即为乾隆朝玉器制作的翘楚之作，治艺精美绝伦，制作技法精湛，综合运用浮雕、浅浮雕、双勾刻绘等多种技法，布局有致，结构考究，层次分明。刻绘手法娴熟自如，纹饰线条流畅自然，图案灵动，立体感强，极富装饰效果，彰显了制玉匠人卓越脱俗、深功博古的超凡功力。选材精良，采整块和阗玉，玉色浓烈并带有大幅铁锈红花纹，玉质细腻，包浆莹润，良材美质，佳器天成，加以精妙雕工，乾隆一朝玉器之雍容华美，尽显于此。 此器传承明晰，源自法国将领保罗路易·韦耶（1893-1993年）。韦耶一生传奇，他曾为法国最年轻的军官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因战绩卓绝而成为战争英雄。退伍后开始了航空事业，成为航空巨擘法国航空公司的创办人之一。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韦耶再度参与法国抗战。战后韦耶转投银行业，最终成为法国极富盛名的收藏家兼慈善家。韦耶并广泛收藏家具、书籍、金银器、珠宝等精品，中国艺术品尤为人津津乐道。他还资助巴黎市郊凡尔赛宫的修复工程，以及赞助多个芭蕾舞蹈团。这些善举替他赢得无数殊荣，法国总统米特朗曾颁予他荣誉骑兵团最高勋章。
清乾隆 白玉兽面纹出戟方觚 17.3 cm 参阅： 1.张丽端著，《宫廷之雅：清代仿古及画意玉器特展图录》，国立故宫博物院，1998年，第79页。 2.许晓东主编，《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玉器编 8 清》，紫禁城出版社，安徽美术出版社，2011年，第101页。 觚，古时为酒器。明清时期各种质地的觚形器，均用作插花、陈设或者供器。造型多为侈口外撇，腹微鼓，腹径小于口径，胫直底微丰，长度与上颈相若，仿古铜觚式样。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喜爱和热衷于插花艺术的文人，把插花称为“案头清供”，置于案头，正符合古人热爱之气氛，令人若得于己，可追古之意趣，廉洁自身。此件花觚白玉质，致密温润，纯洁无瑕，色泽营亮。整器做工细腻精致，器形周正巧妙，敞口、长颈、鼓腹、平底，四边出脊，器身上下由近似丁字形的线条相互勾连组成，即雷纹，此种纹饰盛行于商晚至周初，此觚雷纹相对松散，且腹部饕餮纹近图案化，有清代宫廷艺术的特点，四边出扉棱装饰，古意深沉。在技法上，简练中显现典雅清丽之韵，浑朴中又见精妙之笔，陈于厅堂，为文人之梦寐，古人之所求也。原配红木底座。
明 “光风霁月并置”铜筒式炉 10.2 cm 展览：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1996年。 著录： 1.杨炳祯著，《金玉青烟——杨炳祯先生珍藏明清铜炉》，国立历史博物馆出版，1996年，第193页。 2.戈思明主编，《宝器扬馨——读书楼藏明清铜炉》，国立历史博物馆出版，2009年，第62页。 筒式炉，也称法筒炉。炉浅唇口，直筒形身，由上至下微微内敛，并顺延而出三云板足，浑然一体。此炉铜质细密，沉实压手，皮色呈枣红。明清铜炉的炉色，用多种装饰手法，或由熏染产生色泽，或由镶嵌等方式产生趣味。此炉运赤金以熏擦方式装饰炉器，产生细小的雨雪点金斑，既贵亦雅，精华在隐显之间，极妙。 明清于器物上书写文字风气极盛，瓷器上就常书写大量诗文，铜炉亦如是，除宣德款之外，明清铜炉还有制作者款、家藏款、堂斋款和诗文佳句款等，这些款识可被视为明清时期社会文化的缩影。此炉所刻篆书“光风霁月并置”为诗文佳句款，显示出文人悠游于琴、书、清风、明月之风雅。刻款线条刚劲有力，结字疏朗磅礴。筒式炉为文房中难得的案间清赏，煮茗燃香，可感佳物在案、幽香萦室的高雅格调。
明末清初 “公旭家藏”铜马槽炉 14×7.3×5.4 cm 此炉马槽式，长方形口，直壁，两侧方形戟耳，四角下承折棱矮足。底部阳文四字篆书款“公旭家藏”，款识字体端庄。质地厚重，造型方正，棱角分明，稳重大方，持之压手。马槽炉除作礼器之用外也备受文人崇尚，多用作文房清供，而其中品。精工者耗费颇奢，多为达官显贵私定炉，故有“马槽多私款，私款多佳器”之说。 明代宣德年间，为满足皇帝玩赏香炉的嗜好，御匠参照宫廷内藏的定、汝、哥、钧等名窑瓷器款式以及《宣和博古图录》、《考古图》等典籍，设计和监制铜炉。此器由《宣德彝器图谱》之台几炉简化衍变而成。
清早期 剔红云龙纹毛笔 31 cm 笔身呈圆形，通体髹朱漆，顶部雕团寿纹，笔帽及笔身分布祥云卷曲聚散、疏密叠压，云朵中苍龙若隐若现，围绕笔身盘旋而上，张口吐舌，五爪外扬，昂首翘尾，形貌威风凛凛、强悍威严，方寸之间颇具气势。龙身鬃须鳞爪极为刻画精细，足见功力。漆色纯正润美，髹漆肥厚，云龙纹雕琢纯熟利落，阴刻线条锋芒毕露，整体壮严稳重而不失华丽。
清中期 剔红仙人祝寿图如意 41 cm 如意木胎以黄漆为地，髹朱漆，以黄漆为地，首端弯卷呈云头式，雕天、水、地三种锦纹，衬托出松柏、山石、人物。其间流云弥漫，山川层峦迭嶂，草木丰盛，仙人铁拐李大肚翩翩，摇扇前行，风气高古。柄身细长，线条弯曲巧致。回纹锦地上连续雕缠枝莲纹、寿字纹、博古纹及狮纹，以卷云蝠纹结束，寓意“万年福寿”。尾端以白玉蝶坠“寿”字结绿丝穗，将如意祥祝寿之意衬托得分外浓郁。 明清以来，如意作为陈设把玩之具倍受皇室推崇，凡值年节，皇族互赠如意相庆贺。皇帝选后妃时，也将如意赠给他中意的秀女。婚礼中，帝后交换如意。王公大臣督抚，必进如意于朝，以取兆吉祥。乾隆年间漆器制作工艺精湛、式样繁多、色彩丰富，形成了以精巧华丽、严谨细腻的时代特征。此器髹漆厚重，色彩明丽，图纹布陈雕琢可谓极尽精细，有乾隆年间制漆的特点。
清雍正 寿山石雕螭龙纹方章“和硕怡亲王章” 10×9.9×9.5 cm 寿山石硬黄料“和硕怡亲王章”，九螭盘纹雕钮，印面琢汉篆“和硕怡亲王章”六字，有9.5公分见方，是一方“巨料大印”。 此印从印文来看，布局均称方正，是京城皇家的刻法。例如后来晚清响誉北京的“士一居”张樾丞，便与此印刻法手段一脉相承。印钮雕琢是典型的福州老工，在过去雕钮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钮总是选择在石料相对有瑕疵的一面雕琢，因为钮制的纹理可以掩饰石材的不完美，而要将印材最完美的地方，留给琢制印文。过去的“俏色借残”由此而生，而近世则恰好相反，印钮、印文得先者，争佳石美料，不考虑其他，这也为鉴定时代提供了一条佐证。此印在钮式的近中位置，有一条非常明显的“绺”纹，被雕工巧妙地掩饰在盘螭之间。印側的隶书款，当为此所留，印钮的雕琢时间，明显早于印文的琢刻。 “和硕怡亲王” 雍正元年(1723年)立，胤祥为第一位，后咸丰十一年(1861年)，因辛酉政变怡亲王载垣赐死。直到1864年才恢复怡亲王世爵，所传八代九位怡亲王。故宫所藏金印：“和硕怡亲王宝”可以说是亲王宝玺中目前所见最精美。其有11.7公分见方，无论纽制或印文，在清中期堪称代表。此印称“章”，用料、做工要晚于故宫所藏，或为载敦以来用印，亦足以珍视也。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罗随祖
清 端石金蟾砚 17.6×11.8×5.6 c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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