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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选拔人才的尝试 “枚卜”选才 崇祯元年，不怎么费力的扳倒魏忠贤后，崇祯开始调整内阁辅臣，黄立极等魏忠贤时期的四位内阁大学士就有必要离开了.按照惯例，崇祯帝命各部门主要负责人，所谓九卿，依例共同推举新阁员。大臣们一共推举了十人，一般皇帝只要按照廷推的顺序画定最前面的三四个人就可以了。但崇祯帝不愿意按照老一套的程式陷入朝臣们设定的圈套。可是他根本弄不清楚朝中大臣的基本情况，谁个贤，谁个劣，仅凭书面上官样文章的履历材料是无法判定的。既不能自己判断，又不愿让朝臣们代为判断，最后他想出了一个听天由命的办法，举行了多年没有实施过的所谓“枚卜”大典，就是通过抽签的方式来确定哪个人入选。枚卜”大典中，崇祯抽中了南京吏部侍郎钱龙锡、礼部侍郎李标、礼部尚书来宗道、吏部侍郎杨景辰，后来又多抽两人礼部侍郎周道登和少詹事刘鸿训。当天皇帝就做出任命，所抽到的六个人全部授礼部尚书衔兼东阁大学士，参预内阁机务。后来的事实证明，崇祯帝的手气并不算好。他靠着天意抓到的新一届内阁中，大多是些昏昏碌碌的庸才。崇祯帝对于朝廷中地位仅次内阁大学士的六部尚书和都察院左都御史（在明代被合称为“七卿”），以及侍郎、副都御史等佐贰大僚，也进行了几次调整，主要是清除阉党孑遗。 “特简”选才 最初是在崇祯2年（1629）末简任了成基命，不久又以周延儒、礼部尚书何如宠、礼部尚书协理詹事府事钱象坤3人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3人中以周延儒的资历最浅、职务最低，但在入阁的顺序中却处在第一位，这表明崇祯帝对于周延儒还是情有独钟的。到崇祯3年（1630）的九月，在内阁中位居周延儒之前的成基命退休，才40岁出头的周延儒终于成为明代历史上最年轻的首辅之一。 打破官场传统，破除只从翰林选辅臣的惯例，从地方官，或是外臣选择内阁人才。 崇祯七年（1634）前后推出的措施就有：从知县、推官中选拔人才入翰林院；不拘资格任用科道；内阁大学士兼用朝臣和外臣；破格起用特殊人才等等。这些改革大体是为破除多年来用人只重进士、进士中又特重翰林词臣的陈规。因为进士也罢，翰林也罢，只不过是《四书》烂熟，文章优秀而已，并不见得就有经邦治国之才。而明代历年“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既压抑了各方面的人才，也使得政府高级官僚长期脱离实际，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崇祯帝一面命令直接从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地方官员中选拔人才任翰林院的编修、检讨，以改变翰林院的结构；一面从没有翰林经历的官员，特别是由知县、推官起家的官员中遴选内阁辅臣。崇祯八年（1635）他首次任命知县出身的张至发为内阁大学士，以后任用的地方官出身的阁臣还有薛国观、程国祥、范复粹等数人，其中张至发、薛国观、范复粹都作过首辅。 为选拔军事人才，抬高武举人的地位 明朝的科举制度文武并行，武科同样有生员、举人的名目，武举还3年一次参加会试。但由于明代一向重文轻武，武生、武举的社会地位根本不能与文科的秀才、举人们相比，而且武举通过会试后也只是酌情授予武职，不给进士的名分。在天下刀兵纷纷，急需军事人才的情况下，崇祯帝觉得，这个武选的制度也该改一改了.还是在崇祯4年（1631），武举会试，武场考试中能挥动百斤大刀的只有徐彦琦和王来聘两个人，但发榜时徐彦琦却因为文场考试成绩不佳而没有中选。崇祯帝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大为恼火，天下军情孔急，正是需要将才的时候，而主试者却还是固执于重文轻武的旧规，选拔武士居然也以文章为主。他把主考的两位詹事府词臣杨世芳、刘必达逮捕严办，同时下令重新举行会试。这一次的做法以后成为定例，武会试以刀马骑射的武艺为主，文辞为辅。为了提高武科的地位，崇祯帝还决定从这年起，武会试之后增加殿试，同文科一样授予中试者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的功名。能耍大刀的王来聘于是成为明朝的第一位武状元，当即被授予副将职衔（在武职中仅次于总兵官.即便能耍得大刀，射得好箭，也未必就真是将才，何况武场的考试积弊多年，管理松弛，从来等同儿戏，耍刀射箭的武艺也不见得是真的。崇祯7年（1634）秋天的武选会试就搞得乌烟瘴气，第二场考步射，正赶上刮起了大风，射中的极少，监试官就提请只要中一箭的都算合格。有人说，考骑射的场面更加令人吃惊，许多人都是让仆人牵着马跑到靶子前面，用手把箭插在靶子上。如此武艺怎么能对敌作战呢？因而崇祯年间偶有一两个能打仗的将领，大多是行伍部卒出身，很少有武举、武进士起家的。这一番武试革新同样毫无成效可言。 特简考试 崇祯七年六月里，他主持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特殊考试。他在中左门平台召集全体卿贰大臣及翰林、詹事等词臣，每人分发一份提本或奏本，以及两张纸笺，要他们各自拟写一旨，一张草稿，一张誊定，全部上交。第二天，他在试卷中选出礼部尚书姜逢元、礼部侍郎陈子壮等9人，命吏部把他们的履历材料一同上报。这时内阁中有4位大学士在任，不算多，但也不算太少，崇祯帝的这个举动显然是要通过亲自考核再选几名阁臣。几年来他基本上按照自己的意图特简阁员，不采取会推的方式，但每次特简都是根据平常印象或是一时兴起，这一次却用了考试的形式，确实又是一种制度上的革新。 太监监军制度 崇祯帝在刚刚即位后就撤除了全部监军太监，一直被朝臣和士民们当成英明天子善政的一个重要部分。但随着他对朝臣的日益失望，到了崇祯4年（1631）秋天，这种引起官僚层极大不满的监军制度又被恢复，而且派遣人员之多超过了魏忠贤专权的时期。朝臣们当然要集体抗议，崇祯帝却咬牙坚持，表示自己出此下策实在是由于文武百官太无能太腐败。君臣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的冲突始终没有真正和缓下来。吏部尚书闵洪学以百僚之长的身分率领全体朝官公同上疏，反对内臣参预军政。崇祯帝为此召见群臣说：“如果你们都能殚心竭力为国效命，朕又何必用那些内臣呢？”于是一项一项逐一指责朝臣的偾事与无用。朝臣竟然也无言以对。崇祯八年七月十五日，下诏撤回监视总理内臣，只有京师营兵及关、宁保持原来一样。崇祯十七年二月二十日，派内臣高起潜、杜勋等十人监视各边境及近畿各要害位置。 崇祯帝刚继位，利落的处置了依附于皇权下的奴才魏忠贤。从此，他以为只要处理好辽东问题，便可标志着明朝在他手里实现了中兴。至于天启皇帝留给他的西北旱灾和民变问题，是没有摆到崇祯眼前的。崇祯慢慢调整几十年没有变过的官员升迁规则，希望能够找到他想得到的肱骨之臣。 军事方面的将领挑选，崇祯是成功的。除了袁崇焕是被处死的，剩下的基本都战死沙场，祖大寿和洪承畴因为处于绝境，最终坚守无望而降。崇祯求治心切，有急功之心。洪承畴和孙传庭本来主张缓慢坚守，结果朝廷不停催促，结果失败告终。他被称为“烈帝”，除了“国君死社稷”这一行为外，还体现在几个方面。御下及严：崇祯十一年，后金骚扰京师后，崇祯用五大法案处死36人，其他低级官吏不算。这样惩罚的结果是到后期，阁臣们越发谨慎办事，事事仰仗皇帝自己的旨意，重大问题互相推诿。一旦情况允许，便用军事力量解决问题。遇到挫折以后才会考虑“款”和，并且不愿意把这种意思大方表现出来。镇压农民军稍稍有成效的时候，杨嗣昌几次暗示可以和后金讨论谈判事项，崇祯都不置可否；还有一方面就是通常说的“刚愎自用”，这一点更多时候，是好处多。杨嗣昌，卢象升，陈新甲，杨鹤陈奇喻，等等在前线的将领，每次都有言官或是朝臣的攻击。崇祯“夺情”启用杨嗣昌这一举动，便招致了人们猛烈地攻击，其中最出名的便是刘宗周：国家无人可用，也不能用不守孝之人。至于，有谁可担当重任，那就不是他们关心的事情了。崇祯能坚持时刻挑刺的情况下，不为所动，坚持发挥他们的作用，没有“刚愎”是不行的。 崇祯喜欢听有具体措施的奏折，或对时政问题的分析，并且不拘一格提拔人才。崇祯二年，京师被围，众人焦急万分，却拿不出对策。吏部左侍郎成基命只是提议了启用孙承宗。崇祯便提拔 成基命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左懋第上书讲“：我在运河沿岸办事一年，经常召见父老乡亲询问他们的疾苦，都说到练饷的害处。三年来，农民在田野里抱怨，商旅在路途上叫苦，这么重的摊派，所训练的又是怎样的部队呢？部队在哪里呢？剿灭盗贼，守卫边疆，效果体现在哪里呢？干什么使民心瓦解到这般境地呢？”又讲“：我去年冬天到宿迁碰到漕臣史可法，他讲到山东一石米值二十两银，而河南竟贵到一百五十两，漕运储备很有欠缺。朝廷的意见不收折算的钱物，要收取实物田赋。现在淮州、凤阳一带小麦丰收，如果收取山东、河南的钱物换成小麦转运，岂不是非常有利的事？过去刘晏制定过转易的办法。今年黄河以北大丰收，山东东昌、兖州二府也好收成。假如拿出国库银二三十万两拨给那里的有关部门及时收购，对于国家财政是有利的。”崇祯帝立即命令讨论实施。懋第几经升迁，做了刑科左给事中。大臣一旦入了崇祯的眼睛，便非常信任。杨嗣昌因为对农民军提出的策略和效果显著，崇祯非常信任。直到李自成张献忠再次造反，杨嗣昌挂帅，他无论提什么要求，崇祯都是照批，有了胜利消息，便直接奖赏。 相对于前线将领的选择，内阁阁臣和首辅的选择却是不怎么样。温体仁个周廷儒是在阁时间最久的两位，两个人都是庸人一个，事事无意见，刻刻没想法。这显然不是崇祯朝这个多事之秋该有的能力。阁臣换了五十多位，不知道是真没有张居正于谦那样的能臣，还是崇祯最终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去挖掘人才。可能是前者吧。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真有的话，崇祯会对他很信任的，不会出现张居正那样的结局，自己的改革措施被全盘推翻。 崇祯性格中还是有一点犹豫因素的，比如太监监军问题，崇祯两废两立。在陈新甲议和，调吴三桂保卫京师，以及“南迁”等重大时刻处置不果断，结果丧失战机。 崇祯处理内政上基本没有什么成效。西北地区连年旱灾虫灾，崇祯注意力集中在辽东，除了四年赈灾15万两一次记录，便再没有任何具体行动。陕西省是起义军的源头，活动的范围也比较小，主要是在省内。偶尔出省骚扰山西河南湖北四川。并且在省内也是不成气候，屡屡靠假投降求生。或者正是因为在崇祯看来这不是个事，所以不值得去考虑灾区人们的情况。反而又加辽响150万两，为辽东做点贡献。张献忠曾在襄阳打地主，一次放款50万，李自成在洛阳把福王煮了以后，放粮赈灾。结果就是这两个举动，奠定了两人的群众基础。崇祯如果大方一下，崇祯二三年把150万辽响放在陕西赈灾，哪有后面的起义军搞事了，更不会有剿饷。到后来，边关需要练兵，又一次加练饷730万两，这算是人祸吧。结果就在当年，河南山东等等也有了灾害，连江南有了旱灾，这个就是天灾了。这两个加一起，崇祯和那帮庸庸碌碌的臣子能应付了才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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