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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相山
明神宗命：癸亥 辛酉 癸亥 辛酉
原载《三命通会》。朱翊钧，嘉靖四十二年[1563]八月二十七日酉时，白露后十六天，生于裕王府。明朝第十三位皇帝，明穆宗第三子。隆庆二年立为太子，隆庆六年，穆宗驾崩，十岁的朱翊钧即位，次年改元万历。在位四十八年，成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三命》云：“主本癸亥健旺，冲出巳中丙戊禄马为癸用，却得二酉合住为妙”。三命以禄命法论命，不足其怪。全局两癸亥，两辛酉，年时一体，月时一体，月时者，令也，年时者，命也。母子同心，金水相函。实秋金白帝司权，金白水清，同心同力，精诚团结，浑然一体，气聚一方，悉数围护日元，癸水一统全局，满盘发用，必是八字之“极品”。如是之造，四金四水，极为平衡有情，即无“金多水浊”之患，亦无“水大金沉”之弊。贵为帝王，自应当之无愧。唯忌卯运冲倒提纲，断了水源，逆了气势而命亡也。
用此造，确实能完美诠释明神宗之命运。但是，相山仍有疑问。据《明史》载，明神宗在位四十八年，但后期不理朝政，二十八年不上朝。这是史学界人尽皆知的历史。孟森在《明清史讲义》内称神宗晚期为“醉梦之期”，特点是“怠于临朝，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是什么原因让皇帝如此堕落到几十年不早朝呢？最具共识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明神宗爱好抽鸦片、过度酒色、沉迷后宫，导致身体虚弱的原因。万历十七年（1589年）十二月，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就上了一疏，疏中直言神宗纵情于酒、色、财、气，并献“四箴”。一个臣子对皇帝私生活如是干涉，使神宗非常恼怒，亦说明其行为已经是下属皆知的事了。处理此事时，神宗召见申时行等人于毓德宫中“自辨甚悉”，神宗对内阁大学士们说：“他说朕好酒，谁人不饮酒？又说朕好色，偏宠贵妃郑氏。朕只因郑氏勤劳，朕每至一宫，她必相随。朝夕间她独小心侍奉，委的勤劳。……朕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财皆朕之财。……人孰无气，且如先生每也有僮仆家人，难道更不责治？”一一对雒于仁所言酒色财气四事进行了反驳。可见，神宗根本不认账，雒于仁被革职为民的结局就算是轻的了。的确，明末社会好酒成风。清初学者张履祥记载了明代晚期朝廷上下好酒之习：“朝廷不榷酒酤，民得自造。又无群饮之禁，至于今日，流滥已极。……饮者率数升，能者无量。……饮酒或终日夜。朝野上下，恒舞酣歌。”可见明代朝野上下早已饮酒成风。神宗好酒 ，只是天子带头罢了。神宗在十七岁时，曾因醉酒杖责冯保的义子，差点被慈圣太后废掉帝位。这件事他倒是承认。至于说到好色，神宗虽不及他的祖父世宗，但却一点也不逊色于他的父亲。他在万历十年（1582年）三月，就效仿祖父世宗做法，在民间大选嫔妃，一天就娶了“九嫔”。而且，神宗还玩同性恋，玩弄小太监。当时宫中有十个长得很俊的太监，就是专门“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卧起”，号称“十俊”。雒于仁的奏疏中亦有“幸十俊以开骗门”的批评。这一点，神宗与当初荒唐的武宗有点类似。至于贪财一事，神宗在明代诸帝中可谓最有名了。他亲政以后，查抄冯保、张居正家产，就让太监张诚全部搬入宫中，归自己支配。为了掠夺钱财，他派出宦官担任矿监税使，到各地四处搜括民财。不管神宗承不承认臣子们的批评，事实却很骨感。酒色的过度，使神宗身体日益虚弱。二十多岁，正是青春年少、精力充沛、勤于朝政之时，但神宗之肾却早虚夸了。万历十四年（1586年），二十四岁的神宗传谕内阁，说自己“一时头昏眼黑，力乏不兴”。礼部主事卢洪春为此特地上疏，指出“肝虚则头晕目眩，肾虚则腰痛精泄”。万历十八年（1590年）正月初一，神宗自称“腰痛脚软，行立不便”。万历三十年（1602年），神宗曾因病情加剧，急召首辅沈一贯入阁嘱托后事。从这些记载看，神宗身体实是每况愈下，肾虚精亏已达十六年，再健之体亦会倒下，整天腰膝酸软，行立不便，又如何上朝？他处理政事的主要方法是通过谕旨的形式向下传递。就连他一生最大的政绩，万历三大征战边疆大事，都是通过谕旨处理的，而非朝堂“对诏”。三大征结束后，神宗对于大臣们奏章的批复，更不感兴趣了，直接“留中”不发。
那么，神宗命理中有无纵情酒色之象呢？八字两癸亥，两辛酉，金水极为平衡，即无“金多水浊”之患，亦无“水大金沉”之弊，何来纵情酒色之象呢。如果再行金运，而至“金多水浊”，则亦会纵情酒色，但神宗亲政后一路火土，不行金运。那么，此造的真实性，就有点问题了。经查《明史》及其它资料，神宗出生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八月二十七日，生日是确凿无误的。又查明代历书，才知错在日柱干支也。八月二十七日干支乃为“癸酉”，而非“癸亥”；“癸亥”日者，乃八月十七也。故神宗正确的八字应该是：癸亥辛酉 癸酉 辛酉。
大运：1568庚申 己未 戊午 丁巳 丙辰 乙卯
就一字之纠正，我们从命理中，就能更准确地诠释神宗二十八年不上朝的原因了。说明雒于仁上疏神宗纵情“酒色财气”四大毛病，是真实存在的，神宗肾虚阴亏之病，也是真实存在的。八字全局五金三水，虽然整个气势上，仍然是金水一气，癸水日元一统全局之贵格，但五行的平衡上，“癸酉”日造，就比“癸亥”日造差远了，五金三水，且地支三酉一亥，完全是“金多水浊”之象。癸水为肾，水浊则肾亏，肾虚，尿液不清。癸水不堪重金之浊，故喜饮酒。酉金为凤，为《兑》卦，兑为少女，癸坐三酉，又有两辛左右相护，日元癸水上下左右，皆被兑卦少女，酉凤美人包围，岂能不好美色乎？五行中，金水为物欲星，天性喜好物质财富女人之追求也；木火为精神星，天性喜好读书学习精神之追求。此乃金水与木火质的区别也。神宗八字，全局金水，没有丁点木火，纵情于声色，爱好于财富，亦就理在其中了。但是，神宗不理朝政近三十年，为何大权不落？还牢牢篡于手中呢？就因八字格局完美宏大，虽有金重之弊，仍然金水一气，诸尘不染，虽比“癸亥”造稍差了那么一点点，但也够帝王之威武了。且三酉拱巳，拱来巳中戊土官星、丙火财星，以虚拟之财官为用。凡拱贵之格，不喜财官填实，填实则不喜财官也。同时，金水一气之格（其它一气之格亦同），尽管有平衡上之缺憾，但岁运仍不喜逆，尤不喜食伤来与袅印作对，一见食神，则印星倒地也。
观其大运，神宗五岁行运。初运庚申，金水一气，印星发用，利学习成长，而不利父也。因申金穿亥，年支被穿，即有克父之象。十岁壬申，又是申金之年，来应申亥相穿克父之象。亥中劫财壬水透清，亦克财之物。是年乃隆庆六年（1572年），隆庆皇帝穆宗驾崩。六月初十，皇太子朱翊钧正式即位。由内阁大学士张居正，全权担当辅弼小皇帝的重任。此后，万历朝的前十年，名小皇帝执政，实张居正大权独揽也。己未大运，己土七煞本非美物，但有袅印辛金化煞，不克癸水，己土卑湿，能生辛金，金能生水，倒也无碍，成长顺利。十六岁己卯，岁运命亥卯未三合，卯酉相冲，冲开妻宫，为婚姻之应。是年乃万历六年，神宗与王喜姐结婚，同年，册为孝端显皇后。故己土五年，仍由张居正辅佐少主。故万历朝前十年，在小皇帝支持下，张居正在政治、经济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政府面貌焕然一新，经济状况也大为改善。十年间，除了国家财富的激增之外，小皇帝也成长为近二十岁的青年。至未运，未为燥土，能燥酉金，金多之病即取，是谓美运。二十岁壬午，岁运午未相合，午酉相破，亦取酉多之病。是年为万历十年，一代名臣张居正病逝，神宗正式亲政。戊午大运，进入南方火地，财官由三酉虚拱而填实，即非美运也。一方面有内忧外患之象，外来官患相侵；一方面戊土合克癸水，午火又克酉金，命主气机金水皆伤，午又财带桃花，与亥水暗合，命主为需金水，随纵情于酒色之中，至午运，渐渐地不上朝了。但酒色皆身外之物，癸亥皆因戊午而暗伤。二十七岁庚寅，己感“腰痛脚软，行立不便”了。但此年，播州宣慰司使杨应龙发动叛乱，万历不得派兵平叛。三十岁壬辰，酉本嫌重，辰又来扰，辰者官也，外来之患也。哱拜和哱承恩父子在宁夏银川反叛，万历派李成梁之子李如松为总兵，率军平叛。李如松用决黄河水灌城法，一举平息了哱拜之乱。用水之法而胜者，实也神宗命中金多水少，用水泄金，则水不浊之喜也。但这边平息，那边又乱，是年朝鲜遭到日本侵略，王京陷落，八道尽没。朝鲜危急，求明援助。万历鉴于唇亡则齿寒，决定派兵援朝抗倭。这场战争前后打了七年多。最后因日本因丰臣秀吉去世，撤出朝鲜，明军才战胜而归。可见，戊午大运，万历一直面对的就是岁运填实之财官，但也因祸得福，留下了万历三大征的历史功绩，巩固了汉家疆土。但大运进入丁巳，干支就全成火了，命与运无土通关，偏财丁火克辛，巳火即冲亥水，又合酉金，损金太过，又伤亥水，金水皆伤，预示着身体继续大亏，不喜上朝也。四十岁，突然觉得自己身体不行了，安排起了后事。丙辰运，丙火合辛，辰合酉金，辰合酉，倒无大碍，官印相生，关键丙财合辛，乃财坏印也，干天印坏，更不喜上朝，内部官印相生，以批圣旨为事。纵览戊午、丁巳、丙辰三十年，一路南方财官之地，虚拱填实，逆了原局金水一家之气机，天子命遇到狗屎运，实神宗之不幸也，故三十年不上朝。大运一交东方乙卯，与辛酉西方，金木相战，卯又合起亥水，亦与酉金作对，完全逆了原局之气，则印星倒地，格局大破也。五十八岁庚申[1620]，岁运天地交合，金木交战，申金穿倒亥，肾精枯竭之象也。是年，神宗驾崩。传位皇太子朱常洛，更可惜，天不佑人，朱常洛八月继位，九月驾崩，仅仅当了一月皇帝。
再观万历的人生大运，未运最后一年，戊午大运之始，即万历二十五岁，是其人生的重要分水岭。这与史家为之研究划定的分界是不谋而合的。赵翼《廿二史札记·万历中矿税之害》：“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明长陵神功圣德碑》中道：“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呜呼！有天下者，可不知所戒惧哉？”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将万历皇帝的荒怠，解释为万历对文官集团的一种报复。黄仁宇说：“他身上的巨大变化发生在什么时候，没有人可以做出确切的答复。但是追溯皇位继承问题的发生，以及一连串使皇帝感到大为不快的问题的出现，那么1587年丁亥，即万历十五年，可以作为一条界线。这一年表面上并无重大的动荡，但是对本朝的历史却有它特别重要之处。”这一年，正是己未大运结束、戊午大运开始之年。从心理学的角度，万历这种怠政被理解为习得性失助或忧郁症的临床表现。而从命理学的角度，更能清楚地找到万历怠政的原因，实命不由己也，金水运不喜财官食神，偏是财官食神一走到底了。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文末总结到：“1587年，是为万历15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晏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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