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品

庾肩吾《书品》分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上之上”首列张芝、钟繇、王羲之三人，云：“若探妙测深，尽形得势，烟华落纸将动，风采带字欲飞，疑神化之所为，非世人之所学，惟张有道、钟元常、王右军其人也。”这与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完全按时代先后排列历代书家不同，也不同于袁昂《古今书评》先录二王，不评钟繇，仅于末尾说“张芝经奇，钟繇特绝，逸少鼎能”云云，而与《梁武帝书评》完全一致。当然，由于《梁武帝书评》是否真出于萧衍之手历来皆有异词，与萧氏《观钟繇书法十二意》相比较而说明之。在此文中萧衍最推崇的书家实亦钟、张、王三人而已，仍与《书评》合。庾肩吾同萧衍一样，在钟、王、张三人中，又最推崇钟繇。上引萧氏《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云：“逸少至学钟书，势巧形密；及其独运，意疏字缓。”“学元常者如画龙”云云，已可见出此点。又梁武帝论萧子云书法云：“笔力劲骏，心手相应，巧逾杜度，美过崔，当与元常，并驱争光。”

也可以说明钟繇书法在他心中地位之高。故《梁武帝书评》首先论列钟繇。同样，庾肩吾《书品》亦首列张芝、钟繇、王羲之，将此三人置于“上之上”品。但是这种张、钟、王的排序，并不代表庾氏对张、钟、王三人书艺高下的断定，更多的只表明此三人生活的时代顺序。真正代表了庾氏对张、钟、王三人高下的品评之语，应是随后的“论曰”：张工夫第一，天然次之，衣帛先书，称为草圣。钟天然第一，工夫次之；妙尽许昌之碑，穷极邺下之牍。王工夫不及张，天然过之；天然不及钟，工夫过之。庾氏在此虽未明确标示出张、钟、王三人的高下，但其所谓“天然第一”、“工夫第一”的评语，实乃高下之论。因为“天然”即“自然”，乃魏晋南北朝文艺评论中的最高范畴。庾肩吾以钟繇“天然第一”，王羲之“工夫不及张，天然过之”，张芝“工夫第一”。这就说明在他心目中，张、钟、王的艺术地位应是钟第一，王次之，张再次。

庾肩吾《书品》只论草隶(正)二体，这与梁武帝萧衍重草隶二体有关。庾氏《书品序》云篆籀古文、科斗壁书，“具录前训，今不得兼论，惟草、正疏通，专行于世”，故“删善草隶者一百二十三人……推能相越，小例而九；引类相附，大等而三。复为略论，总名《书品》”。庾氏为什么专门只选草隶书家加以品评呢？这既与当时“草、正疏通，专行于世”的时尚有关，也与庾氏自己善草隶有关。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这就是萧衍本人善草隶，其《与陶隐居论书启》中亦多论草隶书。萧衍自己作有《草书状》，张怀《书断》以其草书入“能品”。他最推崇的钟繇以隶书著称，他引为同调的陶弘景也“工草隶”。《书品》观点既多沿袭萧氏，讨论书体时就不能不只取草隶二体。庾肩吾的《书品》是有意袭用梁武帝的观点而演之，则其书只能作于萧衍书论之后。梁武帝《又答陶隐居书》云：吾少来乃至不画甲子，无论于篇纸，老而言之，亦复何谓？正足见嗤于当今，贻笑于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