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魏救赵”的长征先遣队 ——红二、六军团长征历程

原文发表于2016年《国家人文历史》长征专刊

“围魏救赵”的长征先遣队

——红二、六军团长征历程

王 龙

1934年8月7日下午，江西省井冈山东南遂川县的横石村。

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一支绵延不绝的红军部队在山间小道上逶迤前行。一位年轻的红军将领驻马路旁，回望即将撤离的湘赣苏区，心中涌起难以形容的复杂心绪。他就是率领九千多人的红六军团踏上漫漫西征路的萧克。

十天前的7月23日，党中央和中革军委致电湘赣省委，指示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新苏区，并争取与红三军会师。在萧克心里，这是一次令人倍感沉重的大转移。尽管中革军委没有明确说明这一重大决定的意图，但萧克完全清楚中央苏区目前面临的巨大压力。半年多前，蒋介石调动一百万军队发起大围剿，中央苏区形势日益恶化，地盘越打越小。尤其是4月的广昌之战，红军遭受巨大损失，昔日红军战士到处传颂的“英国美国不如兴国，南京北京不如瑞金”的乐观精神，此时已被一股前途茫茫的悲观情绪所代替。

1934年7月初，湘赣苏区的中心区域被国民党军占领后，红六军团被分割、压缩在遂川、万安、泰和三县交界处方圆数十里的狭小地区，处境十分艰险。这时，进攻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已开始向苏区中心区域步步紧逼。在此情势下，中共中央及中革军委下达了红六军团开始撤离转移的指令。

接到西征命令后，红六军团立即展开紧张的准备工作。湘赣省委从地方部队中抽调了一批干部加入红六军团，并从地方动员了两千多名青壮年，调配了五百多支枪补充红六军团。另外，还抽调了两百多名军政素后较高的地方干部加入红六军团。出征之时，红六军团的兵力紧急扩充到了九千七百多人。

然而，这依然是一次前途未卜的征战。红六军团除了不清楚自己担负的真实任务，更不知道他们前往寻找的红三军具体位置，只是估计可能在湘西凤凰和川、黔交界处一带活动。萧克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形完全出乎后来的预料，红二、六军团“退出苏区之前，只是想转移一下，摆脱敌人包围，保存有生力量，到湘黔或黔东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但没有想到要过长江，渡金沙江，更没有想到要长征到陕北。”（萧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

通过时任军团参谋长李达一则十分有趣的回忆，可以想见红六军团当时处于何种茫然无依的境地——

当时，中革军委要求红六军团每日必将行军路线和宿营地用电台报告总部。没料到此后红六军团每经一地，随即遭到国民党飞机轰炸。有一次，他们无意中看到一份国民党报纸在报道红军行踪时，在头版用大号标题嘲弄道：“前面乌龟爬开路，后头乌龟跟着来（大意）。”他们这才明白，红军总部原来完全按照红六军团的行军路线前进——因为敌人破译了电报，掌握了红军的行动规律，这才招来了不间断的跟踪轰炸。（引自中共江口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办公室编辑《红军转战江口》，第46页）

萧克回忆道：“后来我们从行动中体会到，中央红军也要向西撤，中央电令我们转移，是要我们起先遣队的作用。”（萧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周恩来也曾评价红六、七军团突围的目的：“红七军团北上是为了调敌，因为红军主力准备从西南面突围。红六军团西征则是为中央红军主力转移进行探路。”

任弼时、萧克率红六军团出其不意地从湘赣苏区根据地突围后，一连突破敌军多道封锁线，于8月11日抵达湘南桂东县境内。在这里，红六军团召开了连以上干部誓师大会，庆祝突围成功。在会上，任弼时正式宣布了中央关于组建红六军团的命令，公布了军团领导名单。湘赣省委书记任弼时同志为中央代表，萧克为军团长兼十七师师长，王震为军团政委兼十七师政委，李达任军团参谋长，并成立了以任弼时为主席，萧克、王震为委员的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作为红六军团此次军事行动的最高领导机构。这是一个年轻得令人吃惊的领导班子，成员均在30岁以下，其中，任30岁，萧和王均只有26岁。考验这支年轻红军队伍的，将是生死难料的凶险征程。

红六军团胜利突围的消息，极大震撼了湘桂两省军阀。在蒋介石的命令下，湖南军阀何键立即调兵遣将，他一面急派两个师的兵力追击红六军团，一面令一个旅和四个保安团沿途拦击。广西军阀白崇禧也下令桂军主力第七军的两个师全力阻止红六军团进入广西。

红六军团进入零陵县境后，直向永州府逼近，准备强渡湘江，经广西与贵州交界处山区进人贵州，向贺龙领导的红三军黔东根据地靠拢。然而没有想到，湖南军阀何键阻击红军十分凶悍卖力，他早已经亲自坐镇永州，率数万湘军严密封锁零陵境内的湘江沿岸，强力阻止红六军团西渡湘江。

8月23日晚上半夜时分，红六军团先头部队抵达湘江南岸，只见对岸有利地形全被湘军占领，并在湘江对岸构筑了野战工事。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继续选择强渡湘江无异于自投罗网。任弼时、萧克和王震紧急开会研究，鉴于敌强我弱的态势，决定折回粤湘交界处的阳明山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与敌周旋。

25日这一天夜里，红六军团到达阳明山区。天亮后，从侦察员的口中得知，阳明山区因其地域过于狭小，回旋余地并不大。阳明山出产歉丰，粮食需从山外运入，且山下周围交通方便，易于敌军集结合围，根本不具备建立红色根据地的条件。六军团遂放弃这个计划，从四倍于我的敌军包围中摆脱出来。部队日夜兼程，连续奋战，一路过关斩将，突破进入广西的全县、灌阳东北地区的文市。

听到红六军团进入广西的消息后，湘、桂两省之敌数万人又向全州地区扑来。尤其是桂军，唯恐红六军团深入桂境，急于堵住红六军团进入广西通路，而湘军则希望将红六军团赶离湖南，故而也全力调集重兵尾追红六军团。为了支援湘军、桂军，蒋介石每天派出飞机对红六军团进行轰炸侦察。红六军团全军紧急西行，在广西西延县（今资源）境内，红军用机枪击落敌侦察机一架，飞行员韦淳杰、沈瀛被击毙。

敌人集结兵力妄图阻止红军西渡湘江。9月4日，红六军团经过一场恶战，终于在重围中撕开了一个囗子，成功渡过湘江。但四天之后，中革军委的急电又到达了，命令六军团在武冈山地区务必坚持到9月20日，然后向北与贺龙的红三军会师。这个命令使刚刚摆脱敌军纠缠的六军团又陷入了重围。由于六军团部队渡过湘江后停止不前，各路国民党军岂能放过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迅速调整部署，又从四面八方重新围了上来。

中革军委发出这份电文的真实情形是，此时中央红军已完成战略转移的准备，即将踏上长征之路。中革军委的意图是要红六军团钳制更多的敌军，以“围魏救赵”之政配合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接到中革军委的电令后，任弼时、萧克和王震来不及揣摩，便立即遵中革军委指示，准备率红六军团攻占城步、绥宁、武冈山地区，但由于敌军逼得太紧，未能成功。接着，红六军团又准备在绥宁以西地区打击西进的湘敌，然而，中途突然遭到敌军的袭击。而闻讯赶来的湘、桂两省敌军也先后向这一地区集结。湘、桂敌军也猜出了红六军团军准备与贺龙红三军会合坐大的意图，于是，他们将重兵置于红六军团前进的路上，堵死了红六军团北上的路线。在这种情况下，任弼时、萧克和王震只得一再相机改变行动计划，跳出敌人的包围。

红六军团迂回转移，忽东忽西，运用灵活战术，使敌人难于琢磨。湖南军阀何键曾无可奈何地说，红军“时而声东击西，行踪飘忽，作圈子策略”，“我十五六师跟踪追逐数千里”，“军疲于奔命”，他还破口大骂其部下无能。

然而浴血奋战的红六团军，自身也遭受了惨痛的损失。半个多月的激烈战斗中，为了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五十团团长刘式楷、五十一团团长张鸿基先后在突围战斗中牺牲。9月26日，在一次战斗中五十四团团长和三个营长共一百四十余人牺牲。五十四团只得被分拆给其他团。

恶运远未结束。由于中革军委情报工作的严重失误，此后的一份电报几乎断送了整个红六军团。

正当六军团准备强渡乌江突破黔军防线时，中革军委这份不期而至的电报严令六军团“无论如何不得再向西移动”，并电告六军团说，红三军已攻占湘黔交界处的印江，做好了迎接六军团的准备。最关键的是，中革军委通报了一个重要情报，称追击的敌军正向南移动，东北面石阡一带已无敌情，六军团应该立刻掉头去和红三军会合。

实际上，敌人已经准确地判断出红六军团的这一动向，早就调集重兵张网以待。一场事关红六军团生死的血战，在一个不起眼的小镇甘溪展开了。

1934年10月7日，军团参谋长李达率领的先头部队17师51团大部进入了内甘渓镇，炊事班开始生火做饭，大部分红军战士坐在路边休息。毫无战斗准备。就在此时，镇外公路上出现了三个穿便服的人，正带侦察班在镇外警戒的三营长周仁杰，凭借多年战斗经验，立即判断出这三人不同寻常。他迅速带侦察班抓获其中两人。一经审问，周仁杰大吃一惊，来人竟是桂系王牌部队19师的侦察员，19师先头部队已占领了甘溪镇外的制高点！

历史应该感谢这位年轻的营长周仁杰。他顿感大事不妙，完全凭借本能反应，命令两个连队沿镇边土墙迅速展开，另一个连队携带重机枪，跑步抢占前面的无名高地。这一瞬间的决定，不但充分显示了周仁杰的军事指挥才能，更为即将陷入绝境的红六军团保留了最后一丝希望。

中午十二点，甘溪镇中传来了激烈枪声。正在休息的红军，一边慌乱四下射击，一边急速往镇外退去。转眼之间，大批红军指战员倒在了四下射来的枪弹中。关键时刻，另一位营长刘转连指挥二连从侧面迂回，抢占高地，侧击敌军，阻敌进攻。同时命令正撤退的一连坚决顶住，因为在他们身后，就是毫无准备的军团机关，他带领直属排用手榴弹连续投向冲来的敌军，用一道火墙暂时阻止了敌军的进攻。军团参谋长李达利用周仁杰，刘转连两位营长的掩护，迅速带领军团机关和两个团部向甘溪镇外东南的山里退去，队伍中不时有人被敌军炮弹炸中倒下，场面十分惨烈。

埋伏在甘溪镇的桂军，是桂系著名战将19师师长周祖晃的部队。周祖晃是一名久经沙场的桂军老将，部队装备精良，战斗力非同一般。在周仁杰，刘转连两个营的拼死抵抗下，周祖晃见正面进攻一时难以奏效，立刻调整部署，放开正面直接攻击，兵分两路，直插红六军团军团部，企图先打掉红军首脑机关，然后分割包围，使红军首尾不能相顾。

然而至今成谜的是，在九时至十二时生死攸关的三小时里，红六军团的先头部队的指挥员为什么没有作出相应的反应。只能推测他们完全相信了中革军委的电报，把当前的重大敌情误判成企图骚扰他们的小规模地方武装。虽然前面已出现了激烈的枪声，但红六军团指挥机关和主力还仍然在向甘溪镇前进。当突然和敌军遭遇时，根本来不及下任何作战命令了。

8日,红六军团主力撤至红庙,打退了桂军十九师的追击,为避免遭敌袭击,便绕开大路翻越悬崖峭壁,于11日到达紫荆关一带,随后转向北行,准备西渡乌江。但发现有敌重兵在此防守,渡江未成。16日,军团主力决定再向石歼甘溪方向转移。当进到龙塘、关口一带时,又被湘、黔之敌堵截,红十八师师长龙云奉命率师直属队一部及五十二团,掩护主力撤退。400余名红军将士在困牛山与敌激战九昼夜,五十二团团长田海清英勇献身。在众寡悬殊,弹尽粮绝的情况下,100多名红军战士宁死不屈,毅然将武器和文件销毁后,集体跳崖,壮烈牺牲。师长龙云受伤被俘,被敌人押到长沙,惨遭杀害。

甘溪镇一仗，红六军团损失大半，从井岗山出发时7000多人，最后与红三军会师时剩下不足3000人。这是一场红六军团的“湘江之战”，如果不是两位营长周仁杰，刘转连在关键时刻临危不乱，拼死掩护的话，后果更将不堪设想。获此大胜后，国民党大喜过望，迫不及待在当地报纸发表了消息《流窜数月之萧匪近日覆灭于黔东》。

敌人高兴得过早了。1934年10月的一天，正在黔东带领红三军与敌周旋的贺龙和关向应从敌人报纸上看到红六军团转战的消息，分析他们可能前来同红三军会合。贺龙兴奋地说：“报纸上是8月份的消息，如今已经是10月了。如果他们是来和我们会师，应该快要到喽！”

贺龙和关向应对红六军团的处境极为关切，便即亲率红三军主力沿梵净山南下接应。他们不顾湘敌陈渠珍及黔军的阻拦，10月15日在沿河县蛟岩乡水田坝遇到了李达率领的400多人。历经磨难已经奄奄一息的红六军团部队，终于找到了亲人。得知他们的危险处境，翌日，贺龙、关向应和李达带领的部队兼程南下，寻找红六军团主力。红六军团主力越过石阡、镇远一线后，从敌军间隙中兼程前进，于10月23日到达贵州省江县的木黄。10月24日，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三军主力及李达部队从芙蓉镇、锅厂赶到木黄，两军胜利会师。

会师时，红三军有4400多人，红六军团有3300多人。从此，来自两个战略区的两支红军，结成了一个团结战斗的整体。12月26日，两支红军在酉阳县南腰界举行了隆重的胜利会师庆功会。会上，任弼时宣读了中共中央庆祝红三军和红六军团会师的贺电，就当前的形势作了报告。他在会上代表中央宣布了中革军委电令：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的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红六军团缩编成两个团，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军团政治委员。红二军团领导班子兼任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统一指挥红二、六军团的军事行动。

此时，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宣告失败，中央红军被迫离开瑞金，开始长征。为了策应中央的行动，由贺龙，任弼时等领导的红二方面军展开了湘西攻势。

湘西地区经济落后，人民生活困苦，但我党的影响较大。那里曾是红三军活动的游击区域，群众基础较好，贺龙在湘西地区的个人威望极高，当地的土著武装大都是贺龙旧日的同僚、部下或亲友，有利于我军发展。只有向湘西进军，才能达到牵制、调动湘鄂两省敌人，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28日，二、六军团从南腰界出发向湘西的永顺、保靖、龙山、桑植地区开进。这一行动令“湘西王”陈渠珍如坐针毡，他害怕红军返回湘西，抢占地盘，赶忙派出周仁杰、周燮卿和杨其昌三个旅共万余人，从永绥和保靖向北行动，企图阻止红军进入湘西。

红二、六军团虽然只有八千多人，但两军领导指挥统一，团结一心，遂决定首先消灭陈渠珍这头拦路虎，争取在湘西站住脚。

为迷惑诱敌，故意示弱，二、六军团主动放弃永顺县城，向北撤退，让敌误认为红军怯战，就经永顺城向北急追。最后二、六军团决定利用龙家寨及其东北地区的地形打一场伏击。这个地区，以龙家寨为中心的十万坪谷地，南北长约十五里，东西最宽处为四里，谷底平坦，村庄较多，像一只口袋，可“装”入大量敌军。

贺、任、关率二军团四师部署在毛坝附近，六军团十七师摆在杉木村东山，十八师放在北山。11月16日下午四时左右，敌前军龚仁杰、周燮卿两个旅进入我伏击圈，当敌军准备在碑里坪宿营时，我军乘敌立足未稳，六军团从侧翼向敌军发起猛烈攻击，二军团从正而猛打敌前卫龚仁杰旅，敌在运动中突然遭我军猛烈冲击，兵多摆不开，枪多不能发扬火力，无法构成有力的防御体系，只两个钟头，龚仁杰、周燮卿两部就被我军全歼。二、六军团乘胜追击。这一仗就是著名的十万坪大捷，全歼湘军新编34师先头的两个旅，并乘胜击溃了34师，迫使师长陈渠珍向湖南省主席何健求救。

十万坪大捷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争取了战略展开和发动群众的时间，是二军团离开湘鄂西根据地，以及六军团西征以来，扭转困难局面的一个转折点，奠定了创建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基础。

结合中央的指示，贺龙当机立断，决定扩大战果，加强对湘西国民党守军的进攻，以减轻中央红军前进中的压力。1934年12月，他和萧克率领主力部队猛攻桃源，常德等地，成功将蒋介石派来增援陈渠珍的罗启疆部队引至浯溪河。

罗启疆骄横无比，自认为他的官兵是家乡子弟，极为可靠，根本没把红军放在眼里。贺龙敏锐地观察到了敌人四处分兵、外强中干的本质，制定了各个击破的作战计划。

12月16日凌晨，我军主力从大庸出发，发挥急行军传统，奔袭70公里，当晚便进入桃源。此时敌人全无防备，侦查小分队抓住机会，借着黑夜的掩护向敌军阵地进行火力侦察，很快摸清了敌人的布防方位和火力点。拂晓时分，我军发起冲锋，一举攻入敌军前沿阵地。经过三小时的激战，浯溪河和桃源方向增援的近三个团敌军被全部击溃。

战场上的敌人乱成一锅粥，争相向常德，桃源方向逃窜。平日里视财如命的国民党军为了逃命，竟然在逃跑路线上大量抛洒银元，希望以此减缓红军将士的追击速度。贺龙当然不为所动，一面派少量兵力清扫残敌，一面带领主力部队乘胜追击，一举拿下桃源。前来督战的罗启疆见事不好，扯掉将官标识，混在败兵中仓皇逃回常德城，再不敢迎战。就这样，我军在桃源等地建立起了党组织，又补充了大量粮饷和兵员，湘西的革命斗争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1934年11月至12月，红二、六军团纵横驰骋于湘鄂川黔边区，根据地有二十余县（其中大部分为游击区），人口百余万。在贺龙，任弼时等人的带领下，红二方面军在短短两个月内歼灭了国民党军15个团，初步创建了以永顺，桑植，龙山为中心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革命的锋芒直指长沙，迫使敌军不得不抽大量兵力对付二、六军团，有力地配合中央红军在湘黔地区的行动，大大减轻敌军对中央红军的压力。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如鲠在喉，强烈刺激着蒋介石的神经。他下令调集湘鄂两省11个师又4个旅共计11万余兵力，展开大规模围剿。其中战斗力最强的李觉纵队，在1935年1月进入根据地。此时，中央红军暂时避开了敌人的锋芒，获得了更大的生存空间。然而在“围魏救赵”中扮演齐国角色的红二方面军，却陷入了不利的境地。

鸡公垭，它的南侧是巍峨峻险的崇山，北侧是弯弯曲曲的澧水河，是一处地势非常险要的咽喉要道。1935年3月20日，红二、六军团将主力隐蔽在鸡公垭一带，准备在此重创李觉部队。　

然而李觉生性狡猾，他早闻红二、六军团的声威，不敢轻举妄动。鸡公垭关雄隘险，过去北洋军队曾在这里全军覆灭。李觉害怕红军在此设伏，先派出六十三师的陈子贤旅的一个团，对鸡公垭及崇山地区进行搜索，相机占领鸡公垭以掩护部队通过，并命令驻枫香岗、龙盘岗、石牌、周家河一带的部队，在附近搜集船只、门板、木头等，架设通往澧水西岸大庸所的浮桥，以待各部到达指定位置集结。　　

红十七师五十团按照军团首长的命令，埋伏在鸡公垭两侧的山岭上，火线从鸡公垭右侧大岗一直延伸到临澧水河的小山上。战士们挖战壕，筑工事，摩拳擦掌，准备痛歼敌人。红五十团埋伏了一天，可敌人却按兵不动。红军以为敌人发觉了鸡公垭的设伏，加上天下起了小雨，衣被淋湿，疲劳不堪，遂向西撤至10余里外的永顺龙爪关休息，留下五十团警戒。而五十团仅留下一个连守阵地，其余撤至鸡公垭山下的后坪一带村庄宿营。

红五十团撤离阵地后，李觉派出的搜索团于3月21日凌晨偷偷摸上了鸡公垭。红五十团负责守备的一个连，因力量悬殊，抵挡不住，撤上崇山半坡高地高梁红、团子院一带，一面监视敌人，一面派人迅速通知团部，敌人在早晨7时占领了鸡公垭高地，构筑工事等待后续部队渡河。　　

红五十团听到枪响，火速扑向鸡公垭，但鸡公垭两侧的大岗小岭已被敌人占领，战斗的性质便由先前的伏击战变为攻坚战。红军五十团一面派人飞马向龙爪关主力报告，一面向敌人发起冲锋，攻下了垭口南边的山头，再向北山头进攻时，被敌人密集火力阻住。　　

21日上午9时，红军主力赶到崇山北麓，设指挥部于坡腰高梁红，首先以十七师的五十一团沿山脊向垭口北面山头的敌人攻击，夺下一个山头之后，就被敌人猛烈的火力压住。接着，红四师又沿着五十一团战斗队形强攻，在攻下第二个山头向主峰团包垴前进时，又遭到敌人新投入的一个旅的兵力拼命反抗。双方还展开了白刃格斗，战斗非常惨烈。　　

贺龙调整部署，一面以红六师接替红四师继续强攻主峰，一面以六军团第五十一团和二军团的一部沿崇山脚下绕道向大庸所澧水渡口迂回包抄敌人。红军冲至渡口，砍断敌人的浮桥索，消灭了一部分敌人。可是，正面进攻的红军，虽打得英勇顽强，但因山脊上展不开兵力，并受到主峰东西两侧敌人火力的严密封锁侧射，一直战斗到黄昏，冲杀30多次仍未攻克主峰。这时，敌增援兵力郭汝栋纵队一五三团到了澧水东岸，李觉的预备部队第一O九团从龙盘岗泅渡澧水，向红军侧翼运动。这种不利的形势，迫使红军在黄昏后撤出战斗。　　

这次战斗，由于红军主力撤至龙爪关和五十团疏于防守贻误战机，使得一场伏击战变成了攻坚战，红军伤亡700余人，毙伤、淹死、俘虏敌人1000余人，缴获各种武器2000多件。红军领导干部牺牲很大，六军团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刘光明(江西莲花人，21岁)、五十团政委刘志高(江西莲花人，25岁)、五十一团政委周志斌(江西永新人，22岁)等均壮烈牺牲，四师师长卢冬生腿部负伤。

两个月的反“围剿”作战，由于对中央军委指示的“实行运动战，选择敌人弱点，在运动中各个击破之”的作战方针理解不深，而是从正面迎击敌人，以至一再受挫，根据地不断缩小，红军处境日益困难，二、六军团领导决定向北转移。4月12日，红军从塔卧、龙家寨向北撤退。这时，鄂军第五十八师第一七二旅进驻陈家河与我军遭遇，该敌贪功冒进，孤军深入，红军抓住战机，于14日予以全歼。敌师部和第一七上旅慌忙逃窜。次日红军又在桃子溪地区，将南逃之敌第五十八师师部和第一七四旅全歼，乘胜收复了桑植县城。红二、六军团因形势二转，决定放弃北撤计划，仍留原地坚持斗争。4月下旬红军主力东进，攻占江垭，红军主力又西云湖北，在咸丰忠堡歼敌第四十一师，活捉敌纵队司令兼师长张振汉。8月3日，红军设伏于板栗园歼敌八十五师师部和两个团，击毙敌师长谢彬。8月8日在芭蕉坨一举击溃陶广纵队10个团。至此，湘鄂敌军被迫转入防御，敌军对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围剿”遂以失败告终。红二、六军团发展到4个师12个团，约2万人。

蒋介石日益感到，不尽快除掉这支红军，必成心腹大患。1935年10月,国民党调集120个团的兵力,由宜昌行辕参谋长陈诚代蒋介石统一指挥,气势汹汹地向根据地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围剿”。敌人分为“进剿军”和“堵剿军”,在我根据地四周构筑大量的工事碉堡,逐段推进,企图将红二、六军团压逼在永顺、龙山、桑植这一狭小地带,予以消灭。

二、六军团领导一致认为:中央红军已经胜利到达陕北；眼前十几倍于我的敌人不断逼近,根据地日益缩小；红军给养十分困难,固守根据地已不可能。于是决定实行战略转移,争取在贵州的石(歼)、镇(远)、黄(平)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分别在桑植刘家坪和瑞塔铺举行突围誓师大会,决定撤离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出发时，贺龙作了动员，号召:“我们要从内线到外线，打到敌人后方去。”

为此，红六军团主力第十七、十六师和教导团共6050人从桑植瑞塔铺出发，同红二军团一起开始继续长征。红六军团担任前卫，任务是迅速突破遭水、沉江封锁线，为全军打开前进道路。12月11日，部队开始向贵州石叶、镇远、黄平地区转移。他们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将敌人远远甩在了后而。

在向贵州转移的过程中，红军为敌人摆下了“迷魂阵”:时而向南，时而向北，时而做袭贵阳的姿态，时而作强度乌江的模样，终于在1936年2月2日甩掉了敌人的大部队，并组建成立了“贵州抗日救国军”。2月27日，红二、六军团退出毕节,向西行进,直插乌蒙山区,以期将敌人西调,然后摆脱敌人,折向东南再去安顺。离开毕节进入乌蒙山区后，部队在这里经受了缺粮缺水、山高路险、气候恶劣、敌人围堵的严重考验，辗转回旋一个多月进入云南，直趋滇东。后来毛泽东称赞“这是个了不起的奇迹”。

1936 年2月，红二、六军团越过过滇军防线，直赴滇东。在南北盘江地区，他们在长征路上第三次尝试创建根据地。这时，他们接到红军总司令部的来电，电报署名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要他们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对于张国焘另立中央与中央红军闹矛盾的事，贺龙、萧克等人还不知情。红二、六军团在盘县开会，大家认为在这里能否站住脚还不一定，全国形势来看，全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可见全国革命大势转向北方，应执行总部的指示，于是决定北上。

萧克建议部队佯装逼近昆明，却突然西进。红二、六军团在丽江和石鼓等地出其不意地北渡金沙江，等到云南军阀龙云的部队追到金沙江边时，红军早已远去多时。后来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原中央苏区高尔基戏剧学校校长李伯钊率剧团来红二、六军团演戏，叫《破草鞋》，说敌人追到金沙江边只拣了红军丢下的一只破草鞋就收兵了。

1936年6月24日，红六军团与四方而军一部在普玉召开了隆重的胜利会师大会，朱德总司令参加。期间刘伯承总参谋长等领导会见了军团领导肖克、王震等。7月1日，红二、六军团全部到达甘孜与红四方而军胜利会师。2日召开了隆重的会师大会，朱德作了重要讲话，毛泽东等六十八人和红一方而军等十个单位来电祝贺。1936年7月5日，中央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成立红二方而军，由红二军团、六军团和四方而军的三十二军组成。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肖克为副总指挥，关向应为副政委。红六军团军团长为陈伯钧，政委仍为王震。

这时,张国煮仍然坚持其错误,继续进行反党分裂活动,但由于遭到红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抵制和反对；由于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徐向前等同志的坚决斗争,张国煮被迫同意红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合。

7月初,红二、四方面军从甘孜出发,通过茫茫草地,战胜无数艰难险阻,于8月上旬到达班佑、包座地区。草地行军历时三十三天，其中在青海南部是十三天。在最艰苦的日子里，六军团减员七百五十人，许多同志口里是含着野草长眠于征途中的。在此期间,党中央极为关怀红二、四方面军,曾几次电示二、四方面军:迅速进入甘南,实现三个方面军的会合,以开展西北的伟大局面。并于7月27日批准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由张国煮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

但二、四方面军北进到甘南地区后,张国点又一次对抗中央,私自命令部队向西,准备北渡黄河,经青海、翻祁连山进人甘肃西部.后经党中央的多次教育,以及在党的西北局峨县三十里铺和漳县会议上,红二、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的坚决斗争,再次挫败了张国煮的阴谋。9月底,二、四方面军继续北上.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静宁、会宁地区胜利会师,胜利完成了全国红军的战略大转移—长征.红二方面军与一、四方面军长征,最后到达陕北,会师陕甘。至此,红军长征落脚陕北,找到了一个开创革命新局面的出发点,又是红军对日作战的前进阵地和可靠后方。从此,中国革命转入了抗日民族战争的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