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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南柳巷·晋江会馆·林海音故居 （2）同学众说护国寺庙会 （3）偌大护国寺只剩金刚殿（4）百花深处话今昔 （5）记忆中的苏州字码 （6）建国前后北京胡同的门牌（7）话说吃瓦片儿的 （8）老北京的故事--先农坛 （9）老北京的故事--果子巷 （10）老北京的故事--菜市口（11）老北京的故事--白塔寺 （12）老北京的故事--丁章胡同 （13）老北京的故事--天坛的益母草 （14）老北京的故事--宝禅寺的早餐 （15）老北京的故事--天桥 （16）老北京的故事--东不压桥 （17）北京粮店的变迁 （1）南柳巷·晋江会馆·林海音故居 林海音，著名女作家，台湾人，祖籍广东，生于日本，幼年迁居北京，先后在北京师大一附小（现在为北京第一实验小学）、春明女中（后先后为北京女五中、菜市口中学、北京140中学、北京15中分校）、北平新闻专科学校学习，毕业后任记者。与著名报人、作家夏承楹（笔名何凡）结为伉俪，公公是著名国学家夏仁虎。1948年返回台湾，成为作家。著有《城南旧事》等小说、回忆录。吴贻弓执导的优秀电影《城南旧事》即改编于林的同名小说。    （2）同学众说护国寺庙会 前两天发了博文《偌大护国寺只剩金刚殿》，我的同学们发回了一些回声，纷纷述说了自己的回忆。这些同学年如我长，都已经是69、70岁的老年人了，没有这个年纪就不会有对这件事情的记忆，当初没有留心现在也没有回忆。这些东西绝不是那些如今三四十浪荡岁，小时候没在北京住过，即便住过也没有赶上有庙会的年代的年轻作者、编辑们能够胡编乱造的。可是如今那些没吃过猪肉也没见过猪走的人却是敢想、敢写、敢编，真的假的您先甭说，有人看，有人抄，有人转，能赚钱就行！ 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我把同学们的留言发在这里，供大家参考。如若不然，再过十几年可能就有人不在人间了。 同学甲说： 护国寺西侧北头一排殿都很高大，夏天住里面真凉快，但是冬天可就受罪了。顶上没有天花板，殿门也很高很宽，关不严。取暖那得烧多大的炉子啊？这些住户不知道是怎么住进去的，估计都是些城市贫民，趁解放初期限制、打压寺庙之机，强住进去的。1960年左右还看见金刚殿内有人烧香、拜佛，当时正是大饥荒时期，政治气氛比较宽松，殿内新刷了油漆，据说是信徒们捐的钱，护国寺庙会有我童年的许多美好回忆。 同学乙说： 我家住在新街口南大街，在太平胡同和百花深处之间。庙会也是我小时候常去的地方，从百花深处进护国寺庙会，先经过王××家，往胡同深处走经过西巷，有一个土地庙，以前没人住。不知过了多少年，里面住了一个女人，每天晚上都唱歌，我们那时年纪小，很害怕，走到那个地方就赶紧跑过去。 进庙有大门，门外卖蛐蛐的、斗蛐蛐的，围了一圈又一圈。我和弟弟有时花两三分钱买两三只，带回家玩玩。 有时我从太平胡同去庙会，这条胡同特别热闹，有捏面人的、吹糖人的，有用马兰草编蚂蚱的，还有耍戏法的。地上铺块布，布上放着三个碗，盖上一块布，一砸碗没了。一会儿捏吧捏吧又出来了。更让我流连忘返的是训小鸟。小孩子举起一分钱、两分钱，小鸟飞过去叼上钱递给主人，再叼上一块糖送过去。真神奇，小鸟训的真好！ 庙会是我小时候常去的地方，买东西去，吃面茶去，吃炸灌肠去，听戏、听大鼓书去，甚至做完功课也要溜一圈。做个毽子，捡个铜钱也要上庙会去捡。 护国寺金刚殿和西配殿我都爬窗户看过，里面还有很多神像呢。护国寺庙会引起我很多回忆，谢谢老树枯草同学考证护国寺和庙会，让我们对护国寺和庙会有更深的印象。几十年过去了，护国寺已经大变样了，以后有时间再去走走。 同学丙说： 说到护国寺，在童年的记忆里确实很深。那时从北边进去，首当其冲就是西配殿。里面是成筐的水果和朽木的气息，形成奇特的香味儿。去那里玩仅仅是买些洋画儿和拨棍儿以消磨时光。 现在人满为患，文物保护则降为次要的了，主管部门和开发商都是这么想的。 同学丁说： 对不起，我昨天去房山了，今天才看见你的微信。元朝的事我不知道，小时候的事我也有记不清的。只记得庙会里搭着蓝色的天棚，里面卖什么的都有。中间空地上有卖茶汤的，有卖炸灌肠的，有搭着台唱戏或者演魔术的，还有演电影的。不过那个电影没声。拿蓝布搭一个长条的棚子，两边掏窟窿，交了钱的就趴在窟窿哪儿往里看，右边是银幕，左边是机器，利用太阳光当光源。用手摇电影胶片，只要速度合适，看着和电影差不多。 旁边还有一个拉洋片的。拉洋片演的是《武王伐纣》，还有《白毛女》喜儿推磨。 后门主要是卖蛐蛐的，好的装在蛐蛐罐儿里，一般的装在纸筒儿里，差的装在铁丝编的笼子里，你要哪个就给你抓哪个。 卖鸟的在大杨家胡同，主要是卖鸽子、卖黄雀、卖画眉、卖百灵、卖靛颏，卖小鸡、卖兔子。 同学戊说： 大约是在1956年我家随师大的搬迁从城里搬到了北太平庄，即现在的师大所在地。有一天爸爸带我和妹妹去逛了护国寺庙会。那是我头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逛护国寺庙会。只记得一张张长方桌，一条条长板凳，人们在那里消遥自在地享受着各种美味小吃。除了在厂甸见过的豆汁儿、油炒面、炸灌肠，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面茶。我第一次知道原来面茶和油茶是两回事，原来面茶用的是糜子面，这个“糜”字读“méi（梅）”而且面茶竟然是咸的而不是甜的，上面要放一些芝麻酱。后来过了几十年后，我还知道了喝面茶是不用勺子的，是捧着碗转着喝！可惜的是，后来这些充满了北京特色、民族风情的庙会都消失了。 最近东华门小吃一条街即将关闭了。关了就关了吧，反正它卖的东西几乎没有真正的北京小吃。可是什么时候能够再见到真正的、老北京都能享受得起的北京小吃呢？ 我自己说： 面茶也是我的最爱。上世纪七十年代，每个月我从房山回来休假，都要到护国寺小吃店喝上一碗面茶，可是那时候不用糜子面，改用细棒子面，成了棒子面粥了，口感不一样就多放碱。喝着总有一股碱味儿。芝麻酱也不会拿筷子洒网了，而是改成了用一个罐头盒，底面扎了好多小眼儿往面茶上洒。现在更简单，直接拿勺往上泼。当然这芝麻酱也是用油调了的，不然既洒不了，也泼不了。 看来同学们对炸灌肠普遍记忆深刻，那是因为便宜，我们兜里的一二分钱吃得起。不过当初的灌肠和现在的可大不一样了。首先是颜色，原来是粉色的，现在是白色的；其次原来是用汤油炸，就是猪大肠油，现在是用素油炸。味儿不一样，没有原来的味儿了。 小时候杨光远、王雁威有时会给我们带一点桂皮，含在嘴里味道不错，稍微有一点辣。傅均生会拿一点苏子分给大家一人几粒，那是喂鸟儿的饲料，不过人吃也很香。我们抛起一粒，仰头接住吃在嘴里。 儿时的记忆留在每个人的心里，不会忘记……  （3）偌大护国寺只剩金刚殿偌大护国寺只剩金刚殿 我这里说的护国寺是指这个庙以及这个庙会，并非指护国寺大街。护国寺是北京八大寺庙之一，始建于元代。原为元丞相託克託官邸，初名崇国寺（北寺）。明宣德四年（1429年）更名为大隆善寺。明成化八年（1472年）赐名为大隆善护国寺。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蒙古王公贝勒为圣祖祝寿，曾对寺庙大加修缮，名护国寺，又称西寺，与东寺隆福寺相呼应。 护国寺坐北朝南，规模宏大，前后五进。院中碑刻很多，其中著名者为赵梦頫书《皇庆元年崇教大师演公碑》和危素撰并书《至正二十四年隆安选公传戒碑》等。寺内除供奉佛教诸佛祖外，还有元丞相脱脱夫妇塑像和辅佐明成祖朱棣建有殊勋的姚广孝影堂。另有葡萄园数亩，可见其规模之大。不过这些我都没有记忆，那时我太小，对于碑文既不认识也不懂。 我小的时候正是建国初期，那时我们家住在大帽胡同东口，过了马路走不了几步就到了护国寺了，所以每逢庙会，那里都是我玩耍的好地方。逛庙会不是非得买东西，光是看看就已经挺过瘾了。你看现在的女人为什么那么喜欢逛商场，都是一个道理。 原来每逢农历从七到一就是护国寺的庙会，从初七到十一，十七到二十一，二十七到三十，都是赶庙会的日子。现在网上的记载多是错的，他们说护国寺庙会是初七、初八两天，那是他们没有经历过呀，或者人云亦云。不错护国寺庙会原本是两天，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土地庙、花市庙会撤消，那里的两天庙会就挪到护国寺了，又从白塔寺挪了一天，结果就成了五天。反倒是隆福寺三天、白塔寺两天，一共才五天。我从2000年就想写一篇关于护国寺庙会的文章，顺便在网上搜了搜，那时只有护国寺的文章，根本就没有隆福寺、白塔寺的。可见护国寺庙会影响之大。 我的家离护国寺庙会近，我的很多小学同学、还有中学同学家离庙会也近，甚至有人就住在庙里。逛庙会就是家常便饭一般。 每次我都走山门旁的西角门，这里有一个卖花籽的摊儿，各种各样的应季花籽、花根都有，像西番莲、水仙头；也有一些菜籽，像黄瓜、西红柿、豆角……。 进了门分西路、中路、东路三路，各摊位都支起蓝白布棚。西路，有卖鞋面儿、卖布头的，五颜六色，花色品种齐全，有月白、灰、浅毛蓝等颜色。各种面料咔叽、哔叽、蔭丹士林、粗布、劳动布俱全。各色棉布、花布有数十种，那时百姓都是自己做衣服、做鞋穿，所以各种布料、鞋面、鞋口条，粗布、蓝布、花布、细白布都有。地上铺块包袱皮儿，所有布头随便挑。紧挨着有个卖花儿的摊儿，主要是红色绒花，谐音是“荣华”，意为荣华富贵。绒花就是在铁丝上裹上红绒，样式也很多，有花的样子，也有双喜字，还有在花上再加上一只孔雀，黄色、绿色的尾巴配上红色的绒花更是好看。那时很多妇女都喜欢买一朵戴在头上，大喜之日的新娘子一定要带上一只双喜字的绒花。也有绢花、纸花、瓶插花，品种繁多，各取所需。 这一溜主要是化妆品，一家挨着一家。有卖香皂、猪胰子、淡粉色心型洗脸用的碱块，刨花水、牙粉……。装在大大的直立玻璃瓶里的刨花泡在水里，这种水是用来洗头的，如同现在的洗发水。牙粉比牙膏便宜，也很好用，适合低收入的人群。 还有卖香面、卖胭脂的，支着蓝布棚子，传统的香面就是当时中国式的“香水”。胭脂如同现在的腮红，还可以用来在过年、过生日时在馒头上点红点儿，点双喜字，以示喜庆。还有卖拢子的，各种木质的、牛角的，大小各式拢子、篦子，应有尽有。北京人管梳子叫拢子，初来北京的人可能听不懂。篦子现在不用了，那是专门刮头发上的虱子和虮子的。虮子这个词现在已经很少用了，就是虱子的卵，白白的。 西路的路西还有卖打虫子药的，一匹棕色的高头大马站在旁边，让我很害怕。桌子上摆着好几个玻璃瓶子，里面用酒精泡着有蛔虫、绦虫，向人们展示这都是吃了他的药打下来的。还有的小孩吃了他的药当时就蹲在旁边拉出虫子了，真让我恐怖。我宁可卖塔糖吃，或者买中药使君子吃了打虫子。 挨着卖打虫子药的还有一个买铅笔的摊儿，也是我喜欢看的，一块包袱皮儿上，各色的长短铅笔，还有带橡皮头的，堆成了小山。只见他随便拿起一支铅笔使劲儿的往地上一摔，然后削开让你看，里面的铅没有断。表示他的铅笔结实。他说他的铅笔都是三星铅笔厂的成品、半成品，所以就有没有外皮颜色只是木杆的，带着斜茬半截的。但是里面红蓝铅笔少。其他颜色的彩色画笔根本没有。我从来不在那里买铅笔，我的铅笔都是在胡同口清华斋买的，一两百块钱一支也不贵。那时的清华斋也不是专卖体育用品。 再往北有一个拔牙、镶牙的摊儿，桌子上铺块红布，碗里装了多半碗拔下来的坏牙，拔牙的钳子、药水等也都摆在桌子上。每次去庙会都有人坐在那里治疗。我有点害怕，不敢多看赶快就走了。 还有一个点痦子摊儿。一张方桌，后桌腿绑两根竹竿，上挂一块方形白布，画着男女两个大头像，两个大白脸，画有五官眉眼，在各个不同部位画着黑点儿表示痦子。 西路北头儿，有一排西配殿，我的小学同学傅均生家就住在那里。我清楚的记得，一次在学校里班主任把他说急了，他立刻回嘴说：谁像你似的，买人家炊帚不给钱？老师一下愣住了，停了一会儿说：你听谁说的？净瞎说！傅均生说：我看见的！全班同学只能静静观望。看来老师的举止非常重要，毕竟有几十双眼睛时刻注视着你呢，无论在何处。这是后话。 西边还有个卖粘瓷药和擦铜药的地摊儿。粘瓷药是比火柴棍粗点儿的红黄色小棍，每根五六厘米长。饭碗摔了，对好了用它可以粘上。可以继续使用。家里的铜器件容易生锈，变得暗淡了，也失去了光泽。用擦铜药一擦立刻光亮起来。 据说，西边后山门内还有北殿，挂着“瑞芝堂”的匾，是当年管理庙会的喇嘛住房。瑞芝堂门前有一块空地，能摆十几张方桌，作为茶馆，是由喇嘛经营的，供逛庙会游人喝茶歇脚。这我就不记得了。 东路多是卖山货的摊位，锅碗瓢盆、笤帚炊帚、坛子罐子、菜墩案板、饸饹床子，各种炊具，一应俱全。 笤帚簸箕、叉把扫帚、筛子细箩、箩筐帚把，扁担水桶、炉子烟筒、拐脖儿拔火罐、瓦刀大铲、青灰白灰、麻刀腻子，日用杂品，事无巨细，包罗万象，卖什么的都有。 东路南头儿还有一个布鞋摊儿，按季节售货，春秋夹鞋，男人长口方口的鞋，女人一字带儿鞋、小脚儿鞋；夏天布凉鞋，冬天毛窝，各色布料具备，都是按百姓需要供应。 东路对于我一个小孩没有吸引力，我也不爱看，只是跟着妈妈买些东西。记得在那里买了一块独木的案板，很厚，一直用了二十多年。 金刚殿后是中路，这里也很吸引人，更是热闹的去处。卖艺表演和各种吃食的居多。 中院大殿早已坍塌倒坏，殿台基上放着不少大殿的木料，多年风吹雨淋虽然老旧，但质地不朽。这里是租小人儿书的地方，《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西游记》、《聊斋》，还有《鸡毛信》、《二小放牛郎》、《神笔马良》等，琳琅满目。一分钱看一本。 中殿南边用绳子和白布圈起的一个场子，演出评剧。这里的剧就和侯宝林相声《三棒鼓》相似，门票不太贵，两毛一位，可是戏一演到节骨眼儿上就该收费了，没有相声里那么夸张，但是也得收三回，加在一起也六毛了。比起马路南边的人民剧场一块三正经八百的京剧来还是便宜。只是演员的水平、看戏的环境和人民剧场不能比。场子里面就是长条木凳。我的大表姐1954年考入中央戏剧学院，还特地到这里来看了一出剧，为的是学习民间艺术。下场的女演员经常带着盛妆出来，坐在中殿的台阶上纳鞋底子，还不时的用锥子往头上蹭蹭油。 戏棚南边是宝三跤场，表演摔跤，还有练武术的把式场子，有一段儿有爷儿仨练把式，并带耍狗熊，人称“狗熊程”。我看见那些练把式的人赤膊上阵，用粗铁丝捆住胳膊和上身，捆了好几圈，然后他憋足了劲往外一撑，铁丝全都断了，人们齐声喝彩，纷纷掏钱。还有拉硬弓的，那人三十多岁身强体壮，能同时开五张弓，有时候也表演打弹弓。观看的人拉弓不要钱，他主要靠卖“大力丸”赚钱。大力丸主要有补肾填精、固本培元、养益气血之功效。我们那时都戏称是用脚丫泥搓成的，没人相信能治病。 有个变古典戏法儿的鸭蛋刘，那可是叫座的买卖，吞长虫、吞宝剑、喷火龙、吞针、掏肠子埋起来，一包缝衣服的针，吞进肚子里，然后再吃下一根线，呆一会往外一吐，那吞下去的针，一根根都串在线上了，线上还带有丝丝血迹。看了也是让人心惊肉怕。感觉花点钱也值了。 在大殿前有位说唱竹板书的，艺名“小蜜蜂”，说的有《刘公案》、《杨家将》以说为主，唱的不多。 戏棚西边是拉洋片的地方，一条长板凳坐四个人，从四个圆洞往里面看，拉洋片的人不断的唱着里面的幻灯内容：“往里瞧往里看，来到苏州大街上你观一观，一条大街长十里，招牌幌儿挂在两边，钱庄当铺两对过儿，茶楼酒馆紧相连。路南有座美人书寓，画栋雕梁好门面，楼上坐着听书的客，跑堂的过来又把茶端，有几个倌人会弹唱，怀抱着琵琶定准弦，开口唱得是马头调儿，然后改了太平年。”都是哄孩子的玩意儿。北京现在是没有了，可是我去年在苏州看见了，还说是老北京的，听那人一张嘴就知道不是北京的。 紧挨着戏棚的是一群饮食摊位，驴打滚儿、艾窝窝、豌豆黄儿、芸豆卷儿、茶汤、面茶、杏仁茶、切糕、扒糕、凉粉儿、豆汁儿、焦圈儿、豆腐脑、蜜三刀、糖耳朵、糖火烧、炸灌肠、烫面饺子、羊肉包子、螺丝转儿、炸鸡蛋角（荷包蛋）、蛤蟆吐蜜、卤煮丸子等卖各种北京风味，秋天以后还有卖烤白薯的……。到了这儿简直就是应了那句俗话“猪八戒掉进了泔水缸里了”，横吃海喝吧。 最南边有一个茶汤摊儿，字号“年糕李”，一把大铜壶就是招牌。专卖茶汤、油炒面、藕粉，也卖切糕、年糕。摊主是我们的邻居，我管他叫“巴巴”，按照回民的称呼，是爷爷的意思。 不过有一点我得说说：北城没有卤煮火烧，那不是北城人吃的东西。 庙会上少不了的就是儿童玩具，那都是民间手工制品。像哗楞棒儿、拨浪鼓儿、婆婆车、积木、七巧图、万花筒、吹箭筒、泥骰子，骨牌、小弩弓、苍蝇笼、琉璃泡儿、瓦锅子、屁帘儿（即最简单的风筝）、小沙燕、布老虎、泥人、泥马、泥模子、假胡须、鬼脸儿（面具）、木刀、木枪、空竹、地轴儿等。春节期间最是玩具行业的旺季。 空竹也是我喜爱的，分为双轴和单轴的两种，双轴是普及型的，人人会抖。单轴的还分双响、五响、八响的，响哨多，声音就好听。单轴的就需要技术了，抖得好的还可以做出撒地轴、猴爬杆、扔高等有难度的动作。到了六十年代，庙会没有了，空竹也没地方卖了，我们就抖搪瓷缸子盖，照样抖得欢心。 出了后门，还有一番热闹。这里是鸽子市、鸟市和鸣虫市，还有饲料。鸽子和鸟我从来不懂，但是喜欢蛐蛐、蝈蝈和金钟。当然，有蛐蛐、蝈蝈就有装它们的东西，最简单的就是卷个纸筒往里一装。蛐蛐罐子、蝈蝈葫芦这里都有，但是太好的没有。像象牙口紫檀镂空盖的就别到这儿找了。我的同学说卖鸽子、鸟还有狗的摊位一直摆到大杨家胡同里。可见护国寺庙会规模之大。 秋天，这里还有卖水萝卜的，一车心里美，车头上插着一朵萝卜花格外引人注目。那是用白萝卜、青萝卜、胡萝卜、心里美萝卜雕刻而成的，那卖水萝卜的人三下两下就把一个水萝卜削好了，皮削成一片一片的，紫红色的心里美切成一条一条的，吃起来方便极了。这可是卖水萝卜人的手艺，没有不会的。晚上庙会散了，没卖完卖水萝卜的人，推着车还走在小胡同里，车上又多了一盏电石灯。 如今护国寺没了，庙会也早就没了。大火烧掉了庙会，烧出了高楼，烧出了护国寺步行街。偌大的护国寺，如今就只剩下一个金刚殿了。昔日游人摩肩接踵的庙会只能留在我的记忆里，写出来就是给后人留下一点幻想的空间。 大火把隆福寺的人气也烧没了，几经努力，怎么也不行。白塔寺闭门修缮好几年，刚刚开门迎客。
（4）百花深处话今昔 百花深处话今昔
相传明代万历年间，一对张姓夫妇，在北京新街口以南小胡同里，买了二十多亩地，种菜为生。几年后，又在园中种植了牡丹、芍药、莲藕，春夏两季，香随风飘，秋季菊花金黄，冬季梅花映雪，别具风光，可谓四时得宜。一年四季花开不断，风吹过来，方圆几里一片芬芳。当时城中士大夫、文人墨客纷纷来这里赏花，遂称此地为“百花深处”。张氏夫妇死后，花园荒芜，渐成街巷。乾隆年间称之为花局胡同。光绪年间改称百花深处胡同。民国后简称百花深处，一直流传到今天。1965年护国寺后庙并入。 百花深处最早的记述出现在光绪年间的《京师坊巷志稿》中。后来老舍在文章里描述： “胡同是狭而长的。两旁都是用碎砖砌的墙。南墙少见日光，薄薄的长着一层绿苔，高处有隐隐的几条蜗牛爬过的银轨。往里走略觉宽敞一些，可是两旁的墙更破碎一些。”说的就是这条胡同的事。顾城有一首《题百花深处》诗：“百花深处好，世人皆不晓。小院半壁阴，老庙三尺草。秋风未曾忘，又将落叶扫。此处胜桃源，只是人将老。”陈升在歌曲《北京一夜》中唱到“不敢在午夜问路怕走到了百花深处”。 小杨家胡同北边一点就是百花深处。我的小学、中学同学住在大小杨家胡同的也有好几位呢。百花深处里没有深宅大院，当然也就没有油漆脱落的朱红木门；没有官府宅邸，当然也就更没有斑驳残缺的琉璃瓦；只有曾经回荡在胡同深处的叫卖声，也许还有繁华旧景背后无疾而终的爱情、借酒消愁的破落公子哥儿，更有史无前例、呼天震地的口号和行动以及今天周围乐器商店里静静的繁华。 如今的胡同里居住的北京人并不多了，绝大多数是外地人。又加盖了二层简易楼房，应该是为了多收房租吧？满胡同里的人南腔北调，地道的北京话偶尔也能听到，只要你能说出字正腔圆的北京话，那些祖祖辈辈住在这里的北京人就把你当作朋友一般，毕竟留在四九城里的北京人实在不多了。 时间在流逝，周围的环境在变化，只有这个美好的名字留了下来。留给我们不同的欢乐与悲哀。  （5）记忆中的苏州字码 前两天我在博客上写了《建国前后北京胡同的门牌》，里面提到那时门牌上的苏州字码，可是我不会用电脑写出来，今天特地用笔写出来，供大家参考。这就是苏州字码，可以说1964年以后出生的北京人根本就没有见过，或者说文革前出生的人绝少有机会见到。 再写出来之前，我咨询过很多70岁以上的老人，希望确认一下，可惜他们都没有印象，有些人甚至连苏州字码这个词都没有听说过。我也问过在北京的苏州年轻人，他们也不知道。我就只好先写出来，急切等待大家的斧正！ 下面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苏州字码的写法。 如果其中的一、二、三作为十位数还要竖着写，写成这样： 我在博客里还说了现在北京的胡同还有2500余条，有人问：2500余条上哪儿找去？我只能告诉大家，这是网上的数据。原来所说的北京有名胡同三千六，没名胡同塞猪毛，是指四九城，不包括“乡下”。也就是说不包括近郊区、远郊区的城镇，像丰台、长辛店、良乡、南口……，我记得良乡城里也有一条“史家胡同”，它和东城区的史家胡同可大不相同。 现在的北京城里，经过不断地拆迁、改造，建设小区，似乎已经没有一条完整的胡同了，像东四的礼士胡同东头，路北盖起了财贸学校大楼，路南盖起了礼士宾馆大楼，已经不是原来的胡同了。 我心里暗自揣测，北京城里即二环内，大约能剩下一千条胡同吧，没有任何确凿的根据，只是目测。 （6）建国前后北京胡同的门牌胡同是北京独有的文化传承，是北京胡同文化的精髓，讲述着早年间胡同里的故事。可惜现在所剩不多了。原来说北京有名的胡同三千六，没名的胡同赛猪毛。没名的胡同海了去了，到底有多少，谁也说不上来。如今是没名的胡同没有了，有名的胡同大约也只有2500余条了。新建的小区从不叫胡同，也不是胡同，而是叫做“××里”，不知道是到了北京还是到了上海？ 建国前后北京胡同的路牌是蓝色的，门牌号也是蓝色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北京先是更换了胡同里院子的门牌，随后1965年，又整顿了胡同的名称，很多名称都被修改，名称里蕴含的内容，也随之逝去，人们很难再揣摩现在胡同的来历。这个变化很大，对于常年居住在北京的人来说，到是影响不大，对于外地来京的人来说，却是极大的方便。 建国初期的蓝色门牌是这样排列的，东西走向的胡同先从路北的东头向西排起，1号、2号、3号……小号在东依次向西排列，排到最西头又折回来，下一个是路南的号，假如是20号，则开始从西向东顺序排列，这回是小号在西大号在东，21号、22号、23号……直到胡同东头最后一个。也就是说你在胡同的东头就看见了这条胡同的第一个院子（在路北）和最后一个院子（在路南），这条胡同一共有多少院子你就全都知道了。要是南北走向的胡同，则是先从路东的南头向北排起，小号在南大号在北，排到北头再折回来，到了最北头的路西又是小号在北，顺序往南排，大号在南。总之一句话就是无论是东西走向的还是南北走向的胡同都是来回绕，首尾可以相见。 这些蓝色的老门牌上，左边竖着写着××区，右边竖着写着××胡同，正中用阿拉伯数字写着多少号，记住：只有数字，没有“号”字。最底下用苏州字码写着和阿拉伯数字相同的符号，至今我还会写，可是用电脑打不出来。苏州字码同样可以表示从一到十的数字。如果老门牌儿的数字砸掉了，还可以从苏州字码上看到门牌号儿。算是有一种双重保险。 这种号码曾经是一种行业内的暗码，当时有些商业上的数据不便透露出去，则会使用暗码。老北京的雇衣铺，则经常会在出售的二手衣服的某个地方，用另一种暗码写上底价，防止遗忘，也不会被顾客知道。比如用“肖、道、条、服、罗、俊、现、视、歪、科”来代表从一到十。 那时北京的民居主要是四合院，一个中型的四合院，除了大门以外，通常有旁门儿，或者后门。正是一排排的四合院儿组成了北京的胡同，那么院子开个后门，或者旁门，自然会开在了另一条胡同，为了不影响其他胡同院子的排号顺序，则会在后门或者旁门的牌儿上写着，正门所在胡同的名称，并标明了是后门或者旁门。对于这样的院子，则给予“旁门”和“后门”的门牌。这两种门牌仍然是蓝色的，不过既然不是正门，所以形状、大小也有所不同。大约三指宽的竖条门牌最上面一排横着些“××胡同”，中间一排写着阿拉伯数字“××”，最底下一排写着：旁门或者后门。大约六七指长。
更换后的胡同牌子和门牌都是红色的，关键是门牌的排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更换后的门牌无论是大街还是胡同一律改为：东西走向的按照路北是单号，路南是双号，号码从东向西排序，也就是说小号在东头，大号在西头；单号在路北，双号在路南。南北走向的按照路西是单号，路东是双号，小号在北头，大号在南头。即从东到西、从北到南的排列顺序。 知道了这个规律，你如果找一个门牌就容易多了。甭说是外地人，就是很多老北京人也不知道这个规律，因为他们没走过这个心。 除了胡同路牌的颜色，门牌颜色、门牌样式、排列顺序发生了变化，对于原有的“后门”、“旁门”也做了更改，凡是有前后门的院子，中间横着垒一道墙，分为了两个院子，两个单独的门牌，就没有了后门；凡是有旁门的院子竖着也垒起一道墙，分为了两个院子，两个单独的门牌，也就没有了旁门。便于管理。 可是那些有专人站岗的院子，新设的汽车库，是没有门牌的，一律刷成灰色的木头门，使人们感到这家人不一般。即使是真的有后门的院子，后门上也没有门牌，不过周围的群众都知道这是那个院子的后门，有没有没关系。这是“新社会”的需要。 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7）话说吃瓦片儿的 中国有一句成语“温故知新”。说的是了解过去的事情有助于知道如今的新事物——比方说“房东”吧，就是以出租房屋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人，老北京人形象地称呼他们“吃瓦片的”。要出租房屋，前提是必须在自家居住之外有可供出租的房产，因此，他们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都属于“有产者”。这种人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1958年的房产归公运动消失了几十年，改革开放后，住房一商品化又回来了。最近网上炒得火热的“房叔”“房姐”，就是他们当中的一类，属于用不正当手段或不义之财取得房屋资产并以此谋利的人。当然大多数“房东”的房产还都是合法拥有的。 假如您是一位“ 如今北京城里城外都有许多出租房屋的人，城里的则多是外地人，在北京买了很多房，自己也住不了哇，就出租出去，挣房租，至少可以作为生活来源的补充，或者是为了资金的升值。反正都是为了多赚钱。甚至有财大气粗的，一买几栋楼、几层楼，往外租，玩的就是心跳。 郊区租房的多是当地农民，听说住家附近要拆迁、要征地修公路，于是就拼命盖房，改好了四合院，面积不够大，于是再加盖二层，成了四合楼，还觉得不合适，于是再把院子上加盖个阳光板的房顶，因为拆迁时没有房顶的地方不给计价，不算面积，不给钱。院子也有了房顶就不怕不给钱了。15年前，一旦拆迁的人员真的来了，一般的一家弄两三个三居室，再给个二三百万元现金那是平常事儿。也算是政府对前三十年农民的一种补偿吧！这些人不用劳动，依靠出租房屋就可以生活了。建国前后城里人把依靠收房租生活的人叫做吃瓦片儿的。 苦就苦了城里那些下岗工人了，尤其是那些既没有多少文化，又没有适合当今可以应用的技术，也没有了当年的力气的人了。城里的房子被拆了，给的很少一部分钱在城里、在原地也许只能买个茅房，多说可以买个厨房，反正是不够买房的。只能到五环外买房了。原来站在家门口就能看见前门楼子的人，如今就是拿着望远镜也看不见了。对于这些上过山、下过乡、下过岗，又被迫“自愿选择”到远郊区安家的大爷们，似乎还没有什么补偿。 当然，还有更多的“北漂”们，在远郊区——五环外买房或者租房安家，因为那里的房屋价钱便宜。也为吃瓦片儿的人提供了可吃的资金。 就如同文革时被拆掉的“四旧”建筑，又盖了起来一样，被刮走的“吃瓦片儿的”也又回来了。
（8）老北京的故事--先农坛 北京有五个坛，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其中天坛和先农坛都很大，其余的三个则很小。
中国历史上是个农业大国，一直十分重视农业生产。从舜时就有用象耕田的记载，战国时管子说：“先王者，为民兴利除害，故天下之民归之。所谓兴利者，利农事也；所谓除害者，禁害农者也。”《礼记》记载，周时已开始这种祭祀先农的“耕礼”，叫“耒礼”，是封建社会十分神圣和重大的国典。清代从顺治皇帝时延续了明代的“耕礼”的仪式，“顺治十一年(1654年)二月，朝日于东郊。始行耕藉礼。定每年仲春亥日行耕藉礼。”也称之为皇帝“亲耕”。
康熙皇帝把“演耕”(即亲耕)作为法律固定下来，于每年春季都举行“演耕”之礼，亲自率领三公九卿和诸大臣扶犁耕地。雍正年间宫延画家绘制的《皇帝祭先农图》描绘的就是雍正皇帝亲自扶犁，另有六大臣身着蓑衣也扶犁而行，还有二十四个六十岁以上的老年农夫，也着蓑衣扶犁而行。这幅画真实纪录了当时的皇帝亲耕的场面，以及四周围观的王公大臣。 皇帝耕田虽然只是演示，可是仍然还有一套严格程序。明代时，皇帝右手扶犁、左手执鞭，往返犁地四趟；清代时改为往返犁地三趟，名曰“三推三返”。皇帝亲耕完毕，就登上观耕台观看王公大臣们耕作了。由此可见参加“演耕”之礼的并非只是皇帝一人，三公九卿和诸大臣也都必须参加，以体现皇家即朝廷的重视。 在故宫博物院里收藏着的一幅《皇帝耕田图》年画上面就可以看到：阳光灿烂，春风拂煦，头戴皇冠、身穿龙袍的皇帝正手扶犁把耕田，身后跟着一个大臣，手提着竹篮在撒种，牵牛的是身穿长袍的七品县官，远处是提篮送饭的皇后和宫女。画上还配有一首打油诗：“二月二，龙抬头，天子耕地臣赶牛，正宫娘娘来送饭，当朝大臣把种丢，春耕夏耘率天下，五谷丰登太平秋。”
可是，民间传说的故事和年画描绘的并不一样：在每年农历二月初二龙抬头这天，皇帝身着布衣短衫，亲自到先农坛的一亩三分地里赶牛耕地，文武大臣身后相随。晌午，娘娘、宫女也是农妇打扮，臂挎竹篮，内装不多的几样简单的饭食送到地头。如同农村的农民一样，中午并不回家吃饭，表示体恤天下百姓，做出重视农业生产的榜样。那时的先农坛虽然在四九城里，可是这块地却归属宛平县令管辖。下午时分，宛平知县就来向皇帝收租子了。皇帝说，刚刚种上的种子，还没有发芽呢，哪里就有收成呢？怎么办呢？给你一个官儿吧！这样，宛平的知县就高升了。而且形成了宛平的知县一年走一个的惯例。这是民间的传说，没有记载只是口口相传。从此，北京城里也留下了一句歇后语：宛平的知县——升了。 而据《宛署杂记》记载，每次“圣驾躬耕”，宛平县衙门至少要筹备一个月，搭建一座巨大的耕棚，供皇帝和大臣们休息，要为他们精心准备膳食，还要找数十名经验丰富的老农进行礼仪培训。皇帝的耕田必须是筛过的细土，以便让皇帝犁起来能省些劲儿。
今天再次来到先农坛，这里已经成了北京市古代建筑博物馆了，粉饰一新的大殿里到处都弥漫着丙酮的气味。历史与现实的融合，传说与史书的互补，使我们更为详尽的了解了先农坛的故事。
（9）老北京的故事--果子巷 我从郊区调回城里就到了南城的宣武区，在这里听了很多关于南城的传说。 果子巷北起骡马市大街，南至迎新街，因为有果子市而得名。明清时期这条贯穿南北的巷子有许多经营干鲜果品的店铺，一年四季，生意兴隆。北京西部、南部的涿县、良乡、房山、及大兴等地的果品大多集散于此。
清代北京竹枝词中有许多对北京果品的描写，我们从中对当年的果子市有一个简略的了解： “论对樱桃上市鲜，一丛更要百文钱。缘何万事开虚口，五百铜钱算一千。” “韩达韩与韩达力，哈尔巴同打辣酥。牛奶葡萄八达杏，起名都闹雁儿孤。” “内城果局物真赊，兼卖黄油哈密瓜。我到他乡犹忆食，山楂糕与奶乌他。”[1] “虎坊桥畔引车来，想象当年傍水隈。乡味称名也止渴，樱桃一路接杨梅。”[2] 北京的果子市在明朝就有了，主要有两大果子市，一是德胜门果子市，在德胜门内丁字街，人们称为北市。一是前门外果子市，在今前门外果子巷，人们称为南市。北市在先，南市后有。但就其规模和经营范围来看，南市大于北市。南市的发展是在清朝初年，现存果子市的店铺多建于乾隆年间。宣统年间，南市有果行约六十余家批发、贩卖干鲜水果的果行，北市仅有十三家。 南市果行分红果、黑枣、核桃、柿子、鸭梨、西瓜等专行。经营有南鲜（甘蔗、桔、柚、柑、橙、菠萝、鲜龙眼、橄榄、百合、香椽、佛手等）、北鲜（桃、杏、梨、枣、李子、樱桃、石榴、苹果、海棠等）、干果（花生、瓜子、榛子、杏仁、核桃、栗子、白果和各种果脯、果干）、瓜类（西瓜、甜瓜、香瓜等）、河鲜（藕、芡米、茨菇、莲蓬、菱角、荸荠等），北市只有北鲜和干果。 当时果子批发生意十分兴隆，竞争非常激烈，为了便于封建政权控制和管理，清政府曾发放“伢帖”，也称官帖，两张毛道纸，一正一副，盖有官印，用墨笔书有经营品种，在南北两市，比较老的字号，都拥有这种“伢帖”。如南市的公盛、天盛拥有桃杏仁、栗子帖，恒兴、万成、顺昌拥有花生帖，同裕、德昌、天义成、顺昌、同顺、德成、三胜福拥有西瓜帖等等。对某种竞争激烈的商品，政府还发有独帖。如在南市里的红果店（也称贾家店、字号永盛）从清朝初年一直到北京解放，始终垄断红果经营权。另外，枣邓家，瓜子崔家，也是世代专门经营。 民间传说，当时经营批发红果的除了贾家永盛号外还有一家，两家同时经营不可避免的会有竞争，为了压倒对方竞争还很激烈。可是无论如何也无法让对方不再经营。后来双方把官司打到了朝廷，请皇帝评判谁是谁非。那可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皇帝也无法分辨。可是分不出青红皂白来也不行啊，既有损朝廷的威望，又显得皇帝无能。于是，皇帝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命人抬出一口大锅来，里面加上了油，下面点着了火，把油烧开了。皇帝对着两家人说：“谁敢跳到油锅里，谁的买卖就是真的，不敢跳的就是假的，从此不得继续经营！”两家人大眼瞪小眼，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谁也不说话。大家心里都明白：跳进去就是死啊！两家人足足等了有一袋烟的功夫，只见一个白胡子老头从人群中走出来，一步一步缓缓的登上了大锅前的凳子，纵身往锅里一跃就跳到了滚开的油中，挣扎了两下就气绝身亡了。家属在大堂之上也不敢放声大哭，只是极为悲痛的嘤嘤底泣。另一家看着眼前的景象一个个都目瞪口呆，连大气都不敢出。这个白胡子老头就是贾家店的老掌柜，当时已经七十多岁了，为了自己家生意的兴隆，为了子孙后代的美好生活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这时皇帝才命太监熄火捞尸，传口谕：准永盛号永续经营，他人不得染指。赐贾老太爷寿材一副，自行安葬。 从此果子巷就只有永盛号一家经营红果，无论他们经营红果曾经是在先还是在后，是真还是假，反正现在是真的了，而且是皇帝御封的，别人都无怨言。大家纷纷说这是人家老爷子拿命换来的，值了！ 据前些年果子市老人贾国志回忆，果行经营主要是收取“佣金”。果行一般向“客商”即贩运果子的商人收到2~5%的佣钱，就是介绍费，再向销售果子的店铺，旧称果局子和小贩收5%到10%的利钱，合在一起，就是果行所得的佣金。一般是客商把果品雇人用车运到果行，由果行过秤，再转给销售果子的商店和个人。 果子市经营有淡季和旺季，淡季每年阴历十月到来年五月，以经营干果为主，也经营外地来的鲜果。旺季阴历五月到十月，以杏、李子、樱桃、沙果、桃上市开始，各种果子就不断涌来，尤其到西瓜季，果子市每天都是人山人海，昼夜买卖。据旧果子市老人王星三回忆，先上市的瓜被称为“水瓜”，多从北京西、北两个方向运来，进阜成门、广安门、西便门，一直到果子市北口（原大蒋家胡同）然后进北口，出南口。后上市的瓜被称为“寒瓜”，多从大兴等地运来，进永定门，抵果子市南口，进南口、出北口。每到瓜季，送瓜的大车能排几里地，整个果子市，到处都是西瓜堆。在整个西瓜季，各行店到深夜都是灯火辉煌，买卖不断。 据1946年《新民报》登载果子市平时经营情况是这样：每天天一亮，果子市店铺就开始营业，10点钟达到高潮。每个果店门前都用头号长笸箩，分装各种果品，五光十色，陈列在街市两侧。基本不零售，果子起码要“五斤”以上，柿子起码要百斤。假如你要买某种果子，问好价，到柜房先交钱，然后给你一张宽约八九分、长不满三寸的东昌纸条一张（行内称“写帖儿”，上盖有小水印和收款数月）。拿这张小帖儿，再到门外果摊上，交给手不离秤杆的卖货人方可得到果子。果行所收的利钱就包括在果价里面。另外，在果子市买货，按规定，是不准下手挑拣的。 自从城市旧房改造开始后，果子巷渐渐失去了往日的色彩，随着最后一家居民搬走，果子巷就消失了。唯一留下来的是骡马市大街的“果子巷”地名，还能勾起老住户久远的回忆。散见于报章的文字、流传于百姓口中的故事，我如果不能把这些写出来，恐怕到了我的孙辈那就连回忆都没有了。 注释：[1]奶乌他，即酥酪，乌他系满语。 [2]指樱桃斜街、杨梅竹斜街。 （10）老北京的故事--菜市口菜市口过去是清代杀人的法场，死在这里的人有大奸，也有大忠。 菜市口的法场设于原菜市口菜市场旧址附近。据马芷庠编写的《北平旅行指南》记载：每逢秋后朝审，在京处决犯人众多之时，由东向西排列，刽子手执刀由东向西顺序斩决。所用鬼头刀五柄、凌迟分尸刀十柄，现存于历史博物馆。旧时，犯人被押出宣武门(顺承门)，过断头(魂)桥，经米市，送往菜市口法场，就不可能生还了。犯人被杀后，尸体被人运走，血迹即被黄土垫盖。以后有人在这儿卖菜，生意倒是十分兴隆，菜市口也因此而得名。 菜市口在宣武门外，所以城门洞刻了三个大字：“后悔迟”，什么意思？出了这里说什么都没用了，吃什么都不香了。 清代有个许承尧写过一篇《过菜市口》诗，把菜市口刑场的景象描绘得十分生动，诗日：“薄暮过西市，踽踽涕泪归，市人竟言笑，谁知我心悲？此地复何地？头颅古累累。碧血沁入土，腥气生伊蹶。愁云泣不散，六严闻霜飞。疑有万怨魂，逐影争啸啼。左侧横短垣，茅茨复离离。此为陈尸所，剥落墙无皮。右侧坚长秆，其下红淋漓。微闻决囚日，两役舁囚驰。高台夹衢道，刑官坐巍巍。囚至匐匍伏，瞑目左右欹。不能指囚颈，一役持刀锋。中肩或中颅，刃下难邃知。当囚受刃时，痛极无声噫。其旁有亲属，或是父母妻。泣血不能代，大踊摧心脾。” 老人们传说，当年杀人的日子里沿街的买卖铺子不准关门，必须照常营业。临死之人有什么需求，商铺不许拒绝。一般说这些死刑犯主要是要吃要喝。酒馆、熟肉铺都要在门前摆好了，供他享用，也没有人给你钱，一会就死了，你还找谁要钱去？其他的物品倒是用的不多。这些犯人路过酒馆一般的都要喝几碗，喝完酒也不会把碗好好的放下，而是往地下一扔，甚至是使劲的一扔。这么一扔，碗就碎了。虽说是黑棕色的粗碗，掌柜的也不高兴，可是那也没法子呀！不让喝朝廷不干。慢慢的就想出主意来了，他们请烧碗的窑上单独烧一种很厚的碗，从外表看和普通的碗没有区别，可是厚，盛的东西少。盛东西的碗心有多大呢？大概就是现在的一个小酒盅那么大，由此您就知道碗有多厚了吧？这么厚的碗随便怎么扔都不碎。而且盛的酒也少，多喝几碗也没关系。实在不行兑点水，也就不在乎了。 还有传说，有这么一家裁缝铺子，就住菜市口，由于手艺好，生意很旺盛。时间久了就远近都出了名。有这么一年夏天，菜市口外砍死了一个乱党。当天晚上，裁缝铺掌柜的睡的正香，突然觉得屋里有人走动，心里想八成闹贼了。这屋里一件值钱的东西都没有，这贼他偷什么呀？于是就眯缝着眼睛瞅着，这贼摸索了一会，什么也没摸着，临走随手把门给关上了。第二天，掌柜的起床查看，一发现自己的针线笸箩不见了。这时外头有人喊：掌柜的快出来看看吧。掌柜的出门跟众人到荒郊一看，昨天那个斩首的人，脑袋和身子连在了一起。而且脖子上有一串细细的线痕，旁边就扔着裁缝的笸箩！ 这显然是个带有神话色彩的传说。据老人们说，实际上被斩首人的家属在监斩官员、行刑人员离开后要请事先安排好的皮匠前来把头颅和身子缝在一起，这样落个全尸才好入殓。用北京话说就是必须“全须全尾儿”！缝的要及时，不能拖的太久，时间久了头颅和脖子的刀口处皮肤就干了发硬，不好扎针。裁缝可是缝不了的。 再说西鹤年堂，位于丁字口的西北角，老字号，刀伤药出名。每次杀人，犯人从这里经过，鹤年堂都会赠酒三杯，膏药一贴。也有人说每次行完刑，夜里总有“人”拍门买刀伤药。 有记载说在清代，刑场监斩官的高座位，就设于西鹤年堂店门口。搭一席蓬，下放一长方桌子，上摆朱墨、锡砚和锡制笔架，笔架上搁放几支新笔。监斩官照例要在西鹤年堂坐一坐，稍事休息，再升座行刑。公案上的笔，却是有几个犯人便要预备几支。这是何故呢？因为要杀一个人，刽子手提上头来，监斩官照例要用朱笔在犯上头上点一点。那支笔就会有人出许多钱买去。传说这种笔可以压邪驱魔。从另一角度讲，一个犯人用一支笔，亦为刽子手和差役们的生财之道。 我在宣武区工作了20年，平时从人们的闲谈话语中听了这些故事，写出来、留下来。否则的话再过一些年，想听都没地方听取了。 （11）老北京的故事--白塔寺 北京内城九个门，西边儿有个“阜成门”，可是老一辈的北京人总是爱管它叫“平则门”，原来这是五百多年前元朝的老名字。现在没人叫了，不光没人叫，反而各地来的新北京人还给所有的城门都加上了儿化音，这哪儿是城门呀？简直成了老北京家里木门下角挂个布帘儿的小门儿了，那是走猫的！大城门哪能加儿呢？ 不知道在哪一年，北京发生了一次地震，把妙应寺白塔肚子上两边都震出了一条很大的缝子，眼看就有崩裂塌倒的危险了。可是白塔底下就是北京的海眼，白塔就是用来镇住海眼的。白塔要是塌了，海水就会咕嘟咕嘟的冒出来，整个北京就要淹到海底下了。管塔的人，赶忙禀报了地面官，地面官又禀报了地方官，地方官再报督造官，督造官急忙奏明了皇帝，皇帝一接到这个奏章，立刻慌了，说：“这还得了！白塔可得要赶紧修好了，白塔是国都西面的'镇物'，镇物要是塌了，北京就得淹了，国家的气数也就完啦，那还了得？三日之内，必须修好！如果不能修好，第三日午时三刻斩首！” 督造官急忙召集各地的能工巧匠，共商修塔大计。可是大家面面相觑，谁也没有办法。那么高的塔，搭架子三天也不够呀，哪儿还有修缮的功夫？就算是搭好了架子，人多了站不开，人少了没法修！怎么办呀？急的督造管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眼看后天中午就要被斩首了，一家大小都围在他的身边，守望着他，也是没有办法。 督造管的家就住在白塔寺附近，这里的人们，看见白塔裂了口子，也都说：“这个大家伙一旦倒下来，那得砸坏多少人家的房屋啊！”大家急的愁眉不展，连饭都吃不下去了，可是谁也想不出个好法子来，只能看着白塔干着急罢了。
（12）老北京的故事--丁章胡同 北京的西城区有一条丁章胡同，在全国政协北边，西起锦什坊街，东至太平桥大街，西头对着民康胡同，东头对着羊肉胡同。现在归金融街。京味能仁居饭庄有限公司、金融客咖啡馆都在这条胡同里。 为什么叫丁章胡同呢?这里流传着一个故事。 这个姓丁的佣人是一个出身很穷苦的人，从小就没爹没妈，在大街上流浪要饭过日子长大，他从来不相信鬼。东家派他看守闹鬼的院子，他心想我一个要饭的怕什么？毫不在意地答应了下来。还梦想着一个人住在这里轻轻松松，不再被东家支来使去。每天吃了饭，不是在院里转悠散步，就是在胡同里跟人聊天，多好呀！ 可是头一天晚上，这个姓丁的刚躺下睡觉，就听院里喊叫：“我等你好长时间了今天你可来了。” 他一听，果然是鬼来了, 院子里的鬼瓮声瓮气的大声喊道：“院子的东北角埋有一坛元宝，那是留给敢和我说话的人的，你是头一个，拿走吧。”
姓丁的心想还有这好事？立刻来到院子的东北角看了看，又转身回屋里拿出一把铁锨，七挖八挖，果然挖出一个坛子，揭开盖儿一看，真是一坛白晃晃的银子。他大吃一惊，心想，这恐怕是东家埋的吧?不觉又有些害怕，赶忙盖上盖儿，照原样又埋起来了。 回到屋里后，他琢磨来琢磨去也琢磨不透。这银子到底是东家埋的呢，还是从前什么别的人埋的呢?是把这事告诉给东家呢，还是自个悄悄挖出银子来带着逃走，去成家过日子呢?他实在拿不定主意。可是，这时候他想起了一个姓章的老朋友，那是他过去在街头要饭时认识的。这个人很有主意，如今正在东直门外一家饭馆儿里当伙计，不妨去找他商量商量。 第二天一大早，他便兴冲冲地上东直门外去了。十分顺利，他很快找到了这位多年不见的老友。他把朋友叫出饭馆儿门外，悄悄地说：“平日都没有功夫来看你，今天特来找大哥有要紧事商量。”姓章的见他眼中闪出喜悦的光，连忙说：“自家弟兄，有什么要紧事，尽管说。”姓丁的就把自己看院子发现银子的事，一五一十地跟姓章的说了。姓章的一听，十分惊喜，在他肩上猛地拍了一巴掌：“朋友，这回你可走运了，这是老天爷降给你的福气!” “要走好运咱们一块儿走，我有你也有，咱们哥儿们有难同当，有福同享，我怎能有好处一人独吞呢!”姓丁的回答说。 于是，两人便商量起来。姓丁的问道：“大哥，你看这银子怎么办?”姓章的眉头一皱，回答说：“小弟，我有个主意。你先回去摸一下底，银子是不是你们东家的。你去找东家就对他说，这些天夜里鬼闹得厉害，你害怕，不能再看房子了，劝他把房子卖掉。你再看看他的态度。如果埋的银子是他的，他必然不同意卖房子，他会犹豫不决，或者提出银子的事；如果银子不是他埋的，他的态度就不一样。你探听出他的底以后再来商量，咱们合计个办法。你看这主意好吗?”姓丁的连连点头。 回去后，姓丁的照着姓章的主意，马上跑去找主人说：“东家，这些天房里的鬼更是闹翻天了，每天夜里我都听见好些恶鬼的怪叫声，还有推桌子、摔板凳的声音，真吓人!我可不敢再在那里住下去了，您另找别人看吧，要不您干脆卖掉这所鬼房子得了!” “卖掉房子?!”主人重复了一下，似乎受到这句话的触动，有点惊诧，接着他叹息说：“唉!卖掉当然好，可人家就不怕鬼?谁愿买这鬼房子!”姓丁的听这话觉得有点门儿，忙回答说：“这就不用东家您发愁了，难道不能卖给远处的主儿?邻近的人知道这房子有鬼，远处的人可不一定知道。反正有的是想进城买房的人，价钱便宜一点，准有人愿买。一手收钱，一手交房子，卖妥以后，再闹鬼人家也找不着您了。” 这位东家这些天被鬼闹得糊涂了，正愁房子白扔着可惜，可又想不出好办法。听了姓丁的佣人想出的这条主意后，连声说：“好办法!好办法!卖给远处的主儿!那你就帮助卖一下，不过，钱可不能少要!”姓丁的忙点头称是，转身又赶到东直门外找姓章的朋友商量对策去了。 姓章的听了朋友介绍的情况，便断定这银子不是现在的房东埋的，而是过去别人埋下的。他高兴得连连拍了姓丁的几巴掌，乐嗬嗬地说：“这下好了，银子和房子都是你的了!”停了一会儿，他思量着说：“你回去对东家说，你已经找到一个要买房子的主儿了，过两天就去看房子。今儿夜里你悄悄把银子挖出来，取一小部分拿来作买房款，由我出面去买房子。” 过两天，姓丁的带了一个买房子的人来了。只见这买主儿头戴员外巾，身穿一件暗花绸料大褂，神气十足，像一个十分有钱的财主。房主一见暗自欢喜，高兴的是这座闹鬼的房子居然能卖掉，这姓丁的小伙计真有点能耐。当下议价，一个急着想卖，一个又乐意买，很快谈妥，当即付足了银子。从此，这座闹鬼的大院就姓章了。 姓章的住下不久，姓丁的就向东家辞去佣人的活计，也来到大院住下了。两朋友谦来让去，最后房子平分，一人一半；银子也分为两股，分头开铺子作买卖。他们对人和气，经常周济照顾穷人，做生意买卖公平，不像原来的财主那样坑害人，受到街邻们的称赞。这件事传开了，人们便把这座大院叫丁章大院，后来，把这条胡同也叫做丁章胡同了。 （13）老北京的故事--天坛的益母草
天坛是公元1420年（明朝永乐十八年）修建的。这一群古建筑物世界闻名，像祈年殿、皇穹宇、圜丘、回音壁、丹陛桥，都是北京人耳熟能详的，可是今天这些地方都用围墙给圈了起来，谁要想看还的另外买票。还有个地方另外买票也不让进去，需要单独买票，那就是神乐署！原来北京的公园年票和老年人的免票在这儿哪个景点都不能看，只能走马路，原本很大的天坛公园，现在圈得已经很小了，不光景点圈了起来，就连草地也圈了起来，只给游人留下了马路，这些坏毛病都是北京带的头儿！合着天坛公园大门收费，二门也收费，三门还收费，掉到了钱眼儿里去了？外地的公园远比北京好多了，北京怎么就不能学学呢？什么叫“首善之区”？从天坛公园可是一点也看不出来呀！敢情就是糊弄中央的！也许中央领导来了就什么票都不要了，否则他们离这儿怎么近，怎么就不知道呢？ 天坛的净收费暂且放一下，单说天坛里有一种奇怪的草：嫩芽可以当菜吃，叫做“龙须菜”；长大了，可以用茎、叶熬药，是一种治妇女病的药益母草，熬出来的药叫益母膏；种子也是妇科药，叫做茺蔚子。民国前天坛里还住着几家卖“益母膏”的药店，民国后才迁出天坛。 天坛里怎么这么多益母草呢？原来还有这样一个传说。 在没有天坛以前，这儿也是一大片黄土地，住了好多庄稼户，他们也都是庄稼汉。有一户姓张的人家，老头儿死了二年多了，只剩下一位老婆儿，她没儿子，只有一个十六七岁的闺女，母女俩过着缺人少钱的苦日子。老大娘因为思念丈夫，又发愁没人给她们种地，天长日久就生了病了，还一天比一天重。大娘着急，姑娘更着急。请了好多医生，吃了好多药，怎么也不见效。在秋天收净了庄稼，张姑娘决定到北山去找灵药。这是她小时候，爹娘给她讲的故事，说北山的老山里，灵药可多了，只要不怕爬山，找到这种灵药，什么重病都能治得好。张姑娘早记在心里了。这时候，她要到北山去找药了，就告诉了妈妈，妈妈不放心，说：“你一个小姑娘，哪儿能走这么远的路呀！”张姑娘说：“您放心，我路上保准多留神。”她托付了借壁儿的李大妈，替她照管妈妈，带上干粮，就到北山找灵药去了。 可是，北山在哪儿呢？她想北山一定在北边。走了一天，看见山了，又走了三天，还没到山根儿，不过，山到底是越来越近了。这一天，来到了一座山口，张姑娘正想：是不是进这座山口呢？正好打山口里走出一位白胡子老头儿，老头儿瞧见张姑娘说：“你一个小姑娘，到深山老峪里干什么去呀？”张姑娘就把妈妈怎么有病，自己怎么要到北山找灵药的事，说了一遍，说完又问白胡子老头儿：“老爷爷，这出里有灵药吗？”“有，有。”“老爷爷，上山怎么走呀？”老头儿笑了回手一指说：“姑娘，你打这儿上山，左拐七道湾，右拐八道湾，饿了吃松子，渴了喝清泉，瞧见地上天，灵药到手边。”张姑娘听老爷爷象唱曲似的说话，她心里明白了，就是不懂什么叫“瞧见地上天”。刚要再问问，老头儿早就走出了山口很远了。 于是，她按照老爷爷的指引，左拐七道湾，右拐八道湾，饿了捡些地上的大松子吃，渴了就趴在山泉旁边喝点清水，困了就在山坳里睡一觉，醒了还是往山上走。 记不得走了几天了，这一天，张姑娘走到一个小山顶上了，山顶上有一个小水池子，池子里的水清极了，天上的一缕缕白云，都照到池子里了。张姑娘正在这里发愣，就听见身背后有姑娘们说话的声音。张姑娘一回头，瞧见两个小姑娘朝她走来，一个穿的是一身雪白色衣裳，一个穿的是一身淡黄色衣裳，上面绣着白梅花，长得可美了。走近了，那个穿白衣裳的姑娘笑了，说：“姐姐，发什么愣？不认识我们这'地上天’吗？” 张姑娘一听说“地上天”，高兴极了，说：“姐姐们有灵药吗？快救救我妈妈吧！”穿花衣裳的姑娘说：“姐姐不用说了，白胡子公公都告诉我们了。我这里有一口袋灵药，回家熬成膏子，给大娘吃了就好了。”说着，递过一个小口袋来。穿白衣裳的姑娘说：“这口袋里，还有灵药的种子呢，大娘病好了以后，姐姐可要把这些种子撒在地边上，让它自己生长，再有得了大娘这样病的人，就不怕了。”穿花衣裳的姑娘说：“姐姐赶快回家吧，我们不送姐姐了。白妹妹的话，姐姐要记住了！” 张姑娘千恩万谢地向两位姐妹道了谢，回身向山下走了去。走了不远，张姑娘真舍不得这两个好心的姐妹，她想再瞧瞧这俩姐妹，她回头一瞧，哪里还有穿白衣裳、穿花衣裳的姑娘？只见一只白鹦鹉、一支梅花鹿，打“地上天”那里正往西飞呢，跑呢。 说也奇怪，张姑娘来的时候，走了七天并八夜，回去的时候，很快就到了家。张姑娘到了家，就把灵药熬了，给妈妈吃了，没过几天，妈妈病好了，张姑娘和邻居们都高了兴。张姑娘把口袋里的灵药种子，撒遍了这一块土地的地边上，春天出了深绿色的嫩芽，夏天又长成了灵药，秋天灵药又结了种子，一年比一年多。妇女们有病的，便照着张姑娘传的法子，熬灵药治好了病。灵药叫什么名字呢？大伙儿说：“好心的张姑娘，千辛万苦地给妈妈找来了灵药，给妈妈治好了病，咱们就管它叫益母草吧。”“益母草”的名字，就流传下来了。 后来，不知道又过了多少年，北京有了“皇上”了；也不知道传到哪一个“皇上”的时候，这个“皇上”要拜求“老天爷”保佑他了，就在这块长着益母草的土地上，盖了一座天坛。天坛盖成了，天坛里的空地上，还长着茂盛的益母草，皇帝老儿生气了，说：“我这拜天的天坛里，哪许这么长野草，全给我拔了去！”这时候，有一个他妈妈吃过、他老婆正吃着益母草的大臣，就跟皇帝老儿说：“皇上，这不是野草，它叫龙须菜，皇上不是龙吗？要是把它都拔净，皇上您就不长胡子了。”皇帝老儿怕不长胡子，天坛就留下了益母草。打这儿起，益母草的嫩芽，就叫了龙须菜。 如今，天坛公园的草地也都给齐腰高的栏杆圈了起来，人们还能看得见益母草吗？还有益母草吗？难道天坛的益母草不仅故事本身，就连益母草也真的成了传说？ （14）老北京的故事--宝禅寺的早餐 宝禅寺就在原来平安里石碑胡同北边的一条胡同，和护国寺大街相对。旧称宝禅寺胡同，因有宝禅寺而得名。文革时期改为宝产胡同。 建国初期宝禅寺仍然完好，坐北朝南，有山门三间、前殿三间、中殿三间、后殿三间、僧房五间及东西配殿等共四十间，并有僧侣修行。1958年，国家实行“僧道还俗”政策之后，僧众被遣散，寺庙被工厂占用，殿堂被拆毁，寺中珍藏的明代铜佛在大炼钢铁时被熔化。铜佛肚中玉石、玛瑙、翡翠做成的“五脏六腑”以及金子做的“心”被僧人盗走，后又被追回。据说，佛像如果没有五脏六腑就不能显灵。佛肚中一些不值钱的小东西就流入了附近百姓之手。我的小学同学就有一幅庙里的扑克牌。 这算是个引子。说是宝禅寺的小吃，其实是宝禅寺胡同口的小吃。 宝禅寺胡同东口路北是个早餐摊位聚集的市场，每天早晨这里一溜早餐摊位一字排开。干的有烧饼、火烧、糖火烧、豆馅火烧、螺丝转儿，不卖牛舌头饼。这里面只有烧饼表面有芝麻，其余几样都没有。可实际上，烧饼上粘的并不是芝麻，而是焦麻仁，就是炒熟了的芝麻仁！因为要是放上芝麻，一烙就全都掉在饼铛上了，只有粘上焦麻仁才不掉。 炸货有油饼儿、油条、薄脆、焦圈儿、炸糕、蜜麻花儿，没有糖耳朵。蒸的有切糕、发糕、蜂糕、枣儿饼、荷叶饼。发糕是用细棒子面发酵后蒸的，蜂糕是用大米面发酵后蒸的，色泽洁白，上面撒青红丝。切糕是用黄米面蒸的，制作复杂，一层黄米面、一层红芸豆、一层大枣，再一层黄米面、一层红芸豆、一层大枣，然后是最上面的黄米面。蒸熟后扣在案子上，卖时用刀切下，插在竹签上，撒上白糖，买的人手拿竹签吃。入口热、香、甜、黏。这种货车的案板、用具刷洗得倍儿干净，案板足有两寸厚，四周钉满了铜钉子，擦得锃光瓦亮，显得干净利索。我们家对门就住着一位回民李爷爷，为人和蔼，我跟着他的孙子叫他“ 干的当然也少不了煎饼果子了。一张煎饼大而薄，不撒黑芝麻，也不刷黄酱，如果您需要可以卷上一个油饼儿，也可以卷上薄脆。那时的生意讲究“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不仅要保持一个好的声誉，更是要保住自己的饭碗，以致传给子孙。不像现在“货假价虚，妇孺皆欺”，没有添加有毒添加剂已然是天大的好商人了。 稀的有各种茶，这可不是咱们现在喝的茶叶，而是面茶、油茶、杏仁茶和茶汤。 面茶和杏仁茶都是熬制的。面茶必须是用糜子面熬成的糊糊，表面用一双筷子淋上一层芝麻酱网格，再撒上炒熟了的芝麻仁和花椒盐。吃的时候可以就着烧饼夹焦圈。关键是，绝不能用勺子或筷子搅合以后喝，一搅合不但挂碗而且就澥了，必须托着碗转圈儿“忒儿喽”，就是直接用嘴吸。讲究喝完以后碗光、嘴光、手光。现在许多人上来就拿勺子攉龙，一看就是怯勺。不光吃的人怯勺，做的人也怯勺。现在哪还有用糜子面做面茶的了，早就改成细棒子面了，便宜呀！对外还得说是小米面的，天理良心啊！现在哪还有用一双筷子淋芝麻酱的师傅呀？上世纪60年代就改用铁罐头盒儿，底上扎满了小眼儿，装了调好的芝麻酱往上撒了。省事呀，也不用技术了，谁都会。 杏仁茶是用甜杏仁与泡好的大米、江米混合磨成浆，滤除杂质再用砂锅旺火熬开。关键是，这些甜杏仁里面必须得有一粒苦杏仁，不然没有杏仁味儿，也不香。撤火后不能再搅和，否则就澥了。吃时撒白糖，也可以就着糖火烧或蜜麻花。 稀的还有豆腐脑儿和老豆腐。这两样东西原料不同，作料也不同。虽然都是以黄豆为原料，用水把黄豆泡涨了，再把泡涨了的黄豆磨成浆，滤去豆渣，烧开。这就是豆浆了。但是点豆腐的东西决然不同。如果做老豆腐，那就得用卤水点，点上卤水的豆浆凝固后，其形松散，质地老韧，俗称老豆腐。要是做豆腐脑儿，那就得用石膏点了。凝固后洁白如玉、质地细嫩、嫩似猴脑。吃老豆腐放的佐料很讲究：要浇上酱豆腐汤儿、腌韭菜花儿、澥好了的芝麻酱、辣椒油、卤虾油、蒜汁儿等，这可不是北京人好讲究，而是早餐经营者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宝贵经验。只有这样做，配上这些作料，老豆腐口味才好吃！如今您要是吃上了这样的老豆腐，那就是“正宗”的，否则绝不是！ 吃豆腐脑儿，就得浇卤，再加些辣椒油和蒜汁儿。浇的卤既有回汉之分，还有荤素之别。 宝禅寺的豆腐脑儿全是汉民的，要吃回民的你得去对过，护国寺路口南，那儿有个羊肉铺子，白天卖羊肉，早上、下午、晚上卖羊肉包子，香味扑鼻，老远就闻见了。早上也卖豆腐脑儿、羊杂碎汤。 豆腐脑儿讲究的是豆腐上不能有水，卤要盖满碗面。浇完卤还要点一点香油。如果您觉得卤不够还可以再添，绝无二话。 顺带说一句，卖豆腐脑儿、老豆腐的地方都卖豆浆，糖浆、白浆都有，白糖您自己加，不另收钱。 稀的还有馄饨、丸子汤、豆泡儿汤。北京的馄饨讲究皮儿薄、馅细、作料全，汤是用大棒骨熬的，味浓而不腻。作料必须有冬菜、紫菜、虾米皮、好酱油，盛到碗里再撒上香菜、点上香油。而这冬菜必须用天冬菜，不能用川冬菜，川冬菜没有蒜味儿。 我从小在大帽胡同长大，在这里从来没有听过炒肝儿！北城是富贵人居住的地方，不吃那东西。炒肝儿只是在南城才有市场。 驴打滚儿、艾窝窝、豌豆黄儿、芸豆卷儿这些这里都没有，要想吃就得赶庙会，上护国寺庙会吃去。豆汁儿也没有。 1956年，国家开始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个地方的早点就逐步消失了，我们只能到护国寺大街里面人民剧场东边的庆林小吃店去吃早点。后来这家小吃店又搬到了马路北边，再后来改名为护国寺小吃店。70年代我在房山县工作，每月回家都要去那里喝一碗面茶，就爱吃这一口儿！
（15）老北京的故事--天桥
有一句流传很广的歇后语：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说的就是老北京的天桥。 天桥在正阳门外，在北京中轴线上珠市口以南、永定门以北。是一座三梁四栏的汉白玉石桥，桥下有由西向东的小河——龙须沟。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修建天坛后，在中轴线与河流交汇处建起了一座单孔高拱桥。整座桥用汉白玉石料砌成。南北方向，两边有汉白玉栏杆。桥北边东西各有一个亭子，桥身很高。桥长约8米，宽约5米，桥基呈八字形。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整修正阳门至永定门的马路，把这条路上原来铺的石条一律拆去，改建成碎石子的马路，天桥的高桥身被拆掉了，改成了一座低矮的石板桥。 据清《光绪顺天府志》记载：“永定门大街，北接正阳门大街，井三。有桥曰天桥。”这座桥是专供天子到天坛、先农坛祭祀时使用的“专属通道”，清雍正年间正式得名天桥，意为通天之桥。天桥平时用木栅栏封起来，除了皇帝其他人等均不准通行，一般官民只能走两侧的木桥。历史上天桥一带是一个有自身特色的区域，但不是正式的行政区划范围。其范围包括正阳门大街，经东西珠市口而南，到天坛坛门的西北，永定门之北地区。后来逐渐形成具有“京味”特色的天桥市场。 1929年，因有轨电车行驶不便，就将天桥的桥身修平，但两旁仍有石栏杆。1934年，展宽正阳门至永定门的马路，就将天桥两旁的石栏杆全部拆除，天桥也不复存在。但是天桥作为一个地名一直保留了下来。 提起北京，就不得不提天桥。“酒旗戏鼓天桥市，多少游人不忆家”，清末民初的著名诗人易顺鼎在《天桥曲》写下了如此脍炙人口的诗句。在民国初年，真正形成为繁荣的平民市场，被视为老北京平民社会的典型区域。正如著名学者齐如山在《天桥一览序》中所述：“天桥者，因北平下级民众会合憩息之所也。入其中，而北平之社会风俗，一斑可见。” 历史上的北京，既是以皇城为中心的皇家贵族的北京，更是由天桥为代表的平民的北京。是平民的北京创造了皇家贵族的北京。逛天桥的人，一是想买点日用百货；还有事看看各种民间艺术；再有就是到天桥的吃食摊上品尝一下物美价廉的风味食品。天桥市场因此兴起而繁荣发展，而这一市场，又是面向平民大众，集文化娱乐和商业服务为一体，文商结合, 1957年后，天桥的艺人多不再聚集这里，这些人有的改做他行，有的成为文化骨干或运动员。但是从正阳门到天桥，还有大栅栏、鲜鱼口始终是北京繁华的商业街，数不清的老字号，饮食、鞋帽、布匹、演艺、电影等等都聚集在这里，也是全国各地到北京来首选的地方。这一时期“东四、西单、鼓楼前”的商业繁荣已经无法和这里相比了。 到了90年代末期，天桥地区与北京其他地区完全一样，进行了大量的旧城改造和道路拓宽工程，现代的高层住宅楼和宽大的马路取代了传统的建筑，天桥地区的居民也都被遣散到了四环以外的新居，现在这里早已经没有了老北京的气息，更没有了往日的车水马龙，从根本上断了人气儿。在整个天桥地区，只剩下天桥剧场和天桥乐茶园两家文化机构从事文艺演出工作。另外，还有一座民俗文化博物馆，陈列和展示了曾经存在于这里的市井文化。 2004年文化部启动了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天桥文化也被列入其中。2014年初，作为中轴线上重要的地标性建筑，天桥与其两侧原有的石碑一起亮相。从此天桥重现京城， 是啊！本地人惋惜，外地人不懂，这，就是当前北京天桥的真实写照。
（16）老北京的故事--东不压桥 东不压桥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民国初年拆皇城时，一并拆除。明代中叶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中称其为步粮桥。有人认为应该是“步量桥”，意思是说桥身被皇城占去一半，桥身之窄，可以用步测量。民国后又改称不压桥，意思是说皇城拆除，石桥如释重负。上世纪50年代，河道改为暗管，辟成胡同，称原来河道的南北方向段为东不压桥胡同，原河道东西方向通后门桥的一段改属拐棒胡同。 从东不压桥胡同穿过地安门东大街，就是东板桥胡同。这条胡同原称东板桥街，也是因桥而得名。原来的桥是一座南北向的木板桥，是前海之水自东不压桥入皇城后的第一座桥，位于今东板桥胡同与北河胡同接口的地方。北河胡同也是旧日河道，河水由此东行，在水簸箕胡同一带南下。所谓水簸箕，是说这个地方地势低洼，容易存水。 另外一种说法更具传奇色彩。 前海东岸有个水闸，开闸时水顺河道向东南流去，途经后门桥、东不压桥、东板桥、二道桥、水簸箕、流经东安门北河沿儿、东安门南河沿儿、正义路后并入前门护城河流入通惠河。 东不压桥是一座东西向的石桥，位置就在胡同的南口外，在原来地安门大街街心稍偏南的地方。明清两代的皇城墙就从半边桥上越过。因为在地安门西大街北海后门稍东位置，有一座同样、同名、同一功能的石桥，所以人们分别把它们称为东、西不压桥。 北京是几千年的古都，处处都有故事，我常对外地来京的人说，如果不了解这些故事，就等于没来北京。 （17）北京粮店的变迁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历来老百姓生活中最看重的就是粮食。 听老人们说，很久以前前门外的粮食店街、东城的米市大街、北城鼓楼一带是粮商集中的地方。清朝，大粮商多集中在西珠市口至广安门一带。到民国后期全市经营粮食的商户约有1 较大的杂粮店货除伏地米面外，还有来自东北关外的大豆、高梁、玉米，来自河南的白面、小米、徐州黄豆，以及口外小米、绿豆等货。较大的米面庄，卖的面粉以产地分类，美洲粉、香港粉为上品；上海粉、彰州粉、徐州粉、天津粉、保定粉为中等；北京粉、青岛粉为下品。大米也分国内外两种，国内有上海米、南京米、江西米、九江米、芜湖米；产于近郊的统称京西米，又分六郎庄米、玉泉山米；来自国外的有西贡米、仰光米等。对于这些，我只有耳闻，并无亲见。只看见家里用的包袱皮就是美国金钱豹牌面粉口袋拆开作的。 我小的时候，新中国刚刚成立，北京的粮店还全都是私营的，我家附近的粮店名叫“天泰粮店”，在宝禅寺胡同（就是今天的宝产胡同）南边点。天泰粮店最外面的是营业室，里面一间是办公室，从办公室旁边通往后面小院的走道北边码放的是粮食。 我记得粮店里面并列有两个四方的大柜，像花盆似的，上面大下面小，一个盛米，一个盛面。米面柜的东西两边一头各栽着一根方形的柱子，架在两根方形的柱子上面还有一根横梁，那是用来吊木杆秤的。柱子上朝着顾客的一面还各贴着一条红纸，分别用公正的楷书写着：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两杆木杆秤的头豪或者二豪就吊在那根横梁上，秤杆尾端插入一个从横梁吊下来的木质的大个圆钱中间的四方形孔内，为的是限制秤尾的范围活动，避免打天秤（就是秤尾朝天）和打地秤（就是秤尾朝地使秤砣吊下来）。木质大钱上刻着“招财进宝”四个大字。木杆秤也有大小之分，粮店里一般约粮食的秤好像是从一斤到十斤，这种秤上没有“两”，只有半斤，不过那时的秤是十六两秤，半斤就是八两！俗话说“半斤八两”就来源于此。这里的秤没有钩子，而是三根线绳拴着一个簸萁。买粮食时用簸萁一撮，约（读Yuē,音腰）好后，往你的口袋里一倒，很方便。同一杆秤，如果用头豪约，那么，出门就是一斤，到头是十斤；如果用二豪，那么出门就是十斤，到头是五十斤。药铺里面使用的木杆秤叫“戥子”，出门是一钱，到头是一两。 营业室通往办公室的门后还立着一杆大的木杆秤，那是用来约二百斤一包的整包大米的，约的时候两个人用一根粗木棍从二豪穿过，再用一根拇指粗的绳子把大米包拦腰捆好，秤钩钩住捆好的绳子两人抬起，一人移动秤砣称重。为的是检验每包大米是否准斤足两。对于整天扛大麻包码垛、卸车的粮店员工，一包一包的约大米，并不算什么，不过是日常工作而已。 粮店里的其他杂粮就用大麻袋或者面口袋绾起边儿来装，那时一般都有小米、黄米、高粱米和各种豆子。 建国初期，由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物价起伏急剧，所以，一般工作人员的工资都是折合成发薪当日小米价格来发放的。粮店里粮食价格虽然说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但是刚刚建国就遇到了“抗美援朝”，一些不法粮商趁机哄抬物价，囤积居奇，以此对抗人民政府，对抗抗美援朝运动。国家立即采取了重拳出击，给予了“粮老虎”们当头一棒！1954年国家实行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开始在一个城市或地区统一粮食收购价格，统一粮食销售价格，彻底粉碎了“粮老虎”们哄抬物价的美梦。1956年又开始了公私合营，从此，北京的粮店开始走向了国营化的步伐。
五十年代末期，开始有了500公斤的大磅秤，从此你就不会再看见两个人抬着杠子约大米了。以后又逐渐有了案秤和台秤，木杆秤也就随之从粮店消失了。正方形的米面柜也变成了长方形的柜子，在装米面的地方还有很大的“铁皮漏斗”，漏斗上面还有铁皮罩子，防止面粉从漏斗中“喷”出来，那样会喷得人满脸满身都是面。粮店的工作人员还穿上了工作服——白大褂，不过这件白大褂可不是医院里的白大褂，那是漂白的，这是本色白的；那是细布的，这是粗布的，禁磨！ 每户有一个粮本，每人有固定的粮食定量，到就近固定的粮店买粮食，实行“凭票验证、划片定点”的粮食供应办法。从此，老百姓和粮店的关系就十分密切了。粮店的工作人员每个月会到胡同里选择一家居住环境比较宽敞的人家，为居民发粮票，周围的居民全都这家来领取。而这家居民也会主动地为前来发粮票的粮店人员沏好茶请他们喝。月月如此，年年不变。
“文革”时期，北京那些“黑七类”家里的粮本儿的封二位置上全都被毛笔画了个黑叉叉！从此在很长的日子里这些家庭就不能吃细粮米面了，只能吃粗粮玉米面。这直接“体现” 1966年我高中毕业，经历两年“文革”，1968年也被分配到了郊区的粮食购销站工作，对粮食工作和粮站、粮店也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上世纪七十年代，北京的粮店开始搞技术革新，粮管所成立了技术革新小组，慢慢地粮店里用台秤、案秤人工售粮的现象减少，逐渐改为机器售粮。米面柜没了，代之而起的是两三台一人多高的售粮机，谁来买粮食，一按电钮，米面就会自动地流进你的口袋了。顾客称赞，售粮员也减轻了体力。那时每次我从远郊区回到北京市内帮助父母买粮食，看见自动售粮机都十分羡慕，心想我们那里什么时候才能有售粮机啊？买完了粮食还会站在那里久久不愿意离去。直道1982年我调回城里，我所在的远郊区也没有机器售粮。
北京的粮站、粮店从粮食统购统销以来，一直是只卖粮食，不卖油，食用油一直由副食店、供销社经销，不像其他省市。可是，改革开放以后，粮站、粮店一改从不售油的旧习惯，开始自己销售食用油。肥水不流外人田嘛！节省了一笔代销费用。而且，从一开始就使用售油器，不用油提。 随着时间的延续，粮店里的售粮机又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据说，主要原因是分量不够准确，经常有人反映。可是我在粮店工作的那些年并没有遇见过顾客反映分量不足。但是那些机器经常发生故障倒是真的。拆除了售粮机，仍然使用磅秤，仍然是米面柜。到了九十年代初，许多从国外回来的人说：国外没有我们这样的粮店，一进门就看见一人一身“孝袍子”（指白大褂），迎面两口“大棺材”（指米面柜）。我们还不明白，那他们怎么吃饭呢？等到那些国外的超级市场真正进入普通群众的生活，我们就知道了，原来这里就卖粮食，而且是小包装的米面油。 到了粮店里有了电子秤的时候，它也就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粮店了。这时四个城区的粮店已经改成好邻居、良士多、良士发、五谷连锁店了，而且数量也锐减。电子秤送走了粮店的辉煌，迎来了粮店的多种经营，变成了不够便利的便利店，变成了大超市下的小超市。 秤，是粮店的衡器，它衡量着粮食的多少，也衡量着粮店的经营方向，从它的形式变化也看出了社会的发展、粮店的变迁。 今天，粮食早已经放开经营。国营粮店不见了踪影，专卖粮食的都是个体商户。而大型超市则担负起了供应粮食的主要任务。不过粮食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已经不是“命根子”了，随着肉食、副食品的丰富人们普遍的吃得少了。这时的人们更为重视的是保健、养生，注重合理饮食。而专门销售粮食的商店只能留在老人们的记忆中了。现在的年轻人可能都不知道什么是粮店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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