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文化在造型艺术中，如建筑、雕塑、绘画等，较多地倾向于恢宏的气势，但漆器、织绵等工艺又趋于细腻精丽。石刻是书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有的立在庙堂、雅致庄重，有的依山摩崖、神远意畅，有的铭刻经典、严谨工整，更多的则记墓颂德、各逞风姿，可谓一石一奇，充分显示了隶书的艺术魅力。 汉代隶书，重气势者以崖刻为代表，重精丽者以碑刻为代表。崖刻多在西北黄河中游地区，而碑刻多发掘于黄河下游儒学发源地山东；崖刻以开拓性的业绩为背景，碑刻以尊孔的儒学为主旨。这两者因书法载体本身的不同而书风有异，在书法布局上碑石形制需有一定的规范性，而崖壁似乎没有这种无形的约束力，为恣意的笔势运动提供了驰骋的自由天地。 当代书法理论家陈振濂在《大巧若拙之美——摩崖书》中评论：《石门颂》《郙阁颂》《西狭颂》等汉崖刻名作，与《礼器碑》《乙瑛碑》《史晨碑》等碑刻相比，其一种古朴自然，言简意赅，驰骋八极，吞吐六合之大巧若拙的格调，是足以为之倾倒折服的。这是一种真正的造化之功。 汉代摩崖石刻中气势磅礴的擘窠大字，给后世留下了无数瑰丽的书法审美典范。在险峻陡峭的山崖上刻书，留书法于天地自然中，是中国特有的景观，气势雄伟壮观可与日月同辉。东汉崖刻集中在三处：陕西省褒城县石门、略阳县和甘肃省成县，均与沟通中原之栈道有关，是记事颂功德之文，为研究古代交通发展史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 奇险壮伟的山势，开凿栈道的宏业，为摩崖刻书提供了深厚的文化背景，崖壁空间之大在所有的书写材料中为最，这些都是形成摩崖刻书艺术特色的重要因素。气势博大的崖刻，似乎就是这壮观的自然与人工伟力所合铸的艺术结晶。 原刻于陕西省汉中褒谷的《石门颂》、略阳析里的《郙阁颂》与甘肃成县西峡的《西狭颂》，是中国现存汉隶三大颂碑，并称为“汉隶三大颂碑”。“汉三颂”是东汉隶书的极品，又是摩崖石刻的代表作，对后世的书法艺术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被称之为国之瑰宝。 汉朝时，褒斜栈道是一条横穿秦岭、连接八百里秦川和汉中盆地的交通要道。此处陡险崎岖，时断时通。汉安帝永初元年及二年，褒斜道因遭西羌叛乱，桥毁路断，阻塞不通，秦岭南北交通陷于瘫痪，商贸为之中断，当地人民深受其害。当时，汉安帝司隶校尉杨涣，以忧国忧民之心，屡向安帝上书，力主重开褒斜道以利国利民，但均遭庸官抵制，屡受挫折。而杨君则以刚正不阿的气魄连连上书，力排众议，据理力争，终在汉安帝延光四年(公元125年)得到新即位的汉顺帝诏准，废险峻崎岖的子午道，重开褒斜道。从此，跨越秦岭南北五百多里的褒斜道，经数年修葺，排除险阻变为通途，经贸重得蓬勃发展，南北两地人民广受其利。 时隔23年，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仲冬上旬，汉中太守王升涉历山道，推序本原，“嘉君明知，美其仁贤，勒石颂德，以明厥功”，乃命郡府“书佐”为这位同乡先贤撰文、书丹，于是成就了《故司隶校尉犍为杨君颂》。颂词的内容，全面详细地记述了东汉顺帝时期司隶校尉杨涣上疏请求修褒斜道，以及修通褒斜道的经过，颂扬杨涣开凿石门之功。 该摩崖位于当年东汉汉中郡褒谷石门隧道西壁，故世人皆以《石门颂》称之。因杨涣字孟文，所以《石门颂》又称《杨孟文颂》《杨孟文颂碑》《杨厥碑》等。1970年修建石门水库时，石门洞淹在水库中。石门石刻被凿迁至汉中，保存于汉中市博物馆。 《石门颂》的艺术成就，历来评价很高，被称为草隶鼻祖和楷模。此摩崖书法古拙自然，富于变化。《平碑记》称:“其行笔真如野鹤闲鸥，飘飘欲仙，六朝疏秀一派皆从此出。”每笔起处以毫端逆锋，含蓄蕴藉；中间运行遒缓，肃穆敦厚；收笔复以回锋，圆劲流畅。通篇字势挥洒自如，奇趣逸宕，为汉隶中奇纵恣肆一路的代表，素有“隶中草书”之称。《石门颂》称为草隶始于康有为，康认为，汉隶有“篆、楷、行”三体，《郙阁》《夏承》等为隶中之篆；《张迁》《孔彪》等为隶中之楷；《杨孟文》(即《石门颂》)等为隶中之草。可见，汉隶经过近百年的发展更趋成熟，同时，也可从此碑中看出这时的书法上承篆隶，下启行草的时代过渡特点。 《石门颂》为隶书成熟时期纵逸奔放书风的代表作品。 一方面具有汉隶的典型风格，字形扁方，转折、波磔较为明显，反映出中国文字和书法发展史上由篆而隶的嬗变过程；另一方面，表现为符号化、抽象化、造型的浪漫性和装饰意味及用笔上的抒情与夸张。节奏感、运动感的强化，体现了书刻者书法表现意识的进一步觉醒。清张祖翼跋此碑云：“然三百年来习汉碑者不知凡几，竟无人学《石门颂》者，盖其雄厚奔放之气，胆怯者不敢学，力弱者不能学也。”《石门颂》的书法造诣和艺术水平，令后世难以望其项背。 甘肃成县素有“陇上小江南”之称，这里风光兼南北之美，气候无寒暑之虞，山川灵秀，灵谷藏珍。成县西十三公里处的鱼窍峡天井山下有一潭，水呈黄色，相传有黄龙自潭底飞出，因名黄龙潭。这里青山对峙，一泓中流，群潭如珠，短瀑相接，悬崖峭壁上古人丹书遗迹清晰可见。举世闻名的“汉三颂”之一《西狭颂》镶嵌其间。 碑帖是碑刻的拓片，保留下来的汉代碑刻原石寥寥无几，凤毛麟角，而《西狭颂》就是其中之一，是三大颂碑中保存最完整的一座摩崖刻石。明末清初金石文字学家杨守敬在《平碑记》中说“方整雄伟，首尾无一缺失，犹可保重”。《西狭颂》历经千年风雨洗礼而风采依旧，主要是因为碑体凹进崖壁几米深，上凸下凹，既不被日晒，又避免雨淋。碑刻位于半崖，幽谷中荆棘丛生，上为峭壁，下为深潭，人迹罕至。据南宋金石学家洪适《隶释》卷四称：“近岁武都樵人斩刈藤蔓，始见石上有天井刻字。”后被樵夫所发现，稀世珍宝《西峡颂》才重新呈现在世人面前。 西峡摩崖刻石有三：一为发现较早的《西狭颂》，一为发现较晚的《汉武都太守耿勋表》《天井山记》。前者刻于东汉灵帝建宁四年(171年)六月十三日；后者刻于东汉灵帝熹平三年(174年)四月二十日。《天井山记》则刻于建宁五年(172年)四月二十五日。三者同为中国汉隶摩崖刻石之真迹和代表作，世称“汉隶之正则”“汉隶之上品”。 《西狭颂》，全称为《汉武都太守汉阳河阳李翕西狭颂》，篆额有“惠安西表”四篆字,故又名《惠安西表》，又称《李翕碑》《李翕颂》，俗称《黄龙碑》。摩崖颂碑呈长方形，纵3.06米，横3.75米，由额、图、颂、题名四部分组成。上为篆额“惠安西表”四字，额右下方为线描《五瑞图》，刻有黄龙飞腾、白鹿长鸣、嘉禾茁壮、木连骈枝、甘露降及承露人。《五瑞图》是对武都太守李翕德政的形象表述和对西狭碑文的生动补充，象征李翕主政期间政通人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太平景象，是了解和研究汉代绘画雕刻艺术的宝贵遗迹。 正文为标准的正方形，纵横各145厘米，阴刻20行，满行20字，计 385字。碑文字体为隶书，结字高古，雄强凝重，沉稳而含有流动的意趣，是汉代摩崖的最高杰作。正文分表文和颂词，记述东汉武都太守李翕治政有声，年谷丰登，百姓安居乐业，以及率众修治西狭阁道造福于民的政绩。碑文末题名中有“仇靖字汉德书文”，故认为撰文、书丹均为成县人仇靖一人所为，开创了书家落款之例。仇靖是地位很低的官府小吏，即便是这样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吏，却有如此的盖世之笔，可见汉代文化昌隆、人才济济。《西狭颂》碑文四周有诸多历代文人的镌刻，已成摩崖颂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西狭颂》整个摩崖书法奇绝、画艺瑰丽、雕刻精湛，与碑文融为一体，巧若天地之合，是东汉摩崖石刻艺术中图文并茂、珠联璧合的佳篇奇构。《西狭颂》碑刻字体清晰，简洁古质，结构美观，刀法有力，是书法艺术的瑰宝。其结体在篆、隶之间，虽然是隶书成熟时代的作品，但又带有较浓的篆书意味。《西狭颂》为著名的汉隶范本，历代书家对《西狭颂》极为推崇。《书法精论》评价《西狭颂》:“结构严整，气象嵯峨，此汉碑中之高浑者也；结构曼妙，笔有余妍，汉碑中之秀丽者也；风回浪卷，英威别具，此汉碑中之雄强者也。”《保鸭斋题跋》评价其“疏散俊逸，如风吹仙袂，飘飘云中，非复可以寻常蹊径探者，在汉隶中别饶意趣。” 《西狭颂》碑文和书法均有很高的考古研究和临摹鉴赏价值，它在中国金石学、文化史、书法史和交通史研究方面均占有重要位置，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颗璀璨明珠，享誉海内外，为此，曾掀起一股《西狭颂》研究热。 汉武都太守李翕可谓忧国忧民，所到之处皆兴修水利及交通要道造福一方百姓。李翕于汉灵帝建宁三年到武都郡任太守后，于汉灵帝建宁四年修治西峡，次年便着手修郙阁，又是造福一方黎民，留下丰功伟绩后人凭吊。《西狭颂》《郙阁颂》都涉及到武都太守李翕，碑文记载了当时的德政和李翕修建交通的功绩。 东汉灵帝建宁五年(172年)，太守李翕查知嘉陵江西岸析里这个地方，水流湍急，道路常被淹没。尤其是一年进入秋霖多雨季节，水势就更加汹涌，江涛奔腾澎湃，使往来交通为之断绝。因江水泛滥，使商贸往来也为之停顿。因为这条道路牵涉到梁州和益州的交通往来，所以郡县士庶工商皆受其害。析里地当水陆交通之要津，为粱、益二州交通之所系，故而李翕责成部属仇审凿石架木为郙阁，于建宁五年二月十八日竣工，交通称便，吏民为之摩崖刻石颂德，乃成《郙阁颂》。 《郙阁颂》是为纪念汉武都太守李翕重修郙阁栈道而书刻的，故全称《汉武都太守李翕析里桥郙阁颂》。该摩崖撰文者为仇靖，书丹者为故吏仇绋。在《郙阁颂》“题名”中，“三仇”俱出。此即位列第一的“衡官掾”仇审、第二的“从史位”仇靖、第三的“故吏”仇绋。仇氏家族可谓当地的名门望族，人才济济、才俊辈出。清代王昶《金石粹编》评价碑文之撰著者仇靖，“碑文斐然可诵，书亦方正挺健……深于文学”。清代金石学家陈奕禧也以仇靖“奇思横出，制为雄文，运兹炒笔”，然以位卑而名不见经传。故两《颂》之作，可补范晔《后汉书》记叙之疏漏，起国手雄才仇靖于沉沦，可补史之阙文，使其才华流传于世，重领风骚于人间。 刻石原在略阳析里，到南宋理宗绍定三年(1230年)，沔州(今略阳)太守田克仁幼时就很爱书法，曾临摹过《郙阁颂》，当他任沔州太守后，得知《郙阁颂》就在沔州，喜之不尽。当他见原刻露处江边，受风雨侵蚀，剥落日甚，恐久而绝迹，使仿原刻形制大小，重刻于灵崖寺，即今灵崖寺奈何桥边的石崖上，至明万历时，刻石右上角剥落尤甚，斜痕长102cm，知县申如埙补刻，并在石尾加上“知县申如埙重刻”七字。晚明以来，申如埙补刻而冒“重刻”的《郙阁颂》摩崖，因字迹清显，拓印流传，造成混乱，有的妄断为申如埙重刻。 1979年12月，由于整修公路，《郙阁颂》受损，后被迁至灵崖寺，粘接复原，嵌在前洞石崖边。摩崖高170cm，宽125cm，全文19行，共计472字，现存220字。右上额有古代拉船纤绳磨损的印痕七道，最长约70cm，最短约20cm。因摩崖刻石地处拐弯，古代纤夫借此勒绳以省力所致，今可见其勒痕。 该石刻自成一家，独具丰标，为标准的汉隶八分，结构严整，章法茂密，俊逸古朴，风格沉郁，体态赫奕，在优美多姿的汉隶中，确为中国的艺术精品，是研究东汉八分汉隶的重要实物资料。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谓：“吾尝爱《郙阁颂》体法茂密，汉末已渺，后世无知之者，唯平原章法结体独有遗意”，意为只有曾任平原太守的颜真卿书法的章法结体与《郙阁颂》相似。近年来，日本书法界多次远渡重洋，长途跋涉，前来目睹这块东汉摩崖刻石瑰宝，并进行多角度的研究。 “汉三颂”虽同出社会地位低下，名不见经传的书吏之手，但由于《颂》辞典雅，隶书极工，而为历代学者和金石学家所赞赏，故对之做出了极其崇高的评价，在中国金石学、文化史、书法史和交通史研究方面均占有重要价值。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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