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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明引发婆媳冲突的主要成因, 本文调查了150名婆婆和156名儿媳,要求她们写出最有可能导致婆媳冲突的5个主要原因, 并按重要程度排序。通过质性分析、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和方差检验等一系列的混合方法分析, 发现争夺权力和资源(89.1%)、观念和行为差异(83.2%)、“自己人”和“外人”的区分(64.4%)是导致婆媳冲突最主要的原因。同时, 婆媳角色、住地、经济状况、受教育程度和家庭地位会影响她们对婆媳冲突成因的看法。探明当代中国引发婆媳冲突的主要因素, 对构建和谐家庭、和谐社会具有指导意义。婆媳冲突指发生在婆婆与儿媳之间, 带给婆媳一方或双方心理压力的言语争执或冷战[1]。婆媳冲突历来已久, 且普遍存在。汉乐府长诗《孔雀东南飞》记叙焦母姑怨逼迫刘兰芝“举身赴清池”的故事, 清小说《聊斋志异·珊瑚》反映婆婆与儿媳矛盾引起婚姻破裂的现象, 当代以家庭伦理为题材的影视作品《双面胶》和《婆婆来了》均生动描绘了娘家和婆家矛盾。除了这些文学作品, 在生活中,民众也非常关注婆媳关系的话题, 如杭州妇联调查发现约78% 的已婚家庭认为婆媳难相处[2], 一些知名论坛, 如天涯、猫扑、百度贴吧等, 均开设专版讨论婆媳冲突。婆媳冲突严重破坏家庭和睦。首先, 婆媳冲突直接降低婆媳二人的生命质量, 是产后妇女抑郁的第三大诱因[3]。在已婚妇女因家庭矛盾自杀的案例中, 婆媳矛盾作为诱因的占5 成[4]。其次, 婆媳冲突显著降低子媳婚姻满意度[5], 是破坏子媳婚姻的“第二杀手”[6]。第三, 婆媳冲突也波及姻亲关系中的其他人, 例如婆媳冲突引发岳母的情绪和行为反应[7], 干扰第三代的正常教养和身心发展[8–9]。总之, 婆媳冲突引发的家庭悲剧数不胜数, 几千年来人们一直不断地努力解决这个问题。探明当代中国引发婆媳冲突的主要因素, 对构建和谐家庭、和谐社会具有指导意义。近年来, 针对婆媳冲突成因的众多研究由于在理论框架、研究对象和方法等方面的差异, 得出的结论有所不同。通过对前人研究的回顾和总结, 我们发现导致婆媳冲突的主要因素包括: 观念和行为的差异、“自己人”和“外人”的区分、权力和资源的争夺等。观念和行为差异贯穿在日常生活中, 最容易成为婆媳冲突的导火索。婆媳对家庭琐事意见不一致[10], 存在性格[11]、饮食和生活习惯差异。例如,在访谈中, 研究者发现有家庭因为婆婆喜欢多油、辣味重和味精多的食品, 而儿媳偏爱清淡饮食导致矛盾[12]。实际上, 代际差异[13]、家庭背景和文化风俗差异[14]必然塑造出婆媳不同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个性特征、兴趣爱好和行为习惯[15–16]。因此, 当面对同一客观信息时, 婆媳分别运用自己已有的心理镜像, 构建出有差异的主观信息, 产生矛盾和争执[10]。中国人的感情格局, 并非简单地用“家人/非家人”进行定位, 而是以“差序格局”为概念[17], 以“自己人/外人”来定位[8]。在日常交往时, 婆婆以“自己人”的方式(尽义务与责任, 不求回报, 子女做错了事可以通融、讲情面、掩饰)来对待亲生子女, 却常以“外人”方式(锱铢必较, 不讲情理)来对待在中国家庭结构上已经算自己人的儿媳。儿媳在婚后要改口称婆婆为“妈妈”, 将婆婆与亲生母亲进行比较,不自觉提高了预期, 当现实无法达到期望时, 很容易产生不满情绪, 认为婆媳关系永远不会变成母女关系。即使嘴上叫“妈妈”, 儿媳也不把婆婆当成亲生母亲、丈夫一样的“自己人”。儿媳不把婆婆当成自己人, 婆婆同样也无法认同儿媳, 这种泾渭分明、藩篱高筑的互动方式, 给婆媳双方带来被视作“外人”的情感苦楚, 造成婆媳冲突。日常生活的小摩擦经过日积月累, 会演变为更激烈的争夺。在家庭地位和权力、经济资源、丈夫/儿子情感方面的争夺, 使得婆媳双方即使在小事上也互不相让[10,22–23]。传统的父子主轴家庭强调婆媳之间是上下主从的结构关系, 儿媳必须顺从婆婆。但是, 现代社会的家庭关系主轴向夫妻关系转化[23], 在婆婆巩固家庭地位的同时, 儿媳试图通过现代教育和经济实力带来的实际权力, 改变在家庭中被管理、被统治的地位[7]。更重要的是, 当这些争夺涉及经济因素时, 婆媳冲突会更加明显[24], 对于金钱、房产和其他养老资源的争夺, 会对家庭产生破坏性的纠纷[25–26]。此外, 子媳婚后, 婆媳在情感上的争夺也可能引发冲突。“俄狄浦斯情结”使母子间产生依恋情感, 当儿子娶妻之后, 母亲害怕儿子对自己的关爱变少, 想要夺回儿子的关爱; 儿媳也将丈夫对自己关心的减少归咎于婆婆的挑拨。婆媳双方都希望证实或得到儿子/丈夫更多的关爱, 因而发生争执[22]。已有的研究为理解婆媳冲突的成因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信息, 但是, 这些研究主要分布在文学、社会学、伦理学和人类学领域。一些心理学研究主要采取个案研究方法, 或对少量被试的访谈资料进行质性分析[10], 不可避免地受到理论框架、研究对象文化背景[16,27–28]、经济状况[26]和受教育程度[8]的影响, 从而得到不同的结果和结论。本研究采用序列混合方法分析(sequential mixed-methods analysis, SMMA)[29–30], 在相对较多的样本中, 同时从婆婆和儿媳的视角进行问卷调查,旨在通过质性分析探明婆媳冲突的成因, 通过量化分析比较各种因素的重要程度, 检验研究对象的角色、经济状况、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对婆媳冲突成因的影响, 期望通过较大样本的研究找出引发婆媳冲突的普遍原因和核心原因, 为建立和谐的婆媳关系提供理论指导。在北京、上海、合肥和呼伦贝尔市随机抽取儿子已婚的女性(婆婆)182 名, 已婚女性(儿媳) 205 名进行调查, 分别回收有效问卷150 份(82.4%)和156份(76.1%)。其中婆婆年龄43~83 岁(M=60.97, SD=7.84), 儿媳年龄24~56 岁(M=31.02, SD=6.47)①。在306 名有效被试中, 有279 名现住地在城市(91.2%), 27 名现住地在农村(8.8%)。参照 Witcher 等[29]的方法自编问卷, 要求被试列举出导致婆媳冲突的5 个主要原因, 并按重要程度排序(最重要的标注“1”, 最不重要的标注“5”)。被试可以根据自身经历, 也可以根据对其他家庭的了解来回答。问卷还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在家中地位、现居住地、月收入等人口学变量。参照 Onwuegbuzie 等[30]以及Witcher 等[29]的序列混合分析法(SMMA), 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定量分析。本研究使用的SMMA 包括4 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主题的定性分析阶段, 采用现象调查模式(phenomenological mode of inquiry)探索被试对婆媳冲突成因的观点。现象学分析排除一切先入为主的假设, 对结果进行简化、归纳、整理和结构化。步骤包括: 1) 阅读所有被试的回答, 产生整体感觉; 2)将被试的回答单元化(unitized); 3) 简化数据, 将单元整理为不重复的列表; 4) 说明每个单元的含义;5) 将内容相似的单元聚类为一个“主题”, 对主题进行命名和定义。该过程由两名心理学专业学生进行双重编码(double coding), 并计算评价者间一致性系数。第二阶段的定量分析采用描述性统计(descriptivestatistics)方法, 量化各个主题, 形成被试间矩阵, 以比较婆媳冲突成因的流行率(prevalencerate)。被试间矩阵的x 轴为各个主题, y 轴为被试编号, 即每一行代表一名被试的数据, 用1 和0 标识被试是否提到该主题(1=提到, 0=未提到)。由每个主题的频次/所有主题总计频次, 得到该主题的流行率。此外, 本研究改进Onwuegbuzie 等[30]的方法,在第二阶段将被试的排序(1~5)分别赋值(6~2, 若未提到, 则赋值为1), 并计算被试在该主题下的总分,形成被试间效价矩阵。第三阶段由第二阶段所得被试间矩阵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以此确定主题的潜在结构, 即元主题(meta-theme)。旋转后因素解释方差的比例, 就是该元主题的潜效应大小(latent effect size)。另外, 元主题内各主题的频率效应作为该元主题的显效应大小(manifest effect size)。第四阶段对可能影响婆媳冲突成因的变量(角色、受教育程度、在家中地位、居住地、月收入)进行均值比较和方差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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