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错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有才华的人、有思想的人，但不等于他就是一个适合搞政治的人。为什么呢？他性格有问题。晁错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恃宠骄人，气死了丞相申屠嘉，得罪了一大批正人君子。 他为人“峭直刻深”，咄咄逼人，逮住了理就不依不饶。他头脑中只有“该不该做”，不考虑“能不能做”，以及是“现在就做”，还是“将来再做”。这些性格特征就注定其很难完成特殊的历史使命。
首先说，晁错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晁错最早是学“刑名之学”的。什么叫“刑名之学”呢？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学政治法律的，也就是说晁错是政法学院或者政法系毕业的。因为他的学习成绩还不错，而且主要是文字功夫好，后来就当上了太常掌故。我们要知道，古人判案子很讲究判决书的起草，要求判决书写得很有文采。晁错很有文采，所以选他做太常掌故。
太常掌故是个什么官呢？太常掌故是太常寺里面的一个官。太常寺又是一个什么机构呢？太常寺就是我前面说过的汉代中央政府九个部当中的一个部，而且是第一部，主管祭祀、礼仪和教育。太常寺有一个活动叫做博士考试。这个汉代的博士不是现在的博士，它不是学位。汉代的博士是官，它的工作是掌握历史知识，以备皇帝咨询。因为那个时候治国靠经验，而历史上发生过一些什么事情，这些事情是怎么处理的，要知道这些典故、这些故事，才好来处理当前的事务，所以需要有一批专门的人才掌握这个，这个官就叫做博士。
晁错时来运转是什么时候呢？是被太常寺选拔去读《尚书》。我们知道，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古代典籍失传，很多典籍流散在民间，传人一代一代地没有了。到了汉文帝的时候，懂得《尚书》的只剩下一个人，叫做济南伏生。等汉文帝找到这个人的时候，他已经九十多岁了，不可能把他请到朝廷里来了。怎么办呢？汉文帝只好下命令说，太常寺不是教育部吗？选拔一个可造之才，到济南伏生家里去学。苍天有眼，太常寺选中的就是晁错。晁错在济南伏生家，跟着济南伏生学了《尚书》——这是儒家的学说。他原来学的是法家的东西，现在又学了儒家的东西，这叫做学贯儒法。学问大长，名声也大长。晁错回到朝廷以后，说起话来是头头是道。汉文帝说，这是个人才啊，这个人才不能浪费了啊，那就去辅佐太子吧。太子就是后来的汉景帝。于是汉文帝就任命晁错做了太子舍人，后来又做了太子门大夫，再后来做到太子家令。太子家令是个什么级别呢？算是一个中层干部。
晁错也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口才特别好，能言善辩。他进了太子府以后——太子嘛，他是储君，就是他等着做皇帝，他平时不管事儿，没什么事儿做，晁错又一肚子学问——就天天跟太子谈学问，谈得太子对他有点崇拜，经常和他坐而论道。太子的家人也对他有点崇拜，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智囊”。
晁错还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他非常关心国家大事。他虽然在太子府里面做一个家令，或者还只是做一个门大夫，官职不大，但是位卑未敢忘忧国，不时地向汉文帝提出各种各样的建议。他给汉文帝上了好几道疏文，其中最有名的是谈两件事情的：一件事情是守边，一件事情是劝农。这篇疏文后来被收入《汉书》的时候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收入晁错的本传，一部分收入《食货志》——收入《食货志》的后来被命名为《论贵粟疏》，这是一篇很有名的文章。晁错可以说是西汉初年和贾谊齐名的思想家——贾谊，我们知道，他的《治安策》和《过秦论》都是非常有名的——晁错的这两篇疏文也被认为是可以和贾谊的那两篇疏文齐名的“西汉鸿文”。从这个角度讲，晁错他又是一个有思想的人、有办法的人，还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正因为他是一个有学问、有思想、有能力、还不甘寂寞的人，就命中注定了他会来趟朝政这汪“浑水”——他一定会来管这个国家的事情，他不会袖手旁观的。
但问题是，晁错这个人虽然有学问、有才华、有思想、有能力，但是他只适合做一个政论家，不适合做一个政治家。就是说，他发议论是可以的，出主意是可以的，真正做事、搞政治是不可以的。为什么呢？
晁错首先暴露出来的问题，是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当他还在太子府的时候，和朝中的大臣关系就不好。我们看《史记·袁盎晁错列传》里面有这样一句话，说袁盎及诸大功臣都不喜欢晁错，很不喜欢他。你想想，他在太子府里面不过做个舍人、门大夫、家令，并不是什么职权很大的、很重要的官员，只不过喜欢发发议论而已，大家就已经不喜欢他了；一旦他进入中枢，担任重要职务，结果就可想而知了。果然，汉文帝驾崩，汉景帝继位以后就重用晁错——因为汉景帝觉得晁错是一个智囊，所以他一上台，第一件事就是任命晁错为内史。内史是个什么官呢？内史负责的是京城地区所有的行政工作，相当于现在一个首都的市长——所以晁错是越过了副部级，直升正部级。这样一来，晁错恐怕是有点得意忘形，至少是有点趾高气扬了。仗着汉景帝信任他，不停地提意见，不停地提建议，今天要改这个，明天要改那个……汉景帝是言听计从，一一采纳他的意见，这一下子弄得朝中的其他大臣就不太高兴了。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政治，在官场上都有一整套成文或者不成文的规矩，一般情况下都得因循守常。汉代政治在武帝以前是以道家的治国理念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张清静无为，主张一动不如一静，主张以柔克刚。总而言之是不喜欢折腾。这是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呢，汉初的那些高级官员基本上都是贵族或者功臣，有的是当年跟着刘邦一起打天下的，虽然能力不一定很强，但是熬熬年头也就慢慢地熬上来了，所以大家对于像晁错这样一个靠着能言善辩、夸夸其谈就青云直上的家伙很是看不上眼。那么，晁错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呢？他呀，应该夹起尾巴做人。可他不，今天出个主意明天出个主意，像根“搅屎棍子”，搅得朝廷上下不得安宁，大家对他也就忍无可忍了。
第一个被晁错惹毛的人是当时的丞相申屠嘉。申屠嘉被惹毛了以后，找了个碴子就要杀晁错。找了个什么碴子呢？晁错不是当了内史吗？那就是首都的市长了，内史有一个办公机构叫内史府，内史府有一个门朝东边开，晁错觉得这个门朝东边开，出出进进不方便，他就在南边开了一个门。南边是什么？南边是太上皇的庙，从南边开一个门就得把太上皇的庙的外围墙打一个洞。申屠嘉想，好家伙，太上皇头上动土啊，大不敬！于是找人商量着说，我们明天上朝的时候弹劾他。不知道这个消息怎么就走漏了，晁错得到消息之后连夜进宫去见汉景帝，把情况都说了。汉景帝说，这个事情朕给你做主了。
第二天一上朝，丞相申屠嘉就把这个事提出来。汉景帝说，哎呀，这个事儿朕知道了，这个晁错他是在太上皇庙的墙上开了一个洞，不过那个墙不是内墙，那是外墙。晁错他开的是最外面的那个，没戳到里面去。外面那个地方是干什么的呢？是安置闲散官员的，没什么了不起的。最后汉景帝说了一句最关键的话：这个事是朕让他做的。申屠嘉没有话说了，回到家里吐血而死。这就是说，晁错刚一上台就气死一宰相。
申屠嘉是什么人啊？申屠嘉是跟着高祖刘邦打天下的功臣啊！这样的人都搞不掂晁错，还有谁能摆平他？晁错——我们可以想像得出——他在朝中更加是恃宠骄人，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了。
这里顺便要说一下申屠嘉这个人，他可不是小人。我们去看史书对申屠嘉的评价，这个人其实是一个非常廉洁的清官，有个说法叫“门不受私谒”。什么叫“门不受私谒”？就是他在自己家里头是从不接待客人的。其他的官员你不要到我家里来谈事，有事咱们上朝，到办公室去谈。袁盎曾经找过申屠嘉，申屠嘉说，袁公有什么事吗？公事明天到办公室找办事员谈，如果是私事，本丞相无私事，清官嘛。由这件事情而来，申屠嘉在这个朝廷当中威望是很高的。晁错你得罪了申屠嘉，你就同时得罪了一批正人君子，比方说后来联名上书要杀晁错的廷尉张欧。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也是个大好人。廷尉我不是说了吗，是司法部长兼最高法院院长。张欧他办案子有一个原则，就是拿了判决以后，他要先看，看了以后，如果他发现这个案子有疑点，比方说证据不足、程序不对，就要发回去重审；如果交上来的案卷左看右看都挑不出毛病，那是证据确凿，这个人也确实是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能赦免他了，那张欧会亲自到监狱里去宣读判决书，流着眼泪，是一边哭一边读，说你犯了什么滔天罪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弄点好酒好肉伺候，你就上路吧。张欧是这么一个人，你想这样一个人都主张杀晁错，晁错得罪人得罪到什么程度，我们就可想而知了。
那么，晁错为什么不得人心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政见不和。他主张削藩，其他人主张不动——“道不同，不相与谋”。第二个原因是性格不好。《史记》和《汉书》讲到晁错的时候都用了四个字：“峭”、“直”、“刻”、“深”。峭，什么意思呢？严厉；直，什么意思呢？刚直；刻，什么意思呢？苛刻；深，什么意思呢？心狠。一个人又严厉，又刚直，又苛刻，又心狠，能讨人喜欢吗？不讨人喜欢。谁会喜欢这样的人呢？谁会跟这样的人成为好朋友呢？这样的人怎么会有一个好的人缘呢？而没有一个好的人缘，你怎么能在政府里面混呢？这就是晁错性格上的原因。
晁错的这个性格，我们在电视剧《汉武大帝》里面也看到有所表现。晁错推出削藩的政策以后，朝野哗然。晁错的父亲就千里迢迢从颍川赶到长安来找晁错，他是这样说的：外间所有人都说，你为政滥用权力，只管向皇上出坏主意，专以侵削刘氏诸王的封地为务。俗话说，疏不间亲，天下刘姓都是一家，刘姓都是天子的亲戚啊！为父就想问你，你能不能闭口不言？你一心为了巩固他刘家的天下，难道你就不怕咱晁家有一天被满门抄斩、灭门九族吗？
听父亲这么说，晁错是这样表白的：父亲，儿子是从政之身，当仁不让！削藩是利社稷安国家，关系到大汉朝千秋万代、长治久安的大事。儿子义不容辞！父亲，儿子忠孝难以两全！
这个情节表现了什么？表现了晁错的忠心耿耿。晁错是一个既忠心耿耿又深谋远虑的人，按说他实在是一个国家栋梁，但是晁错的忠心耿耿和他的深谋远虑都有一点问题。什么问题呢？晁错他是为国深谋远虑，但是为自己一点儿都不深谋远虑，所以《汉书》对他的评价是：“锐于为国远虑，而不见身害。”就是说自己要倒霉了，他都不知道。这样的人，按照我们一般来说的道德标准来看，是一个大好人啊：大公无私、一心为公、一往无前、奋不顾身，这不是很好吗？怎么会不好呢？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不能为自己考虑的人，他往往也不能为别人考虑；不懂得民情的人，不懂得那些人之常情的人，也往往不懂国情。国家是什么？国家是由具体的人民构成的，人民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你不了解人，你就不能以人为本——所谓以人为本，就是要了解人性、人情，包括人之常情，你不能够没有人之常情。一个不把自己生命放在眼里的人，往往也不把别人的生命放在眼里；一个不把自己的生命当回事儿的人，也不会把别人的生命当回事儿。你既然不能把别人的生命当回事儿，又怎么为民众谋福利呢？一个连自己都保卫不了的人，你能够保卫国家吗？所以对于这样一种奋不顾身，我们要一分为二地来看：承认他道德上高尚的一面，也看到他缺陷的一面。
忠心耿耿又有什么问题呢？忠心耿耿的人往往会有这么一个问题：我既然是一心为公的，谁反对我，就是一心为私；我既然是忠臣，谁反对我，那就肯定是奸臣。这样他就会以自己来画线了，他就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了。而一个人不能够听取别人不同的意见，他就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兼听则明嘛。如果晁错你做到了兼听，就不能说只要你是一心为公，而别人只要和你意见不同就是一心为私的。晁错就是这样固执，这是不是有问题呢？
第三个问题，就是他那个一往无前。一往无前，我们以前也认为是一种很高尚的品德——当然我们某些时候是需要一往无前，需要奋不顾身的，也需要执著，需要认死理——但要看什么人，什么事儿，什么情况。比方说你做学问，执著是好的。为什么呢？要追求真理。一个学者、一个科学家，一定要执著，一定要认死理儿——我认准了这个，我就这条道儿走到黑了，不碰到南墙我绝不回头，也许在探索过程中我还没有碰到南墙就找到真理了。但是政治家不行，政治家必须是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该坚持的时候坚持，该妥协的时候妥协，该让步的时候让步，该迂回的时候迂回。而且政治家要考虑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件事情该不该做，而且还要考虑能不能做，现在就做还是将来再做——这是一个政治家所需要的素质，他得看三步。而晁错是执著、坚持、认死理、只看一步——削藩就是对的，就是要做的，能不能做他不考虑，现在就做还是将来再做他也不考虑。
汉文帝是做了考虑的，所以晁错一再向汉文帝上书，汉文帝不采纳。后来晁错给汉文帝上疏的时候写了这样一句话：“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意思是说，我是一个很狂妄的人，我说了一些狂话，请英明的皇上来做出决策。汉文帝对此的批示是什么呢？汉文帝批示说：“言者不狂，而择者不明，国之大患，故在于此。”就是说一个国家最糟糕的是什么？能够提意见的人其实并不狂，但是如果做决策的人他糊涂，这就糟糕了。所以说汉文帝是政治家，他是清楚的，他很清楚建议归建议、决策归决策——建议没有狂不狂的问题，什么建议你都可以提，但是决策有英明不英明的问题，决策不能不英明。这个道理文帝懂，但景帝不懂。景帝不懂的结果是什么呢？他采纳了晁错的削藩策，而且还让晁错自己来主持这项工作——这一下子麻烦就大了。
为什么说让晁错来主持削藩是不对的呢？削藩不正是他的政治主张吗？他提出这个政治主张就让他来推行难道不是很合适吗？
我们先要看削藩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儿。对于这件事情，宋代的苏轼，也就是苏东坡，他有一篇文章叫《晁错论》。《晁错论》的一开篇，苏东坡就提出一个观点来，他说，一个国家最困难的事情、最难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是看起来天下太平而实际上埋藏着隐患，这个事情是最最难办的，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办才好。那要怎么办呢？只有那些特别的、杰出的、优秀的人才可以担当这样的一个重任，而晁错不是这样一个人！也就是说削藩其事是其事，晁错其人非其人——削藩这件事情做是该做的，但是让晁错来做是不对的。按照苏东坡的观点，做这件事情要有三个条件：“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第一个条件是“知其当然”，就是事先把这个事情想得清清楚楚，清楚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和利害关系——我如果做的话可能会怎么样，我如果要做的话应该怎么样，全部把它想清楚了。晁错把削藩的事想清楚了没有呢？应该说他没有想清楚。我们看到他提出的就只是一个口号：“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就这八个字，并没有看到他做什么可行性研究，也没有看见他提出可操作的方案，他只是觉得应该这样做，其他的一切准备都是没有的，所以说晁错不具备第一个条件。
因此他也就不具备第三个条件——“徐为之图”。“徐为之图”就是说到了最后，即事情的紧要关头，你有足够的智慧和办法慢慢地、不动声色地来处理问题——晁错也不具备这个条件。
更重要的呢，他也不能做到“事至不惧”，就是事情来了以后不害怕。因为你要做的事情非常困难，尤其是大家都不能接受、都不能相信、都不能同意的事情，你硬着头皮硬要做，这叫“冒天下之大不韪”。你应该预计到一旦发动以后会引起强烈的反弹，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和麻烦。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做到临危不惧、指挥若定、神闲气定，然后“徐为之图”——这一点晁错也没有具备。吴楚叛乱以后，晁错自己也蒙了，可以说是景帝和晁错君臣俩都蒙了。虽然他们有一些思想准备，讨论过这个问题，说削藩以后他们会不会反呢？晁错说，不管他的了，“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反正是要反的，管他呢！汉景帝说，是啊，是要反的，我们就搞他一下！这会儿吴楚反了，两个人说，真反啊？他们还真反啊？没有主张了，完全没有主张。
这个时候晁错出了两个馊主意，正是这两个馊主意，直接把他自己送上了断头台。
晁错这两个致命的馊主意是什么呢？
第一个馊主意是要杀袁盎。晁错为什么要主张杀袁盎呢？因为袁盎原来是吴国的丞相。最初分配官职的时候，袁盎就不想去吴国。他觉得吴王这个人很恐怖，摸不清楚他是什么意思；而且吴王是跟着高皇帝打天下的大功臣，国家又强大，我袁盎去做一个丞相，如果中央政府和吴国它们两个闹矛盾，我夹在当中不是成了风箱里的耗子啊？所以他不想去。有人就给袁盎出了这么一个主意，说你反正会喝酒，你去吴国以后呢就做一件事情：喝酒。如果中央派使节来问吴国怎么样，你就报告说吴王不造反——吴王没有造反的意思。袁盎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后来他被晁错找了个碴子罢了官，现在是一介草民。这个时候吴国一造反，晁错就把他御史府的人召集起来开会，说你们看看，我主张呢把袁盎杀了，因为袁盎接受吴王的贿赂，老是报告说吴国不会造反，现在吴国造反了嘛，只要把袁盎一杀，我们就知道，他们两个搞什么鬼名堂了。结果他的下属都不赞成，说，部长啊，这个吴国要是没造反，你把袁盎杀了说不定还有些用，你把袁盎抓起来还能看吴国会有什么反应；现在吴国反都反了，兵都打过来了，你把袁盎杀了有什么用呢？再说袁盎也是我们朝廷的大臣嘛，并不是吴国的大臣嘛，他怎么会有阴谋诡计呢？这样大家就都不同意杀，一看大伙儿都不同意杀，晁错就在那里犹犹豫豫、举棋不定。
这消息很快就传出去了，袁盎得到消息就出去找窦婴——因为袁盎现在已经是一介草民，罢了官了，没有资格见皇帝。窦婴就赶快找到汉景帝，说你应该把袁盎找来问一问，因为袁盎曾经是吴国的丞相，他比较熟悉吴国的情况，我们现在既然要对付吴国造反，应该请袁盎来讨论一下。
汉景帝觉得有道理，就召见袁盎——他召见袁盎的时候晁错就在旁边——汉景帝就问，袁盎，你曾经是吴国的丞相，你熟悉吴国的情况，你觉得吴国的造反能成还是不能成气候啊？袁盎说，他们不能成气候。汉景帝问，怎么可能不成气候呢？你想想想，吴王“煎矿得钱，煮水得盐”，那么有钱，都一大把白头发了，他还造反，没有足够充分的准备他会反吗？袁盎说，吴国有钱不假，有人也不假，但是吴王招募的都是一些亡命之徒，都是一些黑社会，这些人是没有义的，不忠不义的人怎么能打得过我们正义之师呢？所以说他们肯定不能成气候。
汉景帝一听，觉得这个人不错，就问，你有什么好办法？说说看！袁盎说，臣有一个主意，但是只能单独和陛下汇报。景帝说，好好，其他人都走开。可晁错还站那儿不动窝。袁盎说，国家机密，人臣不得与闻。景帝只好跟晁错说，你也走吧。晁错就只好走掉了。
袁盎说了一句话：“今计独斩错。”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现在我的一个锦囊妙计就是马上把晁错杀了。因为古人打仗讲究的是师出有名，你如果没有正当名义去打仗是打不赢的，那叫做不义之师。现在吴楚两国的旗号是什么呢？他们说的不是造反，吴楚两国一再说我们不是造反，我们是“清君侧”，我们是帮助皇帝，我们是巩固大汉江山。那么最好的办法——不管是借口也好，是旗号也好，是真实原因也好——就是把他们这张嘴堵起来，而堵他们这张嘴的办法就是杀晁错。杀了晁错，吴楚那边就没有起兵的理由了，它就会不战而退，咱们“兵不血刃”即可平定叛乱。景帝就说，我想想吧，如果真的能起作用呢，我也不在乎一两个人的——这一两条人命又算什么呢？这是晁错的第一个错误，他不该提出杀袁盎；他不提出来杀袁盎，袁盎也不会提出来杀他。
晁错出的第二个馊主意更是糟糕。是什么呢？他提出：请汉景帝御驾亲征，而他自己则留守京城。苏东坡说，外出打仗是危险的，留下来看家是安全的——这是谁都知道的。在这个紧急关头，晁错你怎么能把最危险的事情派给皇帝，而把最安全的事情留给自己呢？这是没有任何人会同意的。晁错提出此议，惹起朝中一批忠臣的不满，说你晁错这样做简直是奸臣嘛，你把皇帝推向第一线，自己却躲在家里面，是不是等皇帝被打败了以后你来当皇帝？这样做是任何人都不能容忍的。所以苏东坡说，这个时候，即便没有袁盎，晁错也是死路一条！相反，如果晁错这时候提出：削藩是我提出来的，这个祸是我闯的，我负责任，请皇上任命我为大将军，我带兵去打，我冲上前线，我身先士卒……让皇帝觉得很安全，他会杀你吗？他只会派军队，给钱，给粮，给草，支援你去打仗。这样一来，你打败了，死掉了，你晁错是烈士；打胜了，打赢了，你晁错是功臣——可晁错你怎么会想出这个让皇帝亲征自己留守的馊主意呢？
当然了，晁错最大的错误，是太相信皇帝了。他认为他忠心耿耿，他认为他一心为公，他认为他一往无前，他认为他奋不顾身，他认为他给皇帝出了这个好主意，皇帝怎么着也会保他！没想到——文帝、景帝虽然在历史上算是好皇帝了——他们同样是要杀人的。
这就是晁错之错，他太急于成功了，他就想在自己有生之年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干成一件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大事。他也太个人英雄主义了，他不知道即使是一个英雄也是需要有后援的，也是要有后盾的。而他这种孤军奋战，是既无后援——朝廷的大臣不帮他，也无后盾——最后皇帝也不帮他，舍弃了他，汉景帝实际上是用其计、杀其人。在这些人的眼睛里，晁错也好，或者是其他什么功臣，比方说韩信、窦婴这些人也好，都不过是他的狗和马，不算是人。用得着你的时候，他会用；用不着的时候，他就杀——这是历史的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