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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彦博，生于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卒于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寿高91岁。字宽夫，号伊叟，汾州介休（今属山西）人，北宋时期政治家、书法家。他历仕仁、英、神、哲四帝，出将入相，有五十年之久。任职期间，秉公执法，世人尊称为贤相。曾成功地抵御了西夏的入侵。宰相期间，大胆提出裁军八万之主张，为精兵简政，减轻人民负担。宋徽宗蔡京为相时，将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等人称为“元祐党人”，至北宋末南宋初，文彦博才又被追复太师，谥忠烈。 有一天文彦博和宋神宗讨论王安石变法问题。在文彦博看来，王安石推行的青苗、雇役等新政纯属添乱，一丁点儿可取之处都没有，天底下的士大夫没几个会赞成的。宋神宗听得有些不乐意：你们士大夫不乐意，是因为这些新法对你们没啥好处，可在朕看来，这些对老百姓也不见得有害，为什么不能变法？ 文彦博毫不客气，回了句很著名、当然也很气人的话———“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意思是跟皇帝一起合计国家大事的是士大夫，不是老百姓，变法不变法的，当然得听士大夫的，老百姓哪里有什么发言权。 要说这变法问题，可是北宋政治风险系数最大的讨论话题，不论变法派还是反变法派，在这话题上栽跟头的是一茬接一茬，其中不乏两派中的标志性、偶像型人物，往往一句话不对路，就让突然变脸的皇帝弄得灰头土脸，轻则训斥，重则贬官、发配，要不是宋代有“不杀士大夫”的祖训，还不定有多少人头为此落地呢。可文彦博这番硬邦邦、赤裸裸的出格言辞，血气方刚、素来脾气不算太好的宋神宗却只不过“不悦”———不那么痛快，也就这么着了。 由于此前的晚唐和五代十国藩镇割据、军阀混战，骄兵悍将权势极大，动辄发动兵变，武将、地方官的地位举足轻重，文官、朝臣们则一个个成了有名无实的秘书型人才。同样靠军事政变上台的宋太祖赵匡胤惟恐别人照猫画虎，把自个儿家的江山社稷再给夺了去，就想着法子削减武将、藩镇的权力，让五花八门的文官、朝官担纲掌权。 整个宋朝，不但文官是文官，地位最重、权力最大的武官也还是要由文官来当，比如中央最高武职、相当于今天总参谋长的枢密使，就例由高级文官担任。北宋名将狄青立下大功，被皇帝破例任命为枢密使，结果遭到一大批名臣反对，其中不但有欧阳修这样的大人物，甚至还有当初大力举荐狄青、和狄青关系亲密的庞籍，他们提出的最关键、也最有说服力的理由，就是“不合规矩”。 同样，在宋朝，地方官的地位也全被文官夺了去。可以说，宋朝大部分时间里，根本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地方官”：州和县的真正长官，是名义上由中央外派的知州事、知县事，他们直接对朝廷、对皇帝负责，这些管实事的不但是京官，且都是文官。 历史上很多朝代看似愚昧、保守、野蛮，甚至不可理喻的政策倾斜，实际上都和这个“与谁治天下”的定律有关。政策所照顾、迁就的，总是那些“治天下”的骨干和主力。如三国时的曹魏，不得不从曹操时代的“唯才是举”退至曹丕之后“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九品中正制，就在于曹氏的称帝，必须仰赖门阀大族的推举；北魏几代皇帝励精图治，政治头脑敏锐，却都执着地维护落后的血统制、等级制，正因为鲜卑贵族和北方世家，是构成“北魏股份公司”核心治理结构的第二、第三大股东；元代用极端残酷的高压手段袒护蒙古人特权，清代至覆亡都不肯解散早已丧失战斗力、被外国人蔑称为“纸糊军队”的八旗军，道理也是如出一辙———与谁治天下，就不得不迁就谁。 看看这几人的做法就值得借鉴： 商代的盘庚苦于旧都城经常被淹，想要迁都到殷，遭到商朝的“与治天下者”———同族臣民的抵制，他苦口婆心地说服，解释，连续做了三次公开动员，终于令这些“与治天下者”相信，盘庚的改革对自己有利无害，暂时的痛苦是必须付出的代价，最终双方顺利达成妥协，迁都完成，商代也延续了好几百年。这是“与人同利”。 战国时赵武灵王要搞胡服骑射的军事体制改革，国内阻力很大，他很快察觉最大阻力来自贵族上层，尤其王族，就主攻最顽固、地位也最高的叔叔公子成，当公子成转而支持自己，并带头穿起胡服后，反对势力就不攻自破了。这是找到症结群体“对症下药”。 公司做到一定程度需要变革时值得学习，鉴古至今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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