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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姓》趣谈

 長寿麒麟 2016-11-01

《百家姓》趣谈《百家姓》趣谈

    《百家姓》是我国流行最长,流传最广的一种蒙学教材。它的成书和普及要早于《三字经》。《百家姓》原本是一本姓氏的汇集,只是用于孩童们初学识字以便于认人,并没有什么具体的实质内容。但是,经过1000多年的流传,或口口传教,或写仿认字,久而久之,人们给它附加了一些内容,这些内容有的可能有点根据,有的则是望文生义或听音生义,还有的则是茶余饭后的调侃。但不管怎么说,这些内容听起来还是颇有意味的。现将几则趣谈汇集于下:

   1、关于“赵钱孙李”排为《百家姓》的前四位

   据南宋学者考证,该书的前几个姓氏的排列是有讲究的:《百家姓》成书于宋,而宋朝是赵匡胤建立的,既然国君姓赵,理应将宋排在诸姓之首,以示对赵宋王朝的尊敬;其次是钱姓,这是因为百家姓形成于宋代的吴越钱塘地区,吴越国的国王姓钱,故排在第二位。那为什么把“孙”姓排第三位呢?有人调侃说:“在本人、儿子、孙子的排行中,孙子排第三位,故排孙姓第三!”;有人还以此编了一首打油诗曰:

叫声老天太不良,不让俺姓李和张王。

姓孙的见人低三辈,姓儿也比姓孙强!

   还有人说《百家姓》是宋朝一位姓孙的所著,他本想把孙姓排第一,前四姓应是“孙、李、赵、周”,但因皇帝姓赵,只好将赵姓排在第一。但他又不甘心居第二,于是就找了钱姓,钱音和“前”音相同,读起来就成了“赵前孙李”,意为赵姓的前面是孙和李,这样李姓也跟着沾了光,成为第二了。这些当然都不足为信。但据宋朝学者考证,当时吴越国王钱俶的正妃确是姓孙,故排第三;而李姓排第四,是因为北宋初,南方还有个南唐国存在,是五代十国的十国之一,定都金陵,历时39年,其国王就是那两个会写诗词的李璟、李煜。这就是说,前四姓是按北宋初三个国君的姓氏和及吴越国皇后的姓氏所排。

   2、关于《百家姓》的作者及成书年代

   这些问题直到今天还是个迷。根据王明清判断,《百家姓》“似是两浙钱氏有国时小民所著”。据史书记载,所谓“有国”,原是吴越一带的一个小国,宋太祖赵匡胤开国后,还存在了一段时间。至宋太宗兴国二年才率土归降。可见这本书应是北宋初年问世的。据明清朝有文字记载,《百家姓》早在宋朝以前就存在。在宋朝初期,由一位地处吴、越地区(现今浙江省杭州)的不知名的儒家学者将其编辑、装订成册。南宋(公元1125-1210年)著名的爱国诗人陆游在他的《秋日小雨》一诗中最早提到百家姓。诗人在注释中指明他的灵感源自两本书,一本是《扎子》,另一本就是《百家姓》。由此可以看出,《百家姓》早在宋朝以前就开始流传了。

   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印刷体《百家姓》是在元朝(公元十四世纪初)出版的,它根据汉字和蒙古字的语音、笔划对应而成。但是元朝的版本并不完整,流传已久的《百家姓》直到明朝才算收录完整。它总共记录了438个姓氏,其中408个是单姓,有102行组成,38个是复姓,编成15行。最后一行是百家姓终,即百家姓完结篇。此书由118行构成,共有472个字。清朝后期又出现了另外一本有关百家姓的书----《增广百家姓》,书中记录了444个单姓,60个复姓。现存的清朝版本的百家姓既有文字又有图画,每页上方除了记录历史名人的名字和其所属家族外,旁边还有他的图像;每页下半部由四个字组成短句,读起来很像古时的四句诗词。此外,还有明朝末年修订的“百家姓”,清朝康熙年间修订的“御指百家姓”,清朝咸丰年间由丁延修订的“百家姓三编”。这些修改后的百家姓在表现格式上各具特色。尽管如此,它们还是无法取代原稿,这体现了原稿对后来创作的深远影响。《百家姓》不仅只在汉族中广为流传,其译本也在少数民族中传播。

   3、关于《百家姓》后面诸姓氏的排序

   《百家姓》并不是依照各姓氏的人口数量排序的,也不是按当时的权势来排序,同时也不像《三字经》、《千字文》那样有具体内容,按内容来排,而是按照音韵来排的。一般是单句句尾仄音,双句句尾押平韵,如江阳韵一直押到“席季麻强”,梭波韵押到“昝管卢莫”,中东韵押到“景詹束龙”等。中间也换了几个韵。双句有韵结尾,读起来顺口,易学好记。有许多复姓传到后来就变成两个单姓了,如我有一位山东的同学本姓“颛孙”,后来他把“颛”去掉,就变成姓孙了,而这样一来就同排行第三位的“孙”一样了。百家姓最后排的是“第五言福”,其中“第五”是复姓,“言福”有人说是复姓,有人则说是两个单姓。实际上有许多复姓都没有流传下来,还有许多新的姓氏没有上榜。

   4、民间给没有具体内容的《百家姓》赋予了许多内容

   这是一种很有趣的语言现象。

   1、有的是望文生义,引申运用。

   如:“你看他坐在那里周武正王似的。”(周吴郑王)----指周周正正像个国王。

   再如:“他刚从火场跑出来,浑身被烧得乌焦巴弓。”乌焦巴弓)----因姓氏中有“乌”“焦”二字,都同火烧过有关,故用于此。

   2、有的是借音生义。

   如:“地下乱七八糟的,到处稀饭盆榔”(奚范彭郎)----“奚范”音同稀饭,“彭郎”音同盆榔(榔头),故用于此。

   再如:“差不多就行了,用不着那样描凤画方的!”(苗凤花方)----苗与描同音,花与画近音,喻指细致认真。

   3、有的是把几个姓的声音同某个历史故事联系起来,赋予新的含义。

   如:“不要说三请诸葛,就是七谢周瑜人家也不来!”(戚谢邹喻)----比喻很困难。

   4、有的地方受方言影响,把某些连读姓氏予以新的解释。

   如:“家里一点吃的也没有,总不能啃槽岩化吧!”(孔曹严华)----方言中把“孔”念成“啃”,曹与槽同音,啃槽,指喂牲口的槽中没有草料,牲口只能干啃槽,借喻生活困难。

   事实上,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语言发生变化的现象是很普遍的,如“逃之夭夭”,原为“桃之夭夭”,本意指桃花茂盛的样子。因桃与逃同音,“逃之夭夭”遂演变成为形容逃之大吉的成语,同原意大相径庭。再如,“感冒”一词,原仅指因风邪侵入人体引起的疾病。但近代以来,人们又赋予感冒一词以“喜欢、感兴趣”的含义。比如:我对此不感冒,就是对此不感兴趣。我对她很感冒,就是我很喜欢她的意思。改变原意,增添新意,将无义变为有义等等语言现象,乌焦巴弓之类就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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