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体院王正伦教授：关于“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问题的思考

编 者 按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关键是要做到四位一体，实现“两高两低”：提高“健身参与率”、提高“体质达标率”；降低“慢病发生率”、降低“医疗支出率”。

注：本文来自2016年9月13日，上海体院，【体育对接“健康中国”国家战略的理论及相关推进政策研究】课题中期会议材料 。

前言

“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是【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承诺实现的一个宏伟愿景，而“全民健身”则是实现这个宏伟愿景的“先导”和“关键路径”之一。

面对当代社会人们失衡的生活方式和疾病谱的巨变，【健康中国2030】将防治慢性非传染疾病（NCD）作为重点，提出要从“以疾病治疗为中心”转变为“以促进健康为中心”，并要把“大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统筹应对广泛存在的“健康影响因素”，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地维护人民群众的健康。

运动生命科学的研究表明：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的生物基因决定了所有人都不能放弃体力活动，不能放弃对自然规律的主动适应；世界上约70%的“慢性非传染疾病”都可以通过积极的身体运动加以预防和治疗，用科学、规律、自觉、持久的身体运动锻炼弥补体力活动的不足是全体公民都需要的一种自然、高效、廉价、环保、低碳、安全的健康生活方式和“自我保健、自我预防、自我治疗、自我康复”行动。积极主动、科学规律、持久进行的“身体运动锻炼”在国际医学界被称为“从摇篮到坟墓”都不能放弃的“终生良药”，是多功能的“体力活动补充剂”和“健康效益收获器”。

 

表1：“全民健身”（运动锻炼）对“大健康”（Wellness）的十大贡献

大健康成分	解释	全民健身（运动锻炼）的贡献		备注
		直接作用	健康收益
社会健康	家庭和社会关系和睦	移风易俗，维护社会规则，维持家庭和睦和社会和谐。	形成崇尚健康的和谐社会风气。	有案例，但量化数据不充分。
职业健康	工作舒心、收入有保障、福利水平高	对抗亚健康和职业病，提升生产力	防治和改善职业病，降低医疗支出	有案例，但量化数据不充分。
信仰健康	信仰坚定 三观成熟	遵循规则意识，崇尚“体育精神”	人心向善，仁者寿	有案例，但量化数据不充分。
身体健康	器官、肌肉、骨骼	增强体质，维护生命张力	改善心肺功能 提高免疫力 预防慢病 促进康复 延缓衰老	量化数据充分，但集中在“心脏和呼吸系统健康”和“骨骼肌肉健康”。
智力健康	注意、记忆、反应、理性思维	体脑联动，改善大脑供氧，全面激发大脑功能	促进大脑发育，改善认知能力和记忆水平；延缓智力衰退；防治阿尔兹海默症；	有案例，但量化数据不充分，近年成为研究热点。
情绪健康	积极、乐观、包容	积极、外向、开放	提升多巴胺水平，减压抗压，促进情绪稳定	有案例，但量化数据不充分，近年成为研究热点。
环境健康	安全、无污染	保护环境的意识和行为增加	降低环境能耗，促进环境治理	缺少案例和量化数据
财务健康	收支平衡，消费理性	增加运动支出和营养支出	减少医疗开支	缺少案例和量化数据
心理健康	个性正常、适应环境刺激	正视挑战，砥砺意志，自立自强	有益人格健康，防治心理疾病	有案例，但量化数据不充分。
医疗健康	可及、安全、有效	熟知人体知识，提升健康素养	降低误诊率，提高依从性，减少医疗开支	缺少案例和量化数据。
说明	上表只是“示意”，并非统计推断，仅供参考。

 

所以，“全民健身”和“健康中国”的主旨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技术层面都是高度契合的。

我国实施“全民健身计划”迄今已经21年了。21年前的中国，慢病非传染疾病远没有象现在这样“流行”，而“全民健身”也没有像现在这样迫切地需要“发力”，把重心从“增强体质”延伸到“慢病防治”。

“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要实现“深度融合”，需要厘清以下一些重大问题：

一、 国际经验

发达国家在二战结束后20年左右（20世纪60年代）时，由于国民疾病谱的变化，开始意识到：“体力活动不足”可能是一个重大的健康影响因素，以往少见而现在高发的多数“慢病”都与“运动不足”有关。以美国为例，见下表：                                   

表2  美国：“体力活动”融入“公共卫生”的历史进程（一）

序号	年代	事件	意义/效果	补白
1	1964	NIH（国立健康研究院）成立由心脏病学专家塞缪尔.福克斯领衔的“国家慢病控制中心”。	首次从循证医学角度检验“体力活动”和心脏病的关系，也是首次将“人体运动科学”和“公共健康科学”进行了整合。同时还开始研究新的“公共健康行动计划”是否应当包括“体力活动”。	福克斯撰写的【运动生理学】一书80年代传入我国，影响了许多体育学人。
2	1983	一个高级的专家团队在亚特兰大聚会提出将“体力活动”作为公共健康的一个“实体”。	首次提出在“公共健康调查监测”系统中将“体力活动”指标作为一个独立的核心部分，开始组织鉴别“体力活动”的效益和风险。
3	1985	卫生部首次发布一份有关“体力活动”的【专项公共健康报告】。	总结和审议了各种研究成果，制定了一个将“体力活动”整合为公共卫生组成部分的框架。
4	1986~1991	CDC将“体力活动”纳入BRFSS（成年人行为风险因素监测系统）和YRBS（青少年行为风险监测系统），并促成了IPAQ（国际体力活动问卷）和GPAQ（全球体力活动问卷）的制定与使用。	WHO（世卫组织）将“体力活动”纳入其MONICA（心血管疾病趋势和影响因素监测系统），美国CDC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
5	1992	AHA（美国心脏协会）宣布“体力活动”是心血管疾病的“四大主因”之一。	重启了政府和国民对“体力活动”重要性的认识，掀起了新一轮的“全民锻炼”热潮。
6	1993~1995	CDC和ACSM（美国运动医学会）联合组成的专家组公布了“有规律的中等强度体力活动具有重大健康效益”的最新“流行病学”和“临床治疗学”证据，并向全体国民提出了“体力活动”的【中等强度建议标准】。	“体力活动”及其与健康的“量效关系”等议题进入了规范的循证医学范畴。CDC和 ACSM公布的“推荐标准”开辟了公共卫生运作范式的变化，将原本比较局限的“运动健身”和“体适能”等概念转换为“体力活动”，从而将“运动科学”引入了公共健康领域。	该报告在1995至2008年间被引用超过2500次。
7	1995	AHA向美国卫生部提出建议，要求发布【“体力活动与健康”部长报告】（Surgeon   General's Report on PA and Health）	在AHA的动议下，组成了全国性的【促进体力活动联盟】，编制了培训课程以增强“体力活动”的“公共健康能力”。（public   health capacity for PA ）
8	1996	NIH（国立健康研究院）发布【关于“体力活动和心血管健康”的共识声明】；	与此同时，美国【国民卫生与福利部】（USHHS）的首份【“体力活动与健康”部长报告】也隆重出台。	强化了“体力活动”的科学基础和“中等强度标准”

表3 美国：“体力活动”融入“公共卫生”的历史进程（二）

序号	年代	事件	意义/效果	补白
9	1996	鉴于“体力活动”不仅可以“健身”，而且可以“治病”，CDC在原先的【营养与体力活动部】新设了一个【体力活动与健康】的分支机构。	这标志着“体力活动”在美国成为了“正式卫生医疗制度”的一部分。
10	1999~2006	CDC为各州的“体力活动”、“营养”以及“肥胖预防”等卫生计划培训专业人员，并给予资助。	高度重视“体力活动”从业者的“公共卫生能力”培养。2006年，【全国公共卫生界“体力活动”从业人员协会】成立。	7年过后，一支“医动结合”的新型人才队伍终于成形。
11	1995~现在	CDC和南卡大学公共健康学院（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School of Public Health）的“预防医学研究中心”（Prevention Research Center）联合开设“体力活动与健康”研究和操作培训课程。	该培训课程已经国际化，并成为了“体力活动与健康”专业培训领域中的“黄金标准”。
12	1998~现在	WHO将“体力活动”正式列为“全球性公共健康议题”。邀请美国CDC成为其【全球体力活动促进计划】的合作伙伴，并与美国CDC成立了【体力活动与健康促进联合行动中心】。	18年来，这个【中心】始终聚焦“关于体力活动的全球健康政策”，为“公民体力活动监测和评价”提供循证性的干预方案和工具，并使其培训课程成为了国际典范。	在“体力活动”的“环境干预”、“政策干预”、“社区活动”、“媒体覆盖”等方面收集了大量的成功范例（欧盟、哥伦比亚、巴西、澳大利亚等）
13	2002~现在	从国家层面持续地将“体力活动”列为“循证公共卫生（健康）实践运动”的“前沿领域”，开展了一系列的“融合”工作。	1、制定【体力活动建议和社区指南】；2、实施【体力活动的健康效益评估】；3、开展【体力活动的成本效益分析】；4、推进【体力活动政策研究】；5、针对特定人群制定【专门性体力活动推进计划】；6、针对9~12岁的青少年启动“VERB社会营销”活动（整合了媒体、社区、学校、家庭和企业），试图大规模地提升他们的“体力活动”水平。	VERB自2008年起启动，学习了国际经验，重在正面评价，对能够大规模改变孩子“体力活动水平”的群体给予资助。
总结		不幸的是，尽管“体力活动”已经被推上了“公共卫生”的前台，试图大幅度地提升美国成人和青少年的参与水平，但作为一个庞大的、具有复杂社群的国家，仍然没有足够的资源（专业人才、资金投入、设施设备、充足时间、信息覆盖等）来持续不断地推动全体国民“体力活动”水平的全面提升。

由上表可见，世界发达国家用了50多年的时间对“体力活动不足”进行了流行病学的追踪调查，终于从大数据得出了“不动生疾，动皆有益”的结论，从而责成卫生部门深度介入，把引导国民自觉进行“体力活动”上升成了“国家战略”。

二、融合性的顶层设计

【“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这个战略任务涉及因素众多，需要在吸收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实施严谨的“顶层设计”，避免走弯路。世卫组织确定的“大健康”社会影响因素如下图所示：

图1 “大健康”影响因素                         

                    

建议立即组成“智库”或【全民健身科学化和常规化课题组】，展开研究，形成战略报告，作为【健康中国2030】的配套性指南。

 

三、部门协同和社会参与

“全民健身”比【健康中国】提早了整整20年，从时间节点上说，的确有“先导”的意味，但“先导”的作用却发挥得并不充分。当我们认真反思的时候突然发现：现在的“全民健身”活动与百姓的“体质改善”和“健康收益”没有形成“环环相扣”的数据链，不能呈现“对应”关系，而是一种低效的、依从度低、证据不足、形式重于内容、强度和持续时间严重不足的“象征性表演活动”。“全民健身”并没有真正覆盖到“全民”，也没有完全“嵌入”到百姓的“健康生活”中去。因此，强化“动力机制”实属当务之急。

目前，我国“全民健身计划”由体育部门实施（其中“青少年健身”又是由教育部门主管），而卫生、健康、医疗等则由卫生部门主导，相互间不仅沟通不足，甚至还有“政出多门”、“碎片化”、“扯皮推诿”、“互设壁垒”的现象存在。

建议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设立【全民运动健康委员会】或【全民运动健康联席会议】，由体育、卫生、教育三大部门牵头，吸纳民政、人社、环保、高校、中小学、工会、妇联、残联、社区（乡镇）、医院、保险、媒体、健康健身企业等机构的人员参加，实现“体力活动”和“运动锻炼”与“健康服务”、“营养服务”、“健康教育”、“健康服务”、“环境治理”、“信息服务”、“心理健康服务”等环节的全面对接和数据共享，努力克服“各管一段”的“孤岛化”运行状态。

关键是要贯彻“生命过程运动伴随”（即“运动促进健康融入一切社会政策”）、“整合协同滚动治理”、“优先人群靶向干预”和“监测评估重在绩效”四大原则，实现“分工合作、资源共享、统一步骤、政策配套、效果落实、成就共享、问责有度”。

倡导将“运动促进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将大大激发社会参与的积极性并带动健康服务产业的发展。这项策略旨在通过卫生部门之外的其他部门的机构、机制和行动，实现改善居民健康的目的。居民健康的改善反过来也会对宏观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产生重要影响，促进国家的福祉改善和财富增长。具体包括十大政策：

1、财政政策：补贴运动健康食品生产；提高烟草、酒类和食用油等产品价格；取消对不利健康的产品如烟叶和烟草产品等的补贴。

2、农业和食品业政策：生产并营销运动健康食品；减少（半）加工食品的含盐量或使用低钠盐；降低食品中的反式脂肪含量；为农业和食品生产保留足够的无污染土地面积；烟草作物替代。

3、环境政策：全球范围内有四分之一的可预防疾病（包括慢阻肺，癌症等）与人们居住的不良环境有关；制定实施更加严格的环境标准；鼓励或要求城市规划部门和房地产开发商在其项目中纳入绿色运动健身设施。

4、基础设施和交通运输政策：优化道路、交通和住房规划，减少损害环境的排放以及降低交通伤害，提高卫生服务可及性；创造更好的交通环境，包括提供骑车和走路的机会、建设更加安全、更具活力的社区，提供便利的健身设施。

5、教育政策：拓展学校体育活动项目；改善学校膳食和营养；培养足够数量的卫生专业人员，使其具备慢病防控的必要技能。

6、社会保障政策：扩大初级卫生保健层面的慢病防治服务的覆盖面；为慢病患者免除预防和门诊服务所需的共付费用；医疗保险为慢病临床管理的规划、记录和协调付费；根据疾病发病率或负担调整卫生资源（金）分配额度；逐步过渡到“健康费用单一支付方”制度。

7、立法和执法政策：针对酒驾、家庭暴力和无烟环境制定相关政策以及加强现有相关法律和规章的执行；严格执行防止空气污染的相关法律。

8、新闻和媒体政策：促进与吸烟、不锻炼和酗酒等不健康生活方式的相关社会风俗改变；倡导健康生活方式。

9、企业和职业场所政策：职业健康与工作安全；工作场所健康计划。

10、 基于健康促进的体育政策：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完善“基于健身（健康）行为的体质健康监测体系”；加强“体医融合”和“非医疗健康干预”。

四、科学研究和指导

建议国家尽快整合全国力量，成立生命科学、运动科学和社会科学“三位一体”的跨学科【运动健康研究院】（科学研究和专业指导的国家平台），围绕国民的“运动安全”、“运动有效”和“运动自觉”这三大主题开展深入、细致、实用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行动研究”以及人才培养。

重点是要把医学界的【流行病学】、【行为医学】、【补充医学】、【替代医学】、【自然疗法】和【整合医学】（包括【中医学】）与体育学界的“运动健康学”、“运动治疗学”和“运动心理学”进行“对接”，发展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运动健康操作理论与技术”。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必须立即将“国民体力活动水平”纳入“流行病学调查”或“国民健康行为追踪调查”的范畴，建立中国人的“运动健康数据库”和“最佳运动健康模型”，以改变我国“全民健身计划”循证不足、“健康绩效”难以考评的缺陷。

要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与WHO、美国NIH和美欧CDC等机构进行学术交流和“实务（行动计划）”交流，以“引进、消化、吸收、再创造”的方式，提升我国“运动健康科学”的水平。

要在“运动有效”和“运动自觉”两个方面大力提倡创新，破除一些意识形态障碍和行业壁垒，善用“运动的魔法定律”（越是健康出问题的人，依从性越高、运动改善体质的健康收益越高），开展动物模型实验，鼓励技术实验，以“循证”为要务。

五、“落地端口”和“最后一公里”

改革体育院校的课程设置，开设“生命科学”、“替代医学和技术”、“积极心理学”（运动的依从性和粘性研究）、“运动量效科学”等课程，界定“运动健康技术”和标准，加大“信息技术”和“社会传播技术”的训练，培养专业的、能够适应现代社会变迁的“运动健康指导师”。

各地应以信息服务和媒体传播为主，构建“运动健康公共服务平台”，方便公民获得运动健康科技服务。

实施以“更透彻的感知（可穿戴设备）—更广泛的互联互通（移动互联）—更深入的智能化干预（实时反馈）”为特征的“居民智慧型运动健康计划”。

所有医师必须能够针对病人开具“体力活动处方”，所有社区体育指导员和运动健身从业者必须具备预防保健和康复医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倡导“共建共享”，各地CDC和有条件的社区医疗机构设置“运动健康测试和指导站”，鼓励健身企业把“健身健康俱乐部”（民办非企业）开到社区里。

将“医疗体检”和“运动检测”并轨、“健康档案”与“食动档案”合并；“医疗服务”和“医疗支出”匹配；开设“运动健康投资险”，让坚持“有规律的科学、适量运动”并达成保健（养生）、预防和康复等“健康目标”的投保人得到“高回报”。

根据“体力活动”所具有的“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无所不涉、无人能免”的特点，制定“体力活动融入一切”的“运动健康激励政策”，研制“运动健康城市”、“运动健康社区”和“运动健康家庭”等指南和验收标准，定期进行评选，优秀者给予重奖。

研制“公民运动健康素养”的内容和标准，大力推行“运动健康公民”评选，为社会树立模范和榜样。

针对“运动不足”人群制定专门的“促进和奖励计划”。

制定“动医结合复合型专业人才”的执业标准，按人口比例设置“专业岗位”（运动健康指导师），积极开展专业培训和职业再培训。

 结 束 语

jieshuyu

总之，面对【健康中国2030】的光荣使命，“全民健身”必须“提档升级、合纵连横、聚力循证、精准发力”，聚焦“四个大幅度”—大幅度增加规律性运动人口→大幅度增强和改善国民体质→大幅度降低慢病发生率→大幅度降低医疗支出；即“两升两降”。如此，方能不辱使命，真正地为【健康中国】和“健康国民”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