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年前，我接触到王东岳先生的文化三要素理论，但当时仅在商业环境中理解，触动不大，但这个锚抛下后，我越发感觉到这个理论的震撼。在这次去现场听先生现场讲课之前，我凭自己的先验理解，对这个知识组块做整理，学习后再来调整纰漏之处。 王东岳先生认为，文化由三个要素构成：
简单地解释这三个要素：特定的资源环境，会决定你身处该环境时的生存结构，该生存结构会决定特定的思维方式，该思维方式仅在该生存结构下完备自洽，就必然会出现逻辑上的遮蔽效应， 东岳先生用这个框架用以解释华夏农业文明和工商业文明的底层结构。 极简华夏文明的底层结构华夏文明身处一个封闭式的地貌，西边是青藏高原，北边是内蒙古，东南边被海洋保卫，在过去资源和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条件中，华夏人民几乎不可能突破这个地理上的封闭障碍，由于人口越来越多，我们又不能从外部寻找到新的资源，只能在内部寻求解决之道。 人多地少的环境下，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激增，社会体系在这种条件下不断演化，出现了发达的强权体系。在这种专制文化模式中，忠、孝、仁、义是文化底层代码，这种文化构成了达尔文式的选择标准，只有适应这种文化的人才更容易在这片土地上生存。 早期，所有人类都使用象形文字。由于华夏文明身处封闭式地貌，这样的文字符号一路延续下来，存留至今。这种象形文字符号，最大的特点就是语法结构模糊化，不追求精密逻辑，我们所说的“微言大义”、即是如此。这种文字符号深深地影响了我们的思维方式，语言学家StevenPinker也有这样观点——
用什么文字符号，就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王东岳先生将华夏文明的思维方式称之为具象思维。具象思维不追求精密逻辑，而是具体和直观，所以是“意会”，而不能“言传”，这使得华夏文明不会诞生运行在精密逻辑之上的科学。 极简希腊文明的底层结构和华夏文明的地貌结构不同，希腊文明身处的地中海地区是一个开放地貌，特别有利于交通来往。由于土地不宜农耕，地中海周边的人民更倾向于用交换的方式来获取资源，逐渐孕育出工商业的基础结构。 为了方便不同种族之间的交流，人们不得不放下各自文化的象形符号，转而采用更为通用的逻辑符号，辅以通用的发音，但这种语言丢失了象形文字独特的具象含义，使得单独的一个字符，如果不加以主谓宾的语法结构解释，就没有任何含义。 于是，这种语言必然演化出逻辑模型，这种模型进而影响使用者的思考，形成了逻辑思维。希腊文明后面诞生的哲科体系，完全运行在精密逻辑之上。 文化带来的遮蔽效应两种文化有各自独特的生存结构，演化出不同的思维方式，一旦思维方式定型，不仅意味着能做什么，还意味着不能做什么，这就是文化的遮蔽效应。 结合达尔文式的视角可以看到，在华夏农业文明中，越是拥有忠、孝、仁、义品质的人，越容易从竞争中脱颖而出。同样的，在希腊工商业文明中，则是拥有追求终极、逻辑反思能力的人。
所以，两者的遮蔽效应完全不同，这里主要说华夏文明的遮蔽特点，以下是我的推论。批判性思维是哲科体系中的思维方式，最为典型的表现就是证伪，即证明对方是错的。但在华夏文明中，这种思维方式向来不受欢迎—— 对领导，这是不忠； 我们的文化处在特定的生存结构、思维方式中，在该模型中完备自洽，但这个自洽的系统，却对批判性思维进行了遮蔽。这是哥德尔不完备性定律在文化层面的体现——
如何打破文化的遮蔽效应以上的这个理论有什么用呢？这是大部分人的疑问。这个理论让我意识到——
我是四川人，四川的文化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安逸。一切的行动，最终是为了安逸的生活。在生命的前十八年，我对世界的理解都被此文化过滤。 如果我此后的时间都在四川的文化圈层，也就不可能有后面的创业。后来到了厦门，发现闽南的文化，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爱拼才会赢，这和我之前所处的文化特征完全相反，完全改变了我认知世界的方式。 王东岳先生说，文化遮蔽效应之强，强到不可能从其圈层内部打破，只能依靠外界的力量。 虽然当时报考厦门，并不知道先生的文化理论，但现在回过头去看，真心庆幸自己走出了呆了十几年的文化圈层，也感叹先生的理论包容性之强，在不同维度上都适用。所以，我以后肯定还会不断跳出现有的圈层，以期获得其他文化的视角和思维方式。对于学习、交友、工作、生活，亦是如此。 如果要做迁移，此理论还可迁移到营销学、消费者行为、组织管理等领域应用，有机会再赘言。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