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机制银币是非常具有吸引力与挑战精神的传统收藏品种。 按照通常说法，仅列入《中国近代机制币》一书内的清代中央政府和各省铸造清代机制银币就有430种之多，足见其丰富性与复杂性。而在众多机制币品种当中，高价成交的银币也多集中于这一板块。 2016年11月出现在北京诚轩秋拍上的“1902年浙江省造光绪元宝库平七钱二分银币样币”就是这样一件抢眼球的东西。
1902年浙江省造光绪元宝库平七钱二分银币样币，俗称“浙江楷书”，为英国伯明翰造币厂试铸，图案雕刻精湛，铸工精美绝伦，存世仅三枚，中国近代机制银币一级品。 除汇丰银行藏有直接来自伯明翰厂档案室（即史威尼《伯明翰造币厂史》页117图原品）、曾于大英博物馆公开展示的一枚外，私人部份仅台北鸿禧美术馆及台湾著名收藏家刘改造先生的旧藏内各有一枚，可谓清代龙银中的顶级瑰宝。 本枚即刘改造旧藏，得自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钱币拍卖，国内公私立博物馆均无收藏记录。刘改造在其1979年所做的《刘改造藏中国近代金银币照片图集》中特别强调了这枚银币的珍贵，并有详细的藏品资料与照片。
关于这枚钱，钱币学者孙浩介绍说—— 浙江地处沿海，通行洋银甚早，清季虽已设厂造币惟大量产制银元是民国以后的事。由于筹建较迟，光绪二十五年浙局开铸后即奉旨停工，机器拆迁他处；营运期间所出银币数额不多，因正面采用魏晋南北朝时期碑文的书法，俗称“魏碑”。然而存世另有一种铭文为楷体之“浙江楷书”，极罕见。惜国内文献记载欠缺，故早年藏界对其出处及年代的说法纷纭，莫衷一是。
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国外披露的档案指出：浙省后来再度奏请设局造币获准后，曾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三月向英国伯明翰造币厂购置机器及面值银币一元、二角、一角、五分及当十铜元的币模全套计五种，均在同年运交。档案被发掘时，该厂库存中除币样外尚有一元、二角及一角币模三种。浙江光绪元宝楷书版的由来，至此尘埃落定。 但次年浙局开工后却没有发行银币，缘由何在？吾人自海关的年度报告里可看出端倪。据该年《杭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四月间杭州之铜圆局开铸当十铜元，以一架机器每日出铜圆十二万枚，初时每鹰洋一元可换铜圆一百十枚，以期人之乐用也。继而减至每元一百枚，后知仍有违禁运往上海者，因该处市价每鹰洋一元祇可换八十四枚也，故于七月间又减至每元九十枚”。按旧时民间是以铜钱为主要交易媒介，由于此时制钱缺乏，银币相对而言处于贬值状态，产生所谓的“银贱钱贵”，制造铜元的利润三倍于银币，故各厂皆赶工生产铜元。当时任职海关造册处负责编纂贸易情形总论的税务司马士（H.B.Morse）在报告内即有“各厂无暇铸造银元之故，即为赶铸铜元”之记载。马士在中国海关任职三十五年，退休后成为西方著名的汉学家。他也收藏中国钱币，部分藏品现存伦敦大英博物馆。 浙江楷书版是英国伯明翰造币厂提供中国的最后一套龙银，也是唯一完成于20世纪的，由雕刻七三反版的英国名家艾伦伟恩（Allen Wyon）操刀。由于当时钱荒严重，生产铜元更有利可图，银币有充沛鹰洋可用而被冷落甚至搁置。“生不逢时”是楷书版未发行的原因，仅有原厂制成之极少量银、铜及合金质币样留存。其中以七钱二银样最为珍贵，目前已知存世量仅三枚，低于湖南及陜西两大银币名品。 北京诚轩为“浙江楷书”开出的估价550万至750万元人民币。 “浙江楷书”的拍卖相信也会带动其他清代浙版机制币的拍卖行情。这些机制币当中，也确实有一些非常拉风的拍品。
比如，一枚“1902年浙江省造光绪元宝当十样币”，被认为是后来大量铸行的浙江铜元的原模。正如图录介绍所说，“此样币以镜面版底精铸，图案雕刻极尽精美，丝绸般光洁版底，温润铜光极佳，状态之完美堪称中国铜元之最高境界”。本品估价50至60万元人民币。 本期《收藏》微信责编 韩涧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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