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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接上文。 有些同学们的态度就是，你谈篆书我根本不看，我就想看看篆刻相关的，没办法，吾丘衍大神在写《三十五举》的时候，前十七举就是讲篆书的，接下来的，才是刻印。因此，现在才开始说刻印。 好了，接着说。
其实，我们知道，秦代的时候，政府已经规定了“八书”，其中就有专门的一种文字用来入印，刻印必须用这种文字，叫“摹印篆”，到了汉代，这种入印文字发展成“缪篆”（确立于西汉晚期公元8年王莽篡政之后），严格意义上讲，缪篆跟摹印篆是有区别的，区别就在于，缪篆更加方正，也就是大神说的“与隶相通”，而秦摹印篆最大的特点仍然是小篆的特征，还有点圆转。比如，秦印“中司马印”： 其中的字形仍然是圆转的，虽然字形上变成了方块字，但每到转角，仍然是圆转的。而汉印不这样，比如汉印“淮阳王玺”： 除了字形是方正的外，转角也都方正得多。 他这里说的后人不识古印，是指唐宋时期的九叠篆，把印面填得满满的，并且自以为得到了摹印的方法，其实这是很可笑的。这一句我们要批判地看，吾大神这时候的理论指向是复古，其实，唐宋元的叠印并非一无是处，丁敬就认为宋元印也有可观处（丁敬诗：古人篆刻思离群，舒卷浑同岭上云。看到六朝唐宋妙，何曾墨守汉家文。） 对于这些大神的观点，我们都可以一分为二的看待，在对古人印章的临习上，要有选择，古人说的有道理的，我们就吸收，不好的，就扬弃，被很多人认可的，而自己又“欣赏不动”的，先放放，记下笔记，等自己提高了再回来看。
战国时期的印，有朱有白，秦及西汉还有新莽时期，也间或有朱文印，而到汉魏时期，官印基本全用白文，印章的大小也基本在寸许左右，也就是现在3.3厘米以内，后来的南北朝时期白文朱文都有，并且印章开始变大，比如南齐时期的印章“永兴郡印”： 而到了隋朝（跟秦朝一个德行，我统一了，新朝新气象，我要改变一下章程），官印又全用朱文，不用白文。 后人罗福颐等人考证过，就算是汉铸印其实也是只铸印模，印文是后来冲凿而成，所以，吾大神这个时候的断语也可批判地看待，毕竟，吾衍在写这篇教材时，还没有那么多的出土文物可以观摩。但在吾衍那个时期，能有这样的认识，已相当不易，至于后面他认为的宋元时期的印章废尽古法，就“大谬”了，也可一分为二的看待。我们看这篇教材，一定要意识到吾衍在复古方面的贡献，多肯定他，但也不能迷信他的说法。
此举讲点篆法，就是汉印印式的白文印，都用汉篆，这是基本正确的观点，现在人在刻印时也可沿用这一点，篆白文印，用汉缪篆，可以查《汉印分韵》或者查《汉印文字征》，别在《说文解字》里查了小篆入印刻白文印，这也算是成法，可以借鉴的东西较多一些，也容易入手。 遇到斜笔的处理，也应当取巧写过，就是尽量“方”化处理。清代的孙光祖，把“方”化的方法进行了规整，说“曲者以直，斜者以正，圆者以方，参差者以匀整”。总之，就是想办法让字形变得“方正”。 这一点，对刻印创作作品，有指导意义。
这一举说三字印的章法。吾大神认为，右边写一个字，左边写两个字，左两字占的位置与右一字占的位置相等，两字一边的两个字既不可中断，又不能过份分开（其实就是位置适当）。 一般情况下，三字印，姓占一边，名字占一边，如：“董路印”、“任嘉成”。 当然，也有因为字形的原因，把姓和印字放在一起的，比如：“孟贺印”。 现在一般认为：不管是三字印白文印，还是四字白文印，两个字之间的距离，应当稍微宽于笔画的粗细，跟印边的粗细相接近，这样的位置是适当的，现在因为很多名章用满白印方式，这种间距感反倒没有了，整个印面浑然一体的白红相间，也挺美。可见，章法这件事，实在是深奥得很，不能简单地以对或错来理解。
四字印的章法，汉印的章法大致都是平分印面的，但总体上来说，也分三种： 1、印面均分。各自占相同的位置，比如西汉初期的官印：“皇后之玺”。 2、按需分配。每个字根据笔画的多少占据印面位置，笔画多的，就多占，少的就少占，大家互相谦和避让，一团和气，比如：“闵胜之印”，“赵福之印”。 3、根据字形排三排。这种印例比较少，但也是均分印面型，只是分了三排，有点新莽印的印章章法意思，如“周竟之印”：
先秦、秦汉等时期是没有轩斋印的，那些时代还谈不上个性的张扬，到了东晋时期，文人们个性越来越张扬，后来发展到唐代，才逐渐有了轩斋印这种印章格式。轩斋印的鼻祖是唐代的李泌的“端居室”印： 文人们是最有个性的群体，大家根据自己的志向，抱负，境遇，学识指向等各种要求给自己的书房、斋院起个意思不错的名字，然后又刻个印章盖在自己的书画作品上，这起于上面这方端居室，后来宋代更加兴旺，大家争相起轩斋名，似乎没有这个名字，就没学问似的。比如，宋米芾的“宝晋斋”，苏轼的“雪堂”，司马光的“独乐园”，元赵孟頫的“松雪斋”，我们在看古籍的时候，提到书斋名字，有时候也指这个人，所以，了解一下这方面的知识也有必要。 吾衍认为轩斋印，最好还是朱文好些，我认为，只要适合自家的性情，无论朱白，只要篆法、章法合适，字义不坏就行，不必拘泥于艺术形式上的白文还是朱文的区别，先秦古印里，白文有，朱文也有，哪个不古？
朱文印，可以用杂体篆，但不能太怪诞，要选择人们易于接受的字或形态，避免多做各种解释。其实，我们说，中国文字的发展，就是越来越让人看清楚的过程，最早的蝌蚪文、甲骨文等发展到后来的篆书，再隶书，无不是为了“人情”，为了方便书写辨认，印章态度上，吾大神这样认为没有错。至于鸟虫篆，大体是装饰性强的印章，有人喜欢这种印章，无可厚非，但并不是印章界的主流，也永远成不了主流，因为“人情”是需要明明白白的。 这也跟吾衍所处的时代有关，元代人们写文章已经开始接近口语，比如元曲比较宋词、唐诗，已经好理解多了。
这个《张平子碑》现在已经失传，至于崔子玉写的这个碑是什么样子，已经不得而知，但大体可以推证，纪念张衡（字平之，就是那个著名的天文学家、发明家、文学家，大家一定还记得地动仪、浑天仪之类的发明。）的这个碑上的篆字是可以入印的，吾衍并且认为那个碑上的字是最好的，或者汉代器物上的字，都可以用。 我们现在刻白文印，多用汉印里出现过的字体，这是没错的。跟吾大神的说法不矛盾。
姓名是很端庄、工整的事儿，不能随意乱用杂篆或朱文，可以用古代的成法。这一点还是过于拘泥了，尽可能端庄大气是对的，跟白文杂篆等关系并不大，比如赵孟頫的姓名印：“赵孟頫印”。 谁能说不好看，至于杂篆，汪关的那方鸟虫篆的姓名印“汪关私印”，也非常漂亮：
关于这一点，我们需要破除迷信。
白文印逼边好看，但不能拘泥于完全逼边，什么“空便不古”也不绝对。 刻白文印，逼边只是其中一种形式，比如汉印里的大部分印章，边界留空基本与字与字之间的界线空地相等，基本逼边，如：假司马印。
但我们上边举的皇后之玺就留下宽边，也并不丑，当然，这是因为材料是玉，制作起来困难一些，于是留了宽边。 至于“空便不古”这句话里说的“古”，大概也就是到汉魏为止，吾衍的理论指向是复古的，因此，他特别强调上面这种印逼边的白文样式。其实边框的处理，到了吴昌硕时，已经完全发展成熟，各种各样的粘边、借边、厚底边形式都让吴昌硕大师发挥到了极致，越看越好看，并不认为不古，而且看上去古意盎然，浑然天成。如吴昌硕的：“吴俊之印”四字并没完全逼边，而朱文印的“破荷亭”更是将边框处理到了美的极致。
边框的处理是个大学问，回头我们专门讨论，这里先放一放。
朱文印也是可以逼边的，上边举了吴昌硕大师的作品了，这里不多说了。 刻朱文印，如果边框与字等粗细，那么，盖在纸上之后，一般会显得边框粗于字，因此很多大家刻印，都将朱文印的边框处理的较文字稍细一些，这样钤盖出来的印章则粗细合宜。比如吴让之的“师慎轩”：
再比如西泠第八家的钱松作品“集虚斋”。
这些都是边细于字的。古玺里印章边框多粗于文字，并不是绝对的章法铁律，一切以产生章法层面的审美为要求，吾大神的说法还是太绝对。另外，同时代的赵孟頫的印，除上面我们提到的“赵孟頫印”，还有他的斋馆印“松雪斋”、书画印“赵氏书印”，都有文字粘边的做法，并不是不古，并且后人仿效的作品太多了，可见大神们说绝对话，也不能信。
我们在读前人的印论文章时，一方面要拓展自己的视野，一方面要辨证地思考他们的观点吧。至于上面提到的建业文房之法，是指的这方印：“建业文房之印”。
这方印传说是五代南唐印，但据传有相当大的伪刻可能，因此，我们知道这方印就可以了，章法上的事情，没有绝对的，更不可能因为一方印这样刻，大家都必须按照他的样子来刻。
这一条谈到的是入印文字的问题和印章发生期的问题。这两条已经不是问题。 1、三代时期有印。因为吾衍当时没有见过，所以他下了三代无印的断语，我们前面写过文章讨论过商代三玺的事，这里不再说。
2、钟鼎文字，碑额文字，吉金文字，石鼓文字当然能入印。参照赵之谦，参见黄牧甫，参见吴昌硕，他们都是大师，他们的特别之处，正是因为把这些印外文字放入印章的原因。（具体可见我写的介绍这三个人的文章。公众号里有）
《三十五举》写得较早，那个时候，吾衍还没有认识到道号是可以刻印的，后来他自己也刻了“布衣道士”这样的印来用，并盖在《张好好诗卷》的题字上。
至于赵孟頫，早就有“水晶宫道人”的朱文印传世。
可见，每个人的作品中下的断语，都有可能让将来自己打自己耳光，但这种自我否定的态度并没有问题，“今是而昨非”的事情太多了，人毕竟是成长着的人，这不是大问题。 斋馆印，前面说过，这里不再提。
这也是章法问题，汉印里疏密之法，赵之谦吸收的最好，他甚至认为汉印的章法没有啥窍门，就是“一聚一散”而已。我们在汉印里找大疏大密的印例，太多了，汉印的章法特征我以前总结过，别的篆刻名家如祝竹老师等，都认为任疏任密是汉印的大章法法则，这跟吾衍的说法是一致的。看两方印例：广陵王玺，太医丞印。
其中的“王”、“太”两字都极简单，但仍占同样的地位，其他字密，但也占相同地位。吾衍总结的不错，空者“听其自空”。
印论学大致有这样几种：一是篆刻史，讲篆刻发展过程和历史人物；二是印论，讨论印章刻制的方法，大致从技法角度入手，也有与印史人物共同讨论的；三是印人传，就是篆刻人的人物传记；四是论印诗，一些大家，都写了很多讨论篆刻创作以及自家看法的诗作；五是印谱，就是古往今来各种印章的印章印蜕集合。这一条，说的应当是印谱，吾大神推广自家的《印式》，现在早已不见。 关于印谱，大家可以参看《集古印谱》、《十钟山房印举》这一类的书，只是现行的印刷版本极不负责，印刷极不精美，而精美者，又动辄巨金，一般人消费不起。多看印谱是很重要的，我以前写过一篇“读印”的重要性的文章说的就是这一点，这里不再重复。买不起印谱的初学者，可以跟在我的文章后面，多看，能提及的印章，我都尽量以图片的形式列出来，虽不是原拓，但好坏见到了，总有好处。
这条可以一点一点说说。 名字章，可以单刻名字，或者刻成某某印，某某章，也可以刻成某某印章，或者姓某印章，但都不如只用一个印字更为正式；二字的名字，加上姓就是四个字，可以用回文的方式写，姓下面是印字，二字名在左。单名的名字，可刻成姓某之印，但不能回文写；如果是“姓某私印”这样的形式的，因为有个“私”字，就不能用于文墨书画，只能用来封检书信，而且不能用回文的方式书写；名印内不能加“氏”字，表德内可加“氏”字。 这是吾衍认为的姓名章刻制方法。大部分都有道理，比如回文印用于二字名字等。但带“私”字的印章不能用于文墨，在《三十五举》写后的第五年，在《张好好诗卷》的题字上，吾衍大神又一次打自家的脸，用了一方，“吾衍私印”：
总共盖了两方印，两方印都打自家的脸，吾大神也是蛮有意思的一个人。可见“私”印，用于字画并无不妥。 至于名印内不能加氏字，而表德内可加氏字，也不是古法，汉印没有这样做，赵孟頫有一方“赵氏子昂”的印，大家都跟着学，是因为他名气太大了。
名家名气大，大家跟着学，并不错，但这并不是死规矩，不是硬性规定。何况现在用氏字入印的人，也不多了，即便有，用也无妨。
《颜氏家训》里说：“古者，名以正体，字以表德”，这是对人的名与字的解释，也是名和字的区别。吾大神对于“表字印”，也就是“表德印”加了详细说明，认为表字印，只用两个字最为正式。到于加了姓氏的，就不合乎道理，就是古时候人不这样做，没有其他道理可讲。他认为汉印里不是复姓的，而最末没有印字的，都不是名印。凡是字印就不用“印”字，以跟名字印混乱，并且举了例子。这个我没有考证，但总觉得这些古法里或许有些道理，但完全不必做硬性规定，更何况，如何排列表字，也不是不可破除的法律规定。
最后一举，再谈印章中空白的处理，可见印章中，布白是个大问题，是个关系印章成败的大问题。三十一举里谈了“任其自空”，已经说了，遇到空白的地方，就让它空着，听其自然，在这里的强调是有原因的，就是他说的“悬之最佳”，也就是说，可以“造空”，没有空，也要造出来空，这是有主动意义的，也是有创作理念在里边的。不要认为跟三十一举有重复。 造空大师里面，齐白石算大师级的，我们看两方他的造空印： “八砚楼”，八字的中间空白完全是造出来的，八字完全不必这样写，但这样写，疏密对比就更加强烈，更具美感。
“三馀”，三字完全也可以不这样写，而大师把右下半部分完全空出，疏密对比更加强烈，也更具视觉节奏感。当然，这些造空之法，汉人已经有了，比如上面我们举的例子里的“太医丞印”，太字左右两笔故意不向处伸，是为了强调疏密，再比如下面这方“赵平”的私印，“赵”、字的肖部，“平”字整体都可以填满，但都没有填满，而是让它“悬之最佳”了：
当然，吾衍也是实践大师，他自己创作的印章里，也用这样的方法，比如：“鲁郡吾氏”。
“氏”字当然是可以填满的，但吾大神造了空出来，尽管他不像齐白师一样大胆，造强烈的空，但作为那个时代的印人，已相当不错。 《三十五举》是最早的篆刻教材，其中的众多篆刻理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的，一方面他从理论上提出了“复古”，为汉印印风再度为印界重视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结合他的个人情况（具体看我写他的文章，左目失明，右脚痞跛），我们有理由认为吾衍是个伟大的印学家、教育家。 （【老李刻堂】之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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