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号的缘起
1823年（道光三年），山西平遥西裕成颜料庄的北京分号经理雷履泰（1770-1849），从一个顺手人情中发现了重大商机：西裕成是当时京城内最大的颜料商人，常常有山西同乡拜托雷履泰，从京城往老家捎银两，他们把银子交给西裕成北京分号，由分号写信通知平遥总号，然后在平遥提取，西裕成从中赚取一些汇费，时称“内贴”。
雷履泰向东家建议，将颜料庄改为一家专营汇兑的金融性机构。东家李大成觉得此计可行，便出资30万两，雷履泰附资2万两，创办日升昌票号。这可能是中国第一例关掉“实业”从事“金融”的企业转型。
雷履泰发明出一套“法至精密”、以汉字代表数字的密码法，即用汉字作为签发汇票银两数目的10个数字及一年中365天的代码。
试举一例：全年12个月的代码为“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视书章”，每月30日的代码为“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图自利，阴谋害他人，善恶终有报，到头必分明”。
分别银两的10个数目为“赵氏连城璧，由来天下传”，而“万千百两”的代码为“国宝流通”。假如票号在6月20日为某号汇银4000两，它的暗号代码就是“取人城宝”。
这类密码组合时常更换，严防泄漏，在票号由盛而衰的近一百年中，从来没有发生过一起冒领事件，可见其制度之有效。根据票号规则，汇票在兑付后当即焚毁，因此没有一张使用过的汇票流传下来。
日升昌成立后，生意如水入壑，汹涌而至。当然，晋商不会让日升昌独享其利。就在西裕成转型的三年后，平遥最富的商人、有“侯百万”之称的侯荫昌当机立断，将蔚泰厚绸缎庄改为票号，总号就与日升昌比肩而立，仅隔一墙。侯荫昌还把日升昌的二掌柜、正跟雷履泰大闹矛盾的毛鸿翙挖角到蔚泰厚。
在李、侯两家的引导下，平遥先后出现了22家票号，他们在全国各商埠设立分号400余个，涉及城镇77个，极远之处，北边到了包头、张家口，西边到了迪化（今呼和浩特）、凉州，南边到了香港，构成一张无远弗及的金融网络，号称“汇通天下”。
其中，日升昌的分号有31家，蔚泰厚更达34家，为各家之最。平遥票号的示范效应让晋商找到了新的致富机遇，其近邻的太谷、祁县也随即冒出了众多声名显赫的票号。
票号的制度创新
中国诞生股份合伙制企业是在商业繁荣的宋代——史称“合本”。到了票号出现后，晋商在经理人的股权激励制度上又有创新。因为一家票号之盛衰，与经理层的才干关系重大，所以在经营过程中，东家往往赋予大掌柜（总经理）以绝对的权限，同时在股权上予以激励性设计。
其一是股俸制。票号从日升昌开始，就设立了“以股分俸”的制度，每个票号无论独资或合资，都要将资本按一定单位额划分股本，以此为分红的依据。以平遥渠家的百川通票号为例，初始资本为16万两，一共分成10股，每股俸为1.6万两。这一股份安排及权责设计已与后世的股份制和有限责任公司非常相似。
其二是顶身股。每个票号都根据掌柜、管事、伙计的才能及表现，确定其在企业中拥有的股份份额，以此参与年终的分红，是为“顶身股”，在利益分配上，“顶身股”与实资的“财股”为同权同利。
惟一不同的是，顶身股不得转让，拥有者去世后，东家一般仍在一定时间内照旧给予分红，称“故身股”，大致掌柜故后享受八年的红利，二掌柜者享受七年的红利，其他高级职员享受六年到二年不等的红利。这一制度近似于后世的经理层分红权激励。
山西票号是中国工商业进入19世纪之后的最后一次重大创新。
票号最初的功能，是为旅外的晋商解决银两搬运的难题，属于民间金融服务，而它最终能够控制全国金融业，却是因为获得了中央政府的种种特权，而这些特权又成了晋商票号最终衰落的原因。
公款汇兑业务的开拓以及票号开办的准入垄断，让晋商的势力和财富得到几何级的增长，各家票号都赚得盆满钵满。日升昌最兴盛的时候，各地设31个分号，年营业额达2000万两，每股可分得年红利1.7万两，按总股本60余股计算，年盈利超过百万两。
因为利润均来自于官家，所有票号的经营日渐失去了创新的动力，票商的精力全部投掷于公关和钻营。“极炫耀处，即衰落处”，这似乎是万物轮回的公理，票商之没落也因它们的既得利益过大，与政府的“交情”太深。
拒绝转型的代价
票号极盛之时，正是西方银行模式引入中国之际。1904年，朝廷筹办户部银行，奉谕主事的户部尚书鹿傅霖与票商素来亲密，盛邀入股。平遥的各票号总号开会商议，集体决定不入股，并禁止山西籍经理参与其事，鹿傅霖不得不改让浙江绸缎庄商人参与筹办。
四年后的1908年，户部银行改组为大清银行，再邀票号每号出二人协办，票商大股东不愿与江浙财团“同台分利”，又予拒绝。
此时，在一线经营的北京票号经理们已经察觉到银行对票号的致命冲击，他们意识到，“现在风气大开，银行林立，各处设立甚多，我帮等隐受其害，若不易弦改辙，将有不堪立足之势，此处时局，非立银行不可。”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庙堂瓦解，王公星散，以公款业务为支柱的票号生意顿时断流，不可一世的山西票商成了帝国的殉葬品。1914年10月，日升昌宣布破产。
据《国家人文历史》
吴晓波/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