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祭

古代立社的位置，大体分国城中和郊外两类。如天子之社，乃置于国城中正寝即路寝的西面，与东面祖庙相对应，谓之'左祖右社'③。社封土为坛，据说用土分青、赤、白、黑、黄，各按东、南、西、北、中的方位相配④，但这恐是后制，于春秋战国则未必然。《左传》哀公七年云：'曹人或梦众君子立于社宫'，知国社是有围墙圈之。晏子说'社束木而涂之'⑤，则其围墙是束木为垣，外涂泥。民间的社大都置于郊外。社中一般植有松、柏、栗、梓、槐等社树，又有社主，或立石为主，或以木为主。

在正常年份，社祭一岁共举行四次。《礼记·月令》说，仲春之月，'择元日，命民社'，郑注：'祀社日用甲'；季夏之月，'以祠宗庙社稷之灵，以为民祈福'；孟冬之月，'大割祠于公社'。另外《月令》佚文有'仲秋择元日，命人（民）社'⑥。《郊特牲》称社祭'日用甲，用日之始也'。是知社祭分春、夏、秋、冬四季举行四次，祭日在相关月内的第一个十干甲日，这与后世社日在立春和立秋两节气后的第五日戊日举行不一样。但四次社祭的隆重程度有差别，春、夏、秋的三次只是例行公事，常祭而已，唯孟冬之月的社祭独称'大割'，要大杀群牲割而献功，可见非同一般，最为重要。《国语·鲁语下》称春季的社祭为'社而赋事'，称冬季的社祭'蒸而献功，男女效绩'，也说明冬日社祭的热闹隆重远超过其他几次。不妨说，孟冬之月甲日的社祭，与岁终十二月蜡祭乡饮酒（见本书'乡饮酒'节），是春秋战国社会仅有的两大带普遍意义的时令节日。

社祭，可分官方和民间两类。官方社祭，拘执于礼仪，肃穆有加而庄重太过。《礼记·郊特牲》渲染说：'社祭土而主阴气也，君南向于北墉下，答阴之义也。'君王在社祭中的一举一动都要纳入礼制程式，站位南向而背临社墙北垣，还要衣冠整齐，'端冕而祀之'①，摆威势，示虔敬，缺乏生气。往往在祭社神同时，又兼祭稷神、山川地诸神。如上述季夏的'祠宗庙社稷之灵，以为民祈福'，就属于官方的社祭。'天子社稷皆大牢，诸侯社稷皆少牢'②，祭祀用牲要序主祭者的身分等列。或云：'牛曰大牢'、'羊曰少牢'③，但《公羊传》何休注则云：'牛羊豕凡三牲，曰大牢；羊豕凡二牲，②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曰少牢'，两说不同，若从上文引秦国百姓杀牛祠社看，天子社祭用大牢仅指牛牲，未免显得寒碜，大概后说比较切近当时实际。

汉族民间社祭，远比官方社祭来得生动活跃，人多场面热闹，形式也不拘一格。《郊特牲》形容说：'唯为社事，单（殚）出里；唯为社田，国人毕作；唯社，丘乘共粢盛，所以报本反始也。'可见，汉族民间社祭，里中百姓人家尽数出动，祭社神时，还举行田猎活动，人们都积极跻身参与，不甘落后，丘闾庶民共同向社神献上上好粢食。《礼记·王制》还称庶民社祭的祭品，'春荐韭，夏荐麦，秋荐黍，冬荐稻；韭以卵（鸡蛋），麦以鱼，黍以豚，稻以雁'，皆来之土地所长，家中所养，水中所获，以祭社神，确属报土地之功，更冀求未来顺当有福而生活裕如，特别是冬祭时荐稻米，伴以雁，雁可能即属社猎中所射获品，该品又内寓'雁取知时飞翔有行列'①，不失时序，则寄意尤深，大概指望社神能保佑来年风调雨顺，以使农事有个好收成。当此之时，里人祭祀同福，忧虑抛过，治事暂停，娱乐沉醉。《淮南子》说的'穷乡之社，扣瓮拊瓶，相和而歌，自以为乐'②，应也适合春秋战国时的汉族民间社祭。难怪鲁庄公会对齐国民间社祭的热闹无比场面，生出神往之情，俗心触动，竟不顾礼数约束，不听臣下劝阻，亲往观赏③。

除正常年份中的节令性社祭外，当时又有非常事态下的临时性社祭。例如，天候灾异可社祭，《左传》文公十五年夏六月辛丑朔，鲁人见到'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人君或大夫有病可社祭，上述秦人杀牛祠社为昭王祷即是；包山楚简248　有记大司马卓滑救之岁（公元前316　年）四月，左尹因患'腹心疾'，'举祷社一'。天子出征，先告祭社及宗庙，可临时'立军社，奉主车'④，军社设于军营之右，载大社之主于车从行。征伐后献俘有社祭，鲁昭公十年秋七月，鲁平子伐莒取，'献俘，始用人于亳社'。诸侯会盟有社祭，僖公十九年夏六月，子会盟于邾，邾人执子用于'次睢之社'⑤，还'叩其鼻以社'⑥。另外，男女私结信约亦可盟于社，如春秋时泉丘二女私奔鲁国贵显孟僖子，男女三人'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无相弃也'⑦。

社祭在春秋战国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影响不小，官方借此信仰，在于巩固统治者的权位和布施其政教要略；当战争胜负未测，天候异常或人力难控灾象发生，可激励精神，安抚动荡的人心；民间社祭，庶民在乱世中能有个心灵信仰的支柱，暂求得居处同乐，行作同和，欢欣忘忧，其稳定社会秩序的功能，亦是官方所期望的，故民间社祭能与官方社祭并行而不在禁止之列。大概当时规定的大夫不特立社，与庶民共社，是有因俗导民、教民成礼的官方政治用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