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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看不起商人，诚如商人看不起文人。这是千百年历史中由来已久之怪现象。 我于是揣度起文人的活法来。
考察古代文人的经济来源，发现大致有三种模式：一种是靠薪水活着。白居易说自己“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养我作闲人。”这句话至少透露出两条重要信息：一是不做事也发工资，可见“大锅饭”不是现在有，而是古已有之，我估计这跟现在作家协会的成员不写字拿工资是一个模板，这是制度上的缺陷；二是文人生来就高人一等，属于上流社会，他们的臭脾气是朝廷豢养和溺爱所致，以至于象白居易这样还算得上是个农民作家的人，不但自己不做生意，还鄙薄生意人，牢骚满腹，在《琵琶行》里说“商人重利轻别利，前月浮梁买茶去”，使琵琶女“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他也不想想，商人要不做生意，怎么养活这位“五陵年少争缠头”的美人和象他那样生在福中不知福的闲人呢。
二是靠老婆养着。这以司马相如为代表。比起白居易来，司马相如当属思想解放的先驱，是敢于冲破世俗观念的开拓创新者。因为他讨得的老婆卓文君就是个商人。李商隐在《寄蜀客》中特别关心这位古代同行：“君到临邛问酒垆，近来还有长卿无？”其实卖酒的不是司马相如，而是他老婆卓文君，有注册商标为证，今天四川还有“文君酒”，正在电视上热闹地做着广告呢。司马相如平时就只是跟老婆讨钱花：“却用文君取酒钱”，这话还是李商隐说的。那么说句不中听的话，司马相如是个“傍大款”的，是个“吃软饭”的，是个“寄生虫”，司马相如要是活到现在，一定是个二流子式的“软蛋”和“饭桶”。
三是靠脸皮撑着。就是那种既不想上班却又向往拿高薪的文人，这种文人在朝廷下派他到基层煅练任职时，他就一百个不情愿，于是摆出文人的臭架子臭脾气，爱生气爱动怒，动不动就以离开朝廷去“隐居”来威吓，就如现在以辞职要挟一般。其实这样的文人骨子里是无比留恋着过“闲人”的生活。当代的历史学家如今早就发现了这种人的真实心态，因为这些人所谓的“隐居”之地，并不是远离朝廷的偏远乡村或荒郊野岭，而是选择在京城皇帝眼皮底下的某个类似于现在的某个小公园里，他们作如此选择的目的，原来竟是在时时关注朝廷的每日新闻，时时关注“出山”的最佳时机，有朝一日皇帝召见他便可及时赶到。你看，这样的文人有多阴险多算计。所以历史上的“守阳山”就成了文人墨客撒娇使性的最佳去处，因为那里离朝廷实在太近了。而我估计，象陶渊明这样的人，在提出隐居之前是一定就准备好了几个月的生活费用的，否则不饿死才怪呢。而象介子推这样铮铮铁骨的人，一定是另有连洁尔阴也洗不了的“难言之隐”的，有些人的脾气发作起来，确实是无药可救的，我这里就不妄加猜测了。
若论有志气、有自食其力能力的文人，还是首推那个既做过大官又做过文人的范蠡范大夫。倒不是说他与我们的西施有什么关系，实在的，这位先辈的于公于私精神真正打动了晚辈。他是个能上能下的人，是一个既善于辅佐上司的政治家，又是一个舞文弄墨的文学家，更是一个善做生意的经济大腕。范蠡不做官做生意，照样发大财，他经商用的假名“鸱夷子皮”、“陶朱公”一直来成为富翁的代称。他认为物价的贵贱，是由供求关系的“有余”和“不足”决定的，《史记。货殖列传》中说他主张在谷物贱的时候由政府出钱收购，谷价贵时再售出，以此平抑谷价，使老百姓得益，活脱脱的“宏观调控”，即使在今天仍不逊色。而他的著作曾收录于《汉语。艺文志》中，可惜已不存。这样的文人天底下难找第二，所以他也就一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这些年，受市场经济的洗礼，文人的脑筋活络了许多，也有人提出要下海经商，可只听“扑通扑通”的响声，却难见有几个文人真正赚到了人民币。我不知道这是时代的悲哀还是文人的悲哀。
后来一想，这不就是文人劣根性的一个最佳表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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