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士人画，与文人画的异同。karenempty11级分类：历史话题被浏览252次2013.04.20请微博专家回答检举什么是士人画btq
h5138采纳率：44%6级2013.04.21长期以来，我们把文人画和士人画（又称士夫画）等同起来，这其实是一种偏见。我们知道，
文人士大夫参与绘画在汉代便已出现，进入魏晋就更多了。但文人画的正式提出是在北宋，到了元代则成为画坛的主流。不过这样的认识是有局限的
，因为一直到元代，并没有“文人画”这一术语，北宋苏轼也好，元代钱选、赵孟頫、吴镇、黄公望也好，他们所说的都是“士人画”（或“士夫画
”）。“文人画”的正式提出，是明代董其昌，他所说的“文人画”家，如王维、李成、黄公望等人，都是唐宋的“士人画”家。由于人们习惯上将
“文人士大夫”并称，到了明代后期，读书界文人之多远远超出了士人，文人和士人的概念便混淆了，将二者等同起来，甚至取消了“士人画”的概
念，一直到今天。要弄清文人画和士人画的异同，首先需要认清文人和士人的异同。文人和士人都是读书人，这是二者的同。但读书人并不一定都
是文人，也不一定都是士人。文人和士人只是读书人中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一大部分。顾炎武《日知录》论唐制有六科：秀才、明经、进士、明法、
书、算。通经又有实际才干者为秀才，通经义为明经，而擅长诗赋者为进士。这实际上正是士人和文人的分别。士人所治的是经纬天下的学问，而文
人所治的是诗词文赋，汉代杨雄称为“雕虫小技”。在明中期之前，士人和文人不是一个概念。什么是文人呢？就是以诗文为业的人。读了书、识
了字，以诗文为业就是文人，以农牧为业就是农人，以商贾为业就是商人，以僧侣为业就是僧人。文人的读书识字，不是用来治理天下，而是作诗文
辞赋。士人肯定都是读书识字的，但他们却不以诗文为业，即使他们也作诗文，但他们却在“志于道”。什么“道”呢？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也
就是以天下是非风范为己任，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上古的“士”指三教九流的通称，并不是
专指儒家“志于道”的士。儒家的士，是指“自强不息”的君子，他们不是以诗文为业，而是为了天下民生。他们的理想是学而优则仕，治国平天下
，在其位谋其政。如果学而优仍不能仕，则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以独善其身的方式推广天下为公的理想。元代以前文人和士人的关系是明确的，南
怀谨先生曾说过，社会更需要的是经纬之士，某些文人多一个少一个关系不大。文人以诗文为专职；士人以天下社会民生为专职，做官的忧君忧民，
不做官的也忧君忧民，工作之余诗文也可以作的很好，甚至比专职文人作的还好。文人做官做不好，用诗文也是解决不了天下苍生问题的。明代中
后期开始，文人、士人界限混淆，读书界风气变坏。本来读书界中的士人是表率天下是非风范的主流，是志于道和天下为公的。但是，这样的人基本
没有了，文人成为主流，学而优则仕的目的不是为了天下民生，而是以自我为中心，为了实现自我的价值。结果，做了官，作为既得利益者，不能达
则兼济天下，而是达则明哲保身，如董其昌等；甚至达则祸国殃民以利己，做不了官，作为未得利益者，不是穷则独善其身，而是穷则怨天尤人，如
徐渭等。这样一批读书人，便被统称为文人。当时认为是士风大坏、儒学淡泊，不可收拾，读书人都是“急火攻心”、文人无行。顾亭林的《日知录
》所以痛斥文人，再三告戒读书人不要沦为文人，认为“通鉴不载文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读书人更应该作为士人，居四民之首，成为社会
风范的表率。后来的梁启超则认为，这一时期发达的读书人是“上流无用”，不关心天下民生，只图明哲保身和既得利益；而失意的读书人是“下流
无耻”，为了一己未得而欲得的利益胡作非为，怨天尤人，斯文扫地。他们的人生目标，不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是个人的“出人
头地”；为此可以不择手段，同时又择一切手段，朱维铮先生称为流氓手段，这就是所谓“文人无行”。自古以来，文人大多个人思想较重，无行
的也多。但古代时，因为士不仅是四民之首，表率全社会的风气，更是读书界的主流，所以小部分文人的自我意识便不能不有所收敛。而明中后期，
隆庆、万历开始，士变质成了文人，成了读书界的主流，所以文人无行就得以肆无忌惮地膨胀、泛滥。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隆庆、万历是个分水
岭，这是学术界的共同认识。尽管对这一变是好是坏有完全不一样的评价，但对这一事实的认同则是完全一致的。既在此之前，士人表率的社会风气
，强调社会价值大于个人价值，强调秩序、规范。大多数学者认为这一变异导致了士风乃至整个社会风气“糟得很”；但也有学者认为“好得很”：
之前“专制的中世纪”，而从此开始则体现了“走出中世纪”的现代精神。尤其在书画界，对这一变更是作为由“落后”转为“先进”来认识、评价
、褒扬的。例如黄宇仁的《万历十五年》把中国政治史的转变定于这一时期；梁启超《近三百年学术概论》也把中国学术史的转变定于这一时期；朱维铮的《走出中世纪》同样也把中国思想史的转变定于这一时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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