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鉴 | 一段经典名言，一个传奇故事

史学先驱司马迁说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用处。一起读史书名句吧!十个故事告诉你做人、做事的智慧。

  义感君子，利动小人。

这句话出自《晋书· 苻登传》。

苻登（公元343—394年），是前秦最后一位英雄皇帝。苻宏投降东晋，苻定、苻绍投降后燕，在这种不利的局面下，作为苻坚族孙的苻登，将前秦硬生生地延续了9年。他在交战中死于乱刀，葬处不明，却被评为“失败得完美”。

苻丕败后，大臣以“国乱立长君”为由请立苻登。苻登即位后，一心要为苻坚复仇。这复仇的对象就是弑君小人姚苌。他在军中设置苻坚的灵位，准备作战时先祈告苻坚灵位，然后出兵。他的祷词很有气势：“维曾孙皇帝臣登，以太皇帝之灵恭践宝位（我托您在天之灵坐上了皇位）。昔五将之难，贼羌肆害于圣躬（姚苌那个小贼将您害死），实登之罪也。今合义旅（如今聚合义师），众余五万，精甲劲兵，足以立功，年谷丰穰，足以资赡。即日星言电迈，直造贼庭，奋不顾命，陨越为期（不到战死不罢休），庶上报皇帝酷冤，下雪臣子大耻。惟帝之灵，降监厥诚。”前秦的将士们听了这段话无不悲痛奋发，都在盔甲上刻了“死休”二字，因此多次打败姚苌。

苻登的将军窦洛、窦于谋反被发觉，投奔姚苌。这时冯翊郭质起兵响应苻登，他在檄文中说：“义感君子，利动小人（道义可以感动君子，利益可以打动小人）。吾等生逢先帝尧、舜之化，累世受恩，非常伯纳言之子，即卿校牧守之胤，而可坐视豺狼忍害君父！”有很多人响应郭质的号召，只有郑县人苟曜不从，聚众响应姚苌。苻登将郭质任命为将军。可惜郭质两次被苟曜打败，就投归了姚苌，被任命为将军。郭质的部众全都溃散了。

君子和小人岂止一线之隔！孔子曾经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意思是说，君子懂得的是义，而小人懂得的是利。对待君子应以义感化，对待小人则应该处处晓以厉害，以利来诱惑，以害来制约。社会中的人是良秀不齐的，有君子，也有小人，明晓了君子与小人的不同，就可以以义交于君子，以利打动小人，使小人、君子各得其所，各尽其能。

为国之道，食不如信。

立人之要，先质后文。

这是《宋书》史臣评价江夷等人“学义之美，未足以成名，而贞心雅体，廷臣所罕及”。因为“为国之道，食不如信，立人之要，先质后文（治理国家的道理是给民以食物不如给民以信义，做人首先要讲诚信，才可以饰之以文）。士君子当以体正为基，蹈义为本，然后饰以艺能，文以礼乐，苟或难备，不若文不足而质有余也。”

对于治理国家来说，取信于民是最重要的，若不能取信于民，即使你能让百姓衣食充足，也不能绝对保证可以高枕无忧。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儒家非常重视信。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在《论语·颜渊》中，孔子的学生子贡与孔子有一段对话，可以充分说明“信”为什么在治理国家中那么重要。有一次，子贡问孔子如何来治理国家，孔子说：“使老百姓有充足的食物，使国家有充足的军队，取信于民，做到这三个方面就可以了。”子贡又说：“假若非要去掉一个的话，那应该先去掉哪一个呢？”孔子说：“那就先去掉军队吧。”子贡又问：“要是不得已，剩下的两个也不能同时做到，哪一个应该放在前面呢? ”孔子说：“那就去掉粮食吧！

自古以来人都会死亡，但如果不能取信于民，国家是立不住的。”“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便是“为国之道，食不如信”的理由。关于“立人之要，先质后文”这句话，讲的是做人的道理，“质”指的是人内在的道德修养，“文”指的是人外表的修饰。孔子曾经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在孔子看来，一个真正道德高尚的君子，应该是文质彬彬的，也就是说，应该是既有道德修养，又有外在文采，若质胜过文，人就会有点粗野，若文胜过质，人就会虚华不实，所以最好是这两者兼备。但若两者不能兼备的话。应该首先以质为主，这是因为在质与文之间的关系上，质要重于文，所以说“为人之道，先质后文”。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愚者千虑，必有一得。

这句话出自《史记· 淮阴侯列传》。淮阴侯韩信想要攻打燕国和齐国，广武君阻止他，韩信因为之前若是采纳广武君的意见就回被生擒，所以不认为广武君有什么好建议。广武君说：“我听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所以俗话说：‘狂人的话，圣人也可以选择。’只恐怕我的计谋不足以采用，但我愿献愚诚，忠心效力。”广武君就向韩信分析出兵的弊端，建议韩信“按兵不动，安定赵国的社会秩序，抚恤阵亡将士的遗孤，摆出向北进攻燕国的姿态，而后派出说客游说燕国顺从，等燕国顺从后再派说客往东劝降齐国，齐国就会闻风而降服”。韩信同意了，派遣使者出使燕国，燕国听到消息果然立刻降服。辩证法果然是无敌的！

浊其源而望其流，

曲其形而欲其直，不可得也。

这是《后汉书· 刘般传》中刘般之子刘恺劝说邓太后的话。刘般是汉宣帝之玄孙，光武帝时曾被封为菑丘侯、杼秋侯；汉明帝永平元年，又被封为居巢侯；汉章帝时曾任长乐少府、宗正等职。刘般有两个儿子，即刘恺与刘宪。刘般死后，应该是刘恺继承刘般的爵位，但刘恺为了把爵位让给弟弟刘宪，就逃跑了。汉和帝永元十年，因贾逵的推荐，刘恺被征拜为郎，接着又升为侍中，此后历任步兵校尉、宗正、侍中、长水校尉、太常、司空、司徒等职，谨遵父风，恪尽职守，有很好的口碑。按照当时的旧制，由于公卿、二千石、刺史等官职，任大而守重，都不能实行父母去世后守丧三年的礼制。到了汉安帝元初年间，邓太后想改变这个老传统，于是下诏规定长吏以下的官吏，如果不亲自为父母守丧三年，就不能被举荐提升。有人就趁机上书，请求像公卿、二千石、刺史等牧守也应该这样，但也有人持反对意见。正当双方争执不下的时候，刘恺上书建议邓太后说：“诏书之所以规定长吏以下必须守丧三年，不过是想起到移风易俗、弘扬孝道的目的，对于像刺史、二千石这样的官职来说，教化百姓、美化风俗也是他们的职责，按理更应该实行为父母守丧三年的礼制。否则，就是‘浊其源而望清流，曲其形而欲景直’（希望从浑浊的源头流出清澈的泉水，希望扭曲的形体有笔直的影子），这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他的建议果然被邓太后采纳。

《大学》中说：“事有本末，物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任何事情都有本末先后，在处理事情时，应该由本达标，否则，就易于犯“浊其源而望清流，曲其形而欲景直”的错误。

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

这是《后汉书· 杨震传》中名儒杨震所说的话。杨震，字伯起，弘农华阴人。自幼好学，曾师从桓郁学习《欧阳尚书》，明经博览，无不穷究，被儒生们称之为“关西孔子”。杨震终生以学问为重，不喜欢做官，直到五十多岁的时候，才被大将军邓骘推荐而出，曾任过荆州刺史、东莱太守、涿郡太守、司徒、太尉等职。杨震一生为官清廉，家贫如洗，就在他赴任东莱太守的时候，路经昌邑。当时任昌邑县令的是王密，杨震做荆州刺史期间，曾经举荐过王密，王密为了报恩，就趁他路过昌邑的机会，送给他黄金十斤。杨震对王密说：“我知道你的为人，你却不知道我的为人，你这是干什么呢？”王密说：“现在是晚上，不会有人知道的，你就收下吧。”杨震说：“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天知道、地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执意不收，令王密无地自容。

安贫乐道，恬于进趣。

这是《后汉书·韦彪传》中用来称赞韦彪安于贫穷，以守身求道为乐，以恬淡的态度来对待向前进取。韦彪，字孟达，扶风平陵人。为人至孝，安贫乐道，恬于进趣。在东汉明帝与章帝时期，曾任魏郡太守、左中郎将、长乐卫尉、奉车都尉、大鸿胪等职。在这一句话中，“安贫乐道”充分体现了儒家的人生态度，而“恬于进趣”则是道家的处世精神。孔子创立的儒家与老子创立的道家，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大的两大学派，但两家的人生态度却完全不同，儒家的人生态度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为主导，道家的人生态度则是“安时而处顺”、“与物无争”与“柔弱处上”。儒家要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就必须积极进取，而当其救世济人的理想不能实现时，便安贫乐道。孔子曾经自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意思是说，即使吃着粗茶淡饭，喝着冷水，以胳膊作枕头，但其中也有着无穷的乐趣。孔子还曾称赞他最得意的弟子颜回，说他“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意思是说，颜回一天只吃一顿饭，只喝一瓢水，住在非常破旧的房子里，别人看了这种状况，都替他担心，但颜回却仍然感到非常快乐。孔子与颜回的物质生活是极度艰苦的，显然他们所乐的并不是有山珍海味吃，有豪华别墅住，若以物质生活为衡量的标准，他们两人都不应该乐，那么他们为什么乐呢？他们乐的是什么呢？他们以追求道为乐。正像明代宋濂所说的那样，“以中有足乐，不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心中有足以自乐的东西，就不会在乎自己吃的穿的比不上别人。孔子与颜回正是这样安贫乐道的人。但人生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总会有曲折或波折的时候，到了这个时侯，道家的人生态度就起作用了，道家让人安时处顺、退让自守，可以在人生遇到波折的时候，获取暂时的心灵慰藉。儒家就在某种程度上吸收了道家的思想，比如孔子就曾说过“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之类的话，孟子也说过“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使中国古代的士大夫能进能退，获取了某种心理上的平衡。牢记这句格言，明晓儒道两家的人生态度，可以使我们在人生的历程上，进则前途光明，退则海阔天空。

天之所助者顺，人之所助者信。

这是《三国志·魏书十二·何夔传》中曹操的谋士何夔的话，意思是“天乐意帮助那些能顺应天意的人，人乐意帮助那些能取信于民的人”。何夔，字叔龙，陈郡阳夏人。何夔自幼丧父，与母亲和哥哥共同生活，以孝友见称于当世。袁术曾经多次请他出来做官，但他觉得袁术这个人上不应天时，下不顺民意，不成大器，所以一直没有答应。为了怕他被别人所用，袁术强行把他留在自己身边，但何夔却像徐庶进曹营一样，一言不发。有一次，袁术与桥蕤一起攻打蕲阳，当时守蕲阳的是曹操，袁术让何夔去劝降曹操，何夔不从，并逃到深山里藏了起来。因为何夔与袁术有点亲戚关系。所以袁术没有杀他。建安三年（198），何夔被曹操征辟为司空掾属。当时有人传言，袁术的军队发生了叛乱，曹操因为何夔与袁术交往多年，又曾经在袁术手下待过，就问何夔这个传言是真是假，何夔说：“天之所助者顺，人之所助者信。袁术既不能顺天，又不能取信于民，肯定不能得志于天下。古语云：失去道义的君主，连亲戚也会背叛他，何况是他的手下呢？我认为，这些传言肯定是真的。”曹操说：“我也认为这些传言是真的，但理由与你不同，我的理由是像你这样的人都不能为他所用。他能不乱吗？”孟子曾经说过：“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打天下有三个重要条件，即天时、地利与人和，这三个条件具备了，就可以得天下。何夔所说的“天之所助者顺，人之所助者信”，其中就涉及到了天时与人和这两个方面，他认为袁术既不占天时，又不得民心，所以肯定会祸起萧墙，不攻自破。岂止是取天下，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做任何事情，也必须具备天时与人和。所谓顺天时，也就是顺应时势，不要逆天而行，所谓人和，也就是取信于民。只有顺天应人，才能心想事成。

量己者，令终而义全；

昧利者，身陷而名灭。

这是《魏书·太祖纪》北魏太祖道武皇帝拓跋珪在安抚群臣的诏书中提到的话。意思是“有自知之明的人，不仅能保持善名，而且还可以保全道义；利欲熏心的人，不仅身陷囹圄，而且名声也会遭到损坏”。拓跋部属于鲜卑族，原来居住在今黑龙江额尔古纳河和大兴安岭之间，公元四世纪初，在首领猗卢统治下，势力逐渐增强，为了利用他们来抵御匈奴等少数民族的人任，西晋统治者于怀帝永嘉四年封猗卢为代公，西晋愍帝建兴二年又封他为代王。东晋孝武帝太元元年，代国被前秦苻坚所灭。淝水之战后，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拓跋珪趁机重建代国，接着又改国号大魏，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史称北魏，拓跋珪就是魏太祖。在魏太祖三年十二月，太史屡次奏说天文错乱，为了消灾应变，拓跋珪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但又怕引起群臣的混乱，于是便下诏安抚，上面这句格言便出自这个诏书。在这个诏书中，拓跋珪说：“夫桀纣之南面，虽高而可薄；姬旦之为下，虽卑而可尊。一官可以效智，荜门可以垂范。苟以道德为实，贤于覆餗蔀家矣。故量己者，令终而义全；昧利者，身陷而名灭。利之与名，毁誉之疵竞；道之与德，神识之家宝。是故道义，治之本；名爵，治之末。名不本于道，不可以为宜；爵无补于时，不可以为用。用而不禁，为病深矣。能通其变，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拓跋珪认为，衡量一个人的存在价值并不是以他的地位高低为标准，而是以道德为标准，一个出身贫寒的人，同样也可以成为道德的揩模，正因为如此，以名利为人生追求目标的人与以道德为人生追求目标的人，将会有不同的结局，前者“身陷而名灭”，后者“令终而义全”，所以，道义是治国治身之本，而名利则是治国治身之末。拓跋珪的这个思想，有点儒家所提倡的“德福一致”的味道，《中庸》中曾说：“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意思是说，有道德的人一定会处于高位，获得厚禄，赢得大名，长命百岁，这只是儒家一厢情愿的理想，或许说是儒家的良好愿望，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未必如此，这是因为道德与位、禄、名、寿这些东西本来不属于一类，两者不能相互保证，有德者未必有福、有福者未必有德，既然这样，那人进行道德修养的必然性何在？这是儒家的一个理论难题。拓跋珪在这里宣讲这通话，目的当然不是为了探讨儒家的这个理论问题，而是希望各位大臣都能为他卖力。

清者莅职之本，俭者持身之基。

这是《周书·裴侠传》中北周大将军裴侠的话。意思是裴侠，字嵩和，河东解人。幼而聪慧， 有异常童。在十三岁的时候，父亲去世，裴侠处理得合礼中节，有若成人，遂被征辟为主簿，举秀才，开始走上仕途，先后担任过轻车将军兼东郡太守、建成将军兼左中郎将、丞相府士曹参军、行台郎中、河北郡守、大行台郎中、郢州刺史、拓州刺史等职。裴侠为人有勇谋、重气节、守道义、尚廉洁。他在担任河北郡守期间，躬履俭素，爱民如子，他的生活非常简单，只吃粮食与蔬菜，深得当地官吏与百姓的爱戴。按照河北郡的旧制，有渔民、猎户三十多人，专供给郡守所用。又有壮丁三十多人，专供郡守役使。裴侠来到河北郡之后，立即废除了这些旧制，用节省下来的钱为官家买马，几年以后，马遂成群。当他离职的时候，一无所取，当地老百姓称赞他说：“肥鲜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贞惠，为 世规矩。”正因为裴侠如此廉洁奉公，所以他深受北周太祖宇文泰的重视。有一次，裴侠与几位牧守一起谒见宇文泰，宇文泰就让裴侠单独 站在一排，并对其他的郡守说：“裴侠清慎奉公，为天下之最，你们当中要是有谁能自认与他一样，就可以和他站成一排。”没有一位敢于响应。裴侠的堂弟裴伯风与裴世彦，为丞相府佐，两人曾劝说裴侠说：“做官无非就是求个名利双收，像你这样清苦，到底目的何在呢? ”裴侠回答说：“夫清者莅职之本，俭者持身之基（清正廉洁是做官的根本，节俭是修身的基础）。况我大宗，世济其美，故能：存，见称于朝廷，没，流芳于典策。今吾幸以凡庸，滥蒙殊遇，固其穷困，非慕名也，志在自修，惧辱先也。”清正是为官的根本，节俭是修身的基础， 这既是裴侠一生的写照，也是为官持身者万世不移的圭臬。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

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

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

这是《旧唐书·魏征传》中魏征在给唐太宗李世民的《疏》中所说的话。魏征，字玄成，巨鹿曲城人。唐太宗李世民继位后，魏征做谏议大夫。唐太宗贞观七年，唐太宗下诏，令令狐德棻、岑文本修周史，孔颖达、许敬宗修隋史，姚思廉修梁陈史，李百药修齐史，而魏征受诏为总编，他以简洁公正为标准，对于各史都多有损益。各史撰成之后，唐太宗为了奖赏魏征，给他加左光禄大夫，进封郑国公，还赏赐给他很多财物。魏征自认为没有为国家立下什么功劳，只是善于辩说罢了，很害怕官爵加身会导致物极必反。于是，就以眼睛有病为理由，要求辞去各种官职。但唐太宗李世民没有答应他，李世民对他说：“我把你从我的仇敌当中提拔出来，让你担任重要的官职，你看到我有不对的地方，没有不直言进谏的。金之所以尊贵，就在于经过了优秀工匠的冶炼与锻造，我就好比是金，而你就好比是优秀的工匠，没有你的锻造，我是不可能尊贵的。你的眼睛虽然有疾病，但还不算衰老，怎么就这样辞职了呢?”当年，魏征再次请求辞职，唐太宗又没有答应，还是继续委以重任。后来魏征又向唐太宗上疏四篇，在第二篇《疏》中，魏征说：“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希望树木长得茂盛，就必须巩固树根；希望河流流得长远，就必须疏通它的源头；希望国家安宁，就必须积德累义）。源不深而岂望流之远？根不固而何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治，虽在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魏征认为，希望树木茂盛必须先巩固树根，希望河流得远就必须疏通源头，治理国家也是一样，要想使国家长治久安，君主就必须首先积累道德与仁义，这显然是把道德与仁义看成了治理国家的根本。而积累道德与仁义的具体措施，也无非是“居安思危，戒贪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