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辨，作为一种研究方法

思辨研究方法：历史、困境与前景

作者：彭荣础

作为一种科学研究的古老传统，思辨研究方法在我国高等教育研究中地位独特。“重定性轻定量、重思辨轻实证的倾向在高等教育研究中非常明显”［１］，“高等教育学的研究方法还主要是在思辨、定性研究的范式下的研究方法，而采取实证研究模式的研究还比较少”［２］。然而，尽管思辨研究方法历史久远，但对于它的系统考察却很缺乏，因此急需对其做一系统考察，以加强人们对思辨研究方法价值的认识。

一、思辨研究方法的概念及其内涵

目前，学界对思辨研究方法概念尚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定义。笔者认为，思辨研究方法是研究者在个体理性认识能力及直观经验基础上，通过对概念、命题进行逻辑演绎推理以认识事物本质特征的研究方法。

 

首先，思辨研究方法以个体的理性认识能力为基础。所谓理性认识能力，是指人类所具有的抽象思维和判断能力，并通过逻辑推理能力和丰富的想象力表现出来。这样能够使人透过事物的表象而发现其背后所潜藏的本质。这表明，在方法论层面，思辨研究方法秉持理性主义的认识路线。理性主义认为，感觉经验只能提供关于事物表象的认识，关于世界本质的认识必须通过理性的认识过程。理性主义认识论则主张，世界本质上是可知的，人具有认识世界本质的独特的理智官能，这就是人类所独具的理性认识能力。

 

其次，思辨研究方法以研究者的直观经验为研究出发点［３］。思辨研究方法是研究者具有理性认识能力并对其进行运用的表现。而不同的研究者，却是在自身不同的经验基础上具体运用理性认识能力去把握事物的本质。对于高等教育问题的真正思辨研究，必然是研究者立足于自身经验和体验基础之上对问题进行的理性客观思考。

 

再次，思辨研究方法的研究方式是对概念、命题进行逻辑演绎推理。这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思辨研究方法以抽象的概念、命题为直接操作对象；二是思辨研究方法以逻辑分析作为具体研究方法。前者表明，判断一项研究是否属于思辨研究，主要看该命题所涉及的对象是否具体。如果它是具体的、可以直接验证的，这项研究就不属于思辨研究［３］。相反，如果一个研究命题所关注的对象是抽象的、本质之类的命题，人们不能通过具体的、直接的观察，而只能通过抽象的概念、命题来考察该事物的属性，那么这种研究就是思辨研究。后者则表明，思辨研究方法说到底是一种运用逻辑思维进行分析、判断的研究方式。它更着重对命题进行前提性考证，注重运用否证的形式来检验一个命题是否成立。在这个意义上，思辨研究方法是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

 

最后，思辨研究方法以认识事物本质属性为目的。从哲学上讲，思辨研究方法是人类达到理性认识阶段后的产物。具体而言，它属于对事物本质属性的探求，即通过归纳和演绎等逻辑分析方法，对事物典型特征进行比较鉴别，找到事物内部相互一致或相互区别的本质特征。因此，通俗地讲，思辨研究方法，其目的就是对事物存在的本质与价值进行思考，从而对事物进行定性判断，即它属于什么，在世界上的位置是什么［３］。这是一种对事物本质和本原的探求，即形而上研究。在这个意义上，思辨研究方法意味着一种特定的研究范式。

 

二、思辨研究方法的缘起和发展

思辨研究方法作为人类最早的探究世界的科学方法，其起源可以上溯到远古时代。自远古时代起，人类就发现仅凭感官印象不能获得真知，获得真知必须经过大脑的演绎、判断和推理等逻辑辨析过程。这种逻辑辨析过程需要借助语词来表达，于是人们根据语词运用的规律创建了一套思考问题和解答问题的方法。这就是最初的思辨方法。虽然人类很早就开始运用思辨的方法去认识事物，探寻世界的本质和根源，但直到古希腊时期，它才逐步演变成获得知识的一般方法，也即思辨研究方法。它是古希腊时期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在古希腊时代，各学科知识是不分化的，都属于哲学研究范畴。各学科知识的探求都是围绕“世界的本质是什么”这一中心命题进行，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学说，并试图证明自己学说的唯一正确性，即用自己的观点来解释一切事物。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无一例外都是运用语言的逻辑修辞来阐述自己的思想，使用的是典型的思辨方法。因此，在各派关于世界本源的争论中，思辨研究方法也逐渐兴盛并臻于完善。可以说，古希腊时期的各种哲学学校、修辞学校的兴盛代表了思辨研究方法的繁荣和发展。其中，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对思辨研究方法的发展、完善做出了尤为重要的贡献［４］。

 

在古希腊时期，思辨研究方法指的是通过对话，发现对方意见中的逻辑缺陷并反驳对方，通过归谬法和排除法来提出自己的命题和主张。苏格拉底最早明确提出并具体运用了这种方法。这就是他著名的“产婆术”。因此，“产婆术”可谓是思辨研究方法最早的形象化表达形式，是人类娴熟运用思辨方法的重要标志。正如西方学者所评论，前苏格拉底思辨呈现的图景在逻辑上是不稳定的，而且缺乏说服力。“因此，可以说直到苏格拉底，哲学才在运用分析和思辨方法上达到成熟。”［５］苏格拉底之后，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努力下，思辨研究方法逐步获得充实和完善。柏拉图的贡献在于，他对苏格拉底的辩论术进行了比较系统的阐述，并且提出了运用思辨研究方法的知识基础问题。在柏拉图看来，如果研究者不具备广博的知识，思辨研究方法的运用就有可能流于形式而陷于诡辩。为此，他要求“哲学王”必须精通“七艺”，即“几何、算术、天文、音乐、文法、修辞、辩证法”。柏拉图之外，亚里士多德也对思辨研究方法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尤其是他提出的形式逻辑三段论规则，为思辨研究方法提供了相对具体的操作程序及规范。自此之后，思辨研究方法获得了比较完整的形式，成为人们获得知识的一种重要方法，并且一直是西方中世纪以及近代教育领域的重要训练内容及基础性研究方法。直到近现代实验科学开始兴起后，思辨研究方法的训练以及应用在教育中的位置才逐渐式微［４］。

 

三、思辨研究方法遭遇困境的内外逻辑

思辨研究方法遭遇的挑战首先是自身内在局限造成的。思辨研究方法常常把事物本质看成是既定的、一成不变的，对于事物发展变化的属性没有足够认识。这使得思辨研究方法过分注重对事物内部统一性的探求，从而容易忽视对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或变动性的知识，容易出现用静止的观点看问题的倾向。这也正是人们批判思辨研究方法容易陷于形而上学的原因。对于思辨研究方法的形而上学倾向，实证主义哲学提出了彻底的质疑。在它看来，进行形而上的思辨研究是无意义的，因为这种思辨研究。最后提出的命题都是无从证明的。实证主义主张只有可验证的命题才是有价值和意义的。因此，实证主义哲学把人们的感知经验作为判断真伪的第一位标准，并提出了四个操作性原则，即可检验性、可测量性、可重复性和可控制性［６］（Ｐ５９）。在研究伦理方面还提出了价值中立准则，即要求研究者在研究中排除个人情感和意志的渗入，始终做到不偏不倚。思辨研究方法之所以受到质疑，还与实践中人们对思辨研究方法的滥用直接相关。在当下的教育研究中，这种滥用致使思辨研究方法或落入“宏大叙事”的窠臼，或演变成为苍白的语言游戏。对于“宏大叙事”，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有过批评：“宏大理论的基本起因是开始思考的层次太一般化，以至它的实践者们无法合乎逻辑地回落到观察上来。作为宏大理论家，他们从来没有从更高的一般性回落在他们所处的历史的、结构性的情境存在的问题。”［７］思辨研究方法的滥用，还有可能使它成为苍白的语言游戏。在我国当下的教育理论研究中，西方的教育学概念及理论仍然处于主导性地位。我们很多关于教育的思辨研究，实际只不过是对西方教育概念和术语的机械嫁接。这是思辨研究方法的异化，不仅不能使人们获得关于事物本质的真正知识，反而可能会有损思辨研究方法的声誉。“所以，这种语言游戏化的思辨研究有助于理解的不多，更多的是主观感悟、臆断下的指令、命令，违背了思辨逻辑的学术生成性、自律性规范。”［８］

四、思辨研究方法的价值及其前景

思辨研究方法虽然遭受到实证研究方法的冲击，并且由于实践中对于思辨研究方法的滥用而进一步加剧，然而，思辨研究方法的根基并未被真正撼动。究其根源，这是由思辨研究方法所特有的本体论价值和认识论价值所决定的。思辨研究方法的本体论价值，指的是思辨研究方法对于探讨事物本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事物的本质是潜藏于事物外显特征之下内在的、稳定的、保持不变或者恒常不变的属性。显然，这种内在的规律性联系，是不能通过观察获得的，而主要是依靠大脑的逻辑思考和综合分析去把握和揭示。而这实际就是思辨研究方法的运用过程。思辨研究方法以思辨理性为内核，以思辨逻辑为骨架。“思辨理性的对象是永恒的事物或支配自然事物的不变原理与形式”，而“思辨的逻辑是本质层面的联系，是由本质所构成的结构、规律和原理。”［９］由此可见，思辨研究方法内在的思辨理性、思辨逻辑，使它天然地就是探究事物本质和世界本原的最适切工具。这也就是说，对于人类的整个认识活动过程而言，思辨研究方法具有不可或缺性。我们日常所遇到的如高等教育的本质属性、高等教育功能和职能、高等教育价值等问题，唯有运用思辨研究方法，才有可能较好地解答。因此，对于高等教育研究而言，思辨研究方法是不可或缺的。

 

思辨研究方法的认识论价值，指的是思辨研究方法具有程序性价值。众所周知，任何一项研究，第一步的工作就是需要厘清研究的主题或所使用的基本概念。进行这项工作就是具体运用思辨研究方法的过程，没有这一步，研究工作就无法开展［６］（Ｐ５７）。即使实证研究也不得不从概念厘清开始，因为实证研究“首先要选择最好的基本概念，并把各种现象加以妥善分类，使其适用于归纳的运用；其次要制定一个临时的‘定律’，作为工作假说，再以进一步的观察及实验加以检验”［１０］。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思辨的概念和思维假说”统率着具体的实证研究方法。“没有思辨研究，就没有实证研究”［１１］。由此可见，实证研究不仅不能取代思辨研究，甚至不能排斥思辨研究。

 

综上，思辨研究方法有着独特的本体论价值和突出的认识论价值，这决定了它将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甚至自然科学领域始终居于重要地位。美国当代著名物理学家、科学史家Ｇ·霍尔顿说：“给思辨设置障碍就是对未来的背叛”［１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