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国坤口述史（三）

八十山河入茶新

——姚国坤口述史

 潘 城

给养不穷，

是以知汲古之功。

在马里工作的日子里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非洲殖民地人民经过艰苦斗争，赢得了不少国家的独立。新生的非洲国家都面临着发展民族经济、振兴文化教育的艰巨任务。马里是非洲最早独立的国家之一，独立后立即与我国建交。我国政府将马里作为援助的重点国家，在农业方面，首先帮助马里人民扩大水稻生产，兴修水利，种茶叶和甘蔗。

马里气候炎热，高温天气让马里人养成了喝茶的习惯。马里人习惯煮茶，将茶壶里放上半壶茶叶，放在火上煮，煮好喝上3小杯就把剩余的茶倒掉不用了。茶和蔗糖是马里的两大消费品，全部靠进口。马里政府为了减少外汇支出，决定自己种茶和甘蔗。

种茶和甘蔗都需要适当的气候和土壤条件，对技术要求也较高。马里的前宗主国断言马里种不出这两种作物。作为对非洲友邦的援助，20世界60年代，中国政府承接了这两个项目。

中国是茶叶出口大国，每年向马里出口数千吨茶叶。一个茶叶出口国帮助一个茶叶消费国种茶，这在西方国家是不可想象的。然而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就这样做了。马里领导人和普通老百姓获悉后，无不为之感动。

我国政府派去了有经验的种茶专家，仅花了1年时间就试种成功了。3年后，在马里开采了第一批茶叶。消息传出，马里全国为之振奋。总统凯塔品尝后认为茶叶质量上乘。他还特意让我国专家加工了2筒，派人专程送给好友毛里塔尼亚总统达达赫。凯塔用实物说明中国是可以信赖的朋友。此举促使正在犹豫不决的达达赫总统下决心与中国建交。中毛两国关系发展十分顺利。

达达赫总统在上世纪70年代初，主动用自身的经历，说服了5个非洲国家与中国建交。中非友谊就是这样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的，茶叶的种子在异国的土壤生根发芽，中非友谊也在中非人民心里生根发芽了。

姚国坤先生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时期，成为新中国早期援非的茶叶专家去了马里。

1972年年底，我第一个小孩刚五岁，第二个才二岁多，我被派去非洲马里，1975年回来的。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我后来是在马里入党的，所以后来他们开玩笑说我是马里共产党人。那个时候入党要求是很高的，我们知识分子在国内是入不了党的。当时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利用、限制、改造”。为啥要改造呢，因为“知识分子”属于“资产阶级”，为什么要利用呢，因为有一点技术，但又不能让知识分子“翘尾巴”，所以要限制。

但是我当时在马里做出了成绩，中国驻马里大使像下命令一下：“让姚国坤入党！”我就在马里入了党。做出了什么成绩呢？现在讲讲像讲笑话一样。

我当年一到马里的时候，当地人为我举办欢迎晚会，还给我头颈上套一个花环。我在大区领导的陪同下，坐在最前排中间位置上，只见演出一开始时，离我眼前只不过一米的地方，一群非洲女青年都是上身不穿片衣，下身仅着一块紧身小裤衩，她们一字排开，在那里大幅度抖动上身，跳起舞来。哦呦，我那时还只是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从离开娘胎以来，真还沒见过这种场景，只觉得脸发烫，全身一阵热、一阵寒，满身鸡皮疙瘩，头都不敢抬，眼睛不敢看，真是坐立不安啊。

我具体工作的地点是马里钖加索大区的法拉果茶场，而我们专家组组长不是个茶叶专家，是一个省的公安厅边防处的处长。怕我们这些人在外面有不测，所以我们在马里出门都是“双人同行制”，不能单独行动。

在马里工作的日子里

那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中国跟马里政府签订了一个条约，我们要给当地种植100公顷的茶园，1公顷15亩地，就是1500亩茶园。还要完成每年100吨茶叶的产出，换算过来，在国内相当于1亩茶园要出产133斤干茶，这样才能移交给当地，才算完成任务。

我们国家最早大概是1966年派专家到马里考察，1967年福建的专家就试种茶叶成功，1968年以后马里的茶园就开始搞起来了，然后我国又继续派专家援助。到我去之前，马里的茶园面积大概已经有100公顷左右。当时云南有几个专家在那里，但是一直完不成上面我说的任务指标后面那一半，就是年产100吨干茶做不到，大概只能到60、70吨的样子。所以我去之前，领导就嘱咐了，你无论如何要让茶园面积超过100公顷，茶叶产量达到100吨。

我到当地一看，因为茶场地处撒哈拉大沙漠边缘，茶园基本上都是沙地，那沙土的营养不足。我去考察，环顾四周，那里有大片的原始森林，有大量的牧草，多的是。当地人都是放牧的，牛粪堆的像山一样高。我要先把牧草埋下去，然后施牛粪，增加土壤的肥力。原本想想很简单，条件都有，但是做起来阻力很大。马里人不肯，他们说牛粪在茶园里施下去，长出来的茶叶肯定是臭的。那我只好先开始搞科普，到处宣讲，告诉他们牛粪的营养是会转化的，茶叶是不会臭的，反而更加好。最后，我只好先把马方的中层以上技术干部集起来上课，这些人他们不少毕业邻国的塞内加尔大学，我说你们都是有学问的，你们都知道物质是转化的，你们应该站出来说话。如此，花了很大的力气，马里老百姓终于同意让我施肥了。

茶园施肥的问题解决了，然后就是茶树养蓬的问题。马里种的茶树都是我们浙江的鸠坑种和福建的菜茶种，但是之前是云南的专家在种的。云南那边都是乔木型的大茶树，很高很高，所以他们种茶是按乔木来种的。我一看，茶树已经有两米多高了！这采都采不着了，当然影响产量。那我一看一想，认为这批茶园需要重修剪，就是要把每棵茶树都砍到80公分左右高。

茶树从两米多高，砍成80公分，这在我们国内熟悉的环境条件下是完全可以做的。但毕竟在人生地不熟的非洲，砍掉之后万一长不出来怎么办？我就做了大量的准备。我查阅了当地的水文资料，研究他们的气候，当地有雨季、旱季，我要摸到规律。万一茶树给我砍下来，紧接着是旱季，那可就死定了！一定要在旱季刚结束、雨季快来临时进行重修剪。等我准备好了，有把握了，我开始，但我先弄1公顷就是15亩地做实验。于是，我又做了一番科普，给当地的技术员先讲课，再给大区的官员们报告。科普一圈之后我让马里人砍，他们不干，认为把茶树砍成短短一根杆子，肯定要死的。我说，你们砍吧，茶树死了不要你们负责，我来负责！这才砍，这1公顷茶园经过重修剪之后，茶树全成光杆了，一片叶子也没有。原来绿油油一片的茶园，挺拔的茶树，风景很好看的，都没了。

茶树重修剪之后一个多月，这批光杆茶树一个茶芽也发不出来！这下我急死了，因为在我们国内的话，不用一个月，新芽早就抽出来了。我每天都去仔细观察这片茶园，真是一片叶子也不发，但还好，杆子不干枯，拗不断有弹性，说明有水分没有死。

 但我们那个“边防处长”坐不住了，他觉得姚国坤肯定是缺少实践知识，犯技术错误了，就向大使馆汇报了。认定我是三十几岁的年轻人，实践经验没有，只懂理论，犯了本本主义的错误。现在茶树砍光了，一片干枯，像火烧过一样啊！大使问他砍掉多长时间了？他说一个月多了，肯定是长不起来的。再不采取措施，是会影响专家组声誉的。

大约过了一个半月时间，结果茶树开始发芽了！到了50多天的时候，哦呦，发的是绿油油的一片，刷刷平。这个时候大使馆派经济参赞来检查了，来到我所在的这个地方，小轿车开来，前面还有小国旗的。他的夫人比参赞要小二十多岁，也就比我大几岁，看我们年轻人到这里来援助不容易，跟我关系不错。特地走过来提醒我，她说：“小姚，你们那个边防处长说你把一片茶园砍了，像火烧了一样，搞砸了是不是啊？”我说：“现在长的很好了！”她说：“等一歇我们老头子要去看的噢，你要注意哦！”我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晚饭吃好以后参赞果然发话了，说：“小姚，听说你改造了一块茶园，为什么要砍去茶树啊？！”我说了原因，原来太高了没法采摘，现在修剪到80公分，符合当地人的身高，马里的女人都很高大，都有一米七多。参赞又问：“那现在长不长得出来？”我说长得非常好。大使就说马上去看看。于是我们大使馆的人，专家组成员都跟去看了。专家大院附近别墅里住的马里官员们、技术人员，知道中国大使馆参赞来了，都出来看。大家看到我这片绿油油，齐刷刷的茶园都很赞叹，马里官员都说：“密斯姚啊！阿嘎依古斯贝！”阿嘎依古斯贝就是“很好，了不起”的意思。参赞一看一听高兴死了，马上说：“小姚，这么好的茶园你为什么只做了一片啊？都改造掉！”

我当然不能100公顷茶园就一口气都重修剪了，我都计算过，那样总要影响一两个月的茶叶产量。我后来就分批逐步完成了所有茶园的改造。

接着我就完成了100吨的茶叶产量，一般想想是很难完成的啦！当地人很懒惰，不太肯采茶，采一点就休息了。我又进行分析，之前一年产量60多吨的时候，每个月的产量是怎么分布的。马里的茶叶一年四季都可以采，但是因为雨季旱季，产量是每月不同的。我分析好这个比例，然后进行科学的分段把控。每个月检查，如果这个月产量不到的，死活要催着当地人采到够为止。我让会计跟着我走，钞票现场给，采多少给多少。所以我后来开玩笑说，发挥农民的积极性，“包产到户”我老姚是第一个搞的！（笑声）这样一弄，我一年完成了103吨，超额3吨完成任务。

任务完成我们就可以把茶场移交了，1972年前我是援外的专家，移交之后我的身份不一样了，就成了顾问。所以我后来被聘为马里农村发展部顾问。

马里的技术人员还经常要来考考我的。弄几个数学题来让我做，我一看是鸡兔同笼，这边几只脚那边几只脚，我笑死了，当然做得出咯！我高等数学都读过的。

马里人造房子，也是笨，墙角线怎么也对不直。我说你们弄根绳绑块石头吊起来，直不直看这根绳不就行了！他们觉得我这个人可能真的是大专家。有一次一个发动机发不起来，找我去看看，其实我也不懂发动机啊，就是按一般知识弄一弄，发动了。后来马里人说我是什么都懂的万能专家，那个时候当地人说我们好是最重要的。

大使听说了很高兴，为了表示对我的嘉奖，就说：“让姚国坤入党！”

我现在想想，还是运道好，当年使馆参赞来检查的时候，万一这个茶芽还不发出来呢？又万一参赞提前一个月来检查呢？那我的苦头就吃下了，因为就算我做的对，也说不清楚了。

就这样，使馆决定我回国休假二个月，再去马里当茶叶技术顾问。但我家里确困难，只好请使馆领导谅解。由于国内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代替我，我的回国时间一拖再拖，直至工作了二年半才让我回国。从马里回国的时候，大使夫人还特地到机场送我，而且把我的情况报告给《人民日报》。我一回到杭州，《人民日报》马上派出两个记者赶到新新饭店采访我。这一年8月的《人民日报》头版就介绍了我在马里的事迹，文章叫《在马里工作的日子里》。

我差点就去“做官”了

去马里之前，我去过新疆工作。我是1965年结婚的，大儿子是1966年出生，文化大革命刚开始，4月底我去了新疆，因为那个月份新疆的雪开始融化了。我小孩刚出生，我不能陪着夫人身边，想想是很烦心的。我很感激我的夫人，没有她的理解与支持，我在茶的事业上走不远。我有两个孩子，全靠她一边工作一边带大的，因为那时候53元一月工资，是不可能雇佣个保姆的，我的工作性质决定我得国内国外不断跑。当年我家住在杭州卖鱼桥，我夫人的单位在岳坟，多少路啊！每天下班，我夫人蹬着自行车每天去接送两个小孩子，一个在西湖小学，一个在西湖幼儿园，先接上一个，载到半路的黄龙饭店放下；再回去载另一个。接着，再把前一个送回家，返回去接另一个回家。如此往而复始，才算安顿好一天的生活。一年365天，天天如此，她1米67的个子，体重瘦到94斤，真叫人痛心，回想起来，欠她的真是太多了！

记得我1966年去新疆是去考察种茶的，在新疆种茶关系到民族团结问题，如果论人均饮茶量，那新疆是全中国最高的地方之一。所以当时国家想把新疆地区的茶种起来。整个新疆我整整跑了一年，各地考察，除了阿尔泰地区我每个县都跑遍了。新疆沙漠里的温度高达40多度，反光强，风沙大。为了实地考察，我就穿着背心、短裤，外面披一件米黄色的风衣，头戴一个鸭舌帽，一副墨镜，抵挡风沙。有一次，穿过一片沙漠地带，走进一个小县城的时候，当地的人突然把我们一行人团团围住了。他们都握着拳头挥来挥去，语言不通，好像特别对我有意见，冲过来要打我，幸好带队的是当地自治区的一位领导，帮我们脱身了。后来问翻译才知道，当地百姓，特别是几个年轻看我这一身打扮，拿我当特务了！可是这些青年人是很爱国的。

自此我跟新疆结了缘！前年5月又邀请我去了新疆。记得1966年去新疆，上级单位给我开了证明，才让我平生第一次坐上飞机。那时坐飞机，只有十三级以上高干方能享受，我算是特殊情况，要上一级单位批准并开俱证明才能坐飞机。那时我们去新疆考察种茶可能性，包括领队在内一行三人，头天从杭州到上海，路上就花去了四个多小时；第二天从上海龙华机场出发，坐20多个座位的小飞机过南京、郑州、西安，到兰州已是傍晚过夜；第三天再从兰州出发，过酒泉、哈密，到乌鲁木齐已是中午时分，如此前后花去了三天时间。现在好了，大前年去新疆调研茶文化，从杭州到乌鲁木齐只要坐5个小时飞机。今年，又邀请我去新疆，我有点吃不消了，只好婉谢了。

在北京接受中央电视台崔永元采访

1976年，我差点就去“做官”了，本来我们浙江省要我给当时省里一位领导当秘书去的。可接着这位领导去北京中央党校学习了，我的所有档案也已经全部被省里拿走了。紧接着，我国的各项工作都开始走向正轨，我们单位业务不再归地方管理了，重新回归北京中国农业科学院管理。院里发现我的档案不在，说不行，说我是个科技人才，一定要把我的档案拿回来。

当时李联标还是茶科所栽培研究室的主任时，我是他的助手。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所里就立即让我担任了茶树栽培研究室副主任。他过世之后，我就接任了主任。后来我又担任了茶科所的科技开发处长。

1982年，我去巴基斯坦，帮助建立“国家茶叶实验中心”，相当于是巴基斯坦的国家茶叶研究所。先花了一年的时间在巴基斯坦选址，选定实验中心的所在地，以及周边茶园，选址完成回国。没过多久又来邀请我过去担任他们专家建设小组的组长。本来我是要去的，但我夫人当时身体不好，家里还有二个未成年的孩子，什么事情都要她一个人承担，而她自己还要工作，还担任着杭州西湖区商业局副局长职务，我就没有再去了。

由于经常出国，所以1983年单位让我到河南新乡的师范大学进修了一年英语，专门学英语口语。我在茶科所工作的时候，出国的经历很多，也很难忘。如今，我一共出国前后总有20、30次之多了，国内我把全国每一个省都跑遍了，所有的茶区也几乎都去过了。

未

完

待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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