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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十二 阎文 第十三 言左传引夏训书语今强入五子之歌 书有古人才引忽隔以他语，亘千载莫能知，而妄入古文中庚续之者，五子之歌，有穷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是也，左氏襄四年晋侯欲伐戎，魏绛曰劳师于戎而弗救陈，是弃陈也，诸华必叛。戎，禽兽也，获戎失华，无乃不可乎？夏训有之曰：有穷后羿……，公曰后羿何如？魏绛遂不便复引夏训，止据其事以对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云云。末引虞箴，仍及在帝夷羿，冒于原兽。此乃古人文章密处，今试思有穷后羿下其语可得知乎？不可得知。果是因民弗忍，距于河，而魏绛引此鹘突语，以告悼公乎？此又当为一破绽耳。 或问有穷后羿在问五子之歌，为夏书，与夏训少别，安知非各见者？余曰：伪作者正以夏训为夏书也，篇中一则曰皇祖有训，再则曰训有之，国语引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为书曰五子之歌，则以为此皇祖训，故可验其一视之。 按杜注左传夏训有之曰，亦云夏训夏书。 又按梅氏鷟谓：孔颖达疏左氏以有穷后羿为即五子之歌文，非是。盖彼不考下文，故下文公曰：后羿何如？至有穷由是遂亡，凡四十六句，初未尝言太康淫于田，即辛甲为虞箴，亦专以责羿耳，太康无预。魏晋间书出，始以后羿之田，转而为太康之田。胡不思离骚曰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衖。盖以淫乐失其国者，不援以为据，而辄妄及左氏何哉？ 又按：大兴王源崑绳谓予，古人练句简奥，千奇百变，然未有截半句法者，有之自左传始，襄二十五年，崔杼庆封为相，盟国人于大宫曰：所不与崔庆者……，晏子仰天叹曰，婴所不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与，有如上帝，盖盟书云所不与崔庆者有如上帝，读未终，晏子抄答易其辞，故所不与崔庆者，虽是一句，却只半句，遂截其下而以晏子仰天接之，此句法之尤奇者，予谓此与襄四年颇相类，故并载云。 又按：王恭简樵云：周公以立政之道，得人为本，是以率群臣将有言于王而赞之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群臣用皆进戒曰：王左右之臣有牧民之长曰常伯，有任事之公卿曰常任，有守法之有司曰准人。三事之外，掌服器者曰缀衣，掌禁卫者曰虎贲，……。君臣之辞未毕，周公叹息言曰：美矣，此官然知忧，得其人者少哉，周公与群臣之言错互相足，古书无此体。盖史官在旁，亲见而记之，所谓堪画者也观。篇末周公呼太史而告以司寇苏公一段，益知此篇盖记于即时者，可谓玅解。合上左氏观之所不与崔庆者，下可揣而得其辞。有穷后羿下终不可得知。缀衣虎贲下周公又历历补出趣马小尹等，盖同一文体其间种种变殊（湮一字），（前）汉霍光传尚书令读群臣奏，至掖庭令敢泄言要斩，太后曰：止，为人臣子，当悖乱如是邪？王离（席）伏，尚书令复读曰：取诸侯王列侯二千石绶云云，前后仍是一篇奏文，虽间以叙事少断，与上三者又不同。 何按： 《夏书·五子之歌》，人或从其用语及文体非夏初所能有，认定其伪。若持此观，则《夏书·禹贡》等亦伪。岂止《夏书》，即唐虞之典，商殷之文，亦为伪作，因殷商之甲骨、吉金均无力承载《盘庚》等洋洋大观之文。余尝以为，唐、虞、夏以至商前期之往迹，除口口相传，及他种形式，如结绳、刻木、图形、文字等记其大要，录其梗概。至周之成康时期，始将前代陈迹，包括口头传说，整理成文，颁于至亲之诸侯，如鲁等。继而因人口繁衍，文明演进，一些诸侯国亦组织人力，从事前史之梳理、研究、撰写，尤其杞、宋等国乃夏、商裔胄，故亦着力整理前人典籍。周前史籍不仅大增，且版本亦殊，方有孔子“芟烦乱而翦浮辞，举宏纲而撮机要”之举，亦为先秦诸子引前史前言，人引人殊，时引时殊原因之一。《五子之歌》亦当作如是观。 本条阎用了两条论据，一为阎氏本人说，一为梅鷟说。二者皆归于《夏训》不是《夏书》。今分别讨论。 阎说与梅说皆涉《左传·襄四年》魏绛与晋悼公之议，见《春秋》襄四年“陈人围顿”之左氏传。摘录于下： 晋侯曰：“戎狄无亲而贪，不如伐之。” 魏绛曰：“诸侯新服，陈新来和，将观于我。我德则睦，否则携贰。劳师于戎，而楚伐陈，必弗能救，是弃陈也，诸华必叛。获戎失华，无乃不可乎？《夏训》有之，曰：‘有穷后羿……’” 公曰：“后羿何如？“ 对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于原兽。弃武罗、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谗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为已相。浞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树之诈慝，以取其国家，外内咸服。羿犹不悛，将归自田，家众杀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诸，死于穷门。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就其妃妾。生浇及豷，恃其谗慝、诈伪，而不德于民。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寻氏。处浇于过，处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灭浇于过，后杼灭豷于戈，有穷由是遂亡，失人故也。 昔周辛甲之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于《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在帝夷羿，冒于原兽，忘其国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兽臣司原，敢告仆夫。’虞箴如是，可不惩乎！” 一、《夏训》不是《夏书》 ㈠《左传》数引《夏书》，称《夏训》仅此例。《尚书》无论今文、古文及序所列无《夏训》之录。十三经、先秦诸子之作，《史记·夏本纪》皆不言《夏训》。由此可见，先秦诸子不知有夏训其书。 ㈡杜注谓：“夏训，《夏书》”。此有三义：其一《夏训》就是《夏书》，上已说明，除《左传》此节称《夏训》，十三经及先秦诸子无称“夏训”者，杜注为孤例；又书为通称，训为文体。即以《尚书》论，有称《虞书》、《夏书》、《商书》、《周书》者，而无称《虞训》、《商训》、《周训》者。《夏书》非尽训诰，如《禹贡》，能称训体？《商书》有《伊训》篇，《夏书》篇目中，无以训名篇者，故夏训为《夏书》不成立。其二，夏训为《夏书》之一篇。但《书》百篇无名《夏训》者，《史记》亦不言《夏训》，故夏训非《夏书》之篇。其三，夏训乃《五子之歌》之文。《五子之歌》百篇存其目，《史记》著其名。其歌第一章开宗明义即曰：“皇祖有训”。《五子之歌》之主要内容即五子之歌，歌言皇祖之训如何，不从皇祖之训又如何。故魏绛对悼公之问，称其夏训，直击主题。此种用法，尤其在言谈间，不仅古人有，后人亦有。如词牌《念奴娇》，因苏轼《赤壁怀古》首句“大江东去”，亦称此词调为《大江东去》。今人亦有此种说法，如“请朗诵‘好雨知时节’”，而不称诗题。且古人引文，只称其文属某书，而不标篇名，此为常例，不赘。 《左传·成十六年》：晋单子语诸大夫引《夏书》曰：“怨岂在明，不见是图。”此语见于《古文尚书·五子之歌》第一章。故魏绛称“夏训有之曰……”乃信口急就，不称《五子之歌》而称“夏训”，直指禹之训诫，以警悼公。故夏训不是《夏书》，但为《夏书·五子之歌》之内容。 杜注称夏训，《夏书》，这是前人的一种习用称法，不仅杜如此，许慎《说文》等亦如此，意为此文或此语出自某书。 二、有穷后羿……如之何？ 阎谓：“今试思有穷后羿下其语可得知乎？不可得知。果是因民弗忍，距于河，而魏绛引此鹘突语，以告悼公乎？此又当为一破绽耳” 从当是对话情势看，魏绛以为悼公已知“夏训”所说何事，故直接引“有穷后羿”；何鹘突之有，何破绽之有？悼公问“后羿何如”？魏绛始知悼公对后羿之事无所知或知之不多，故有下说。阎既未见到《夏训》原文，亦未见到《五子之歌》原文，从何知“有穷后羿”下不接“因民弗忍，距于河”？ “有穷后羿”下之语未必不可得知，魏绛引此语，绛必得知，绛引“夏训”有之曰，故其语必是“夏训”中语，“夏训”成篇，当然不惟“有穷有羿”半句之言，其所载熟悉《书》者必知。前已说明魏绛所称“夏训”即《五子之歌》，其中即有“有穷后羿，因民弗忍”。阎氏之说，仍是“有罪推定”，仍是以《古文尚书》伪为前提。 谈话间，人或插言提问，此对话之常情，谈不上文章疏密。魏绛回答悼公之问，亦非“不便复引夏训”，不复引“夏训”，则寒浞等事从何而来？不从“夏训”，又从何“训”？言谈间，大段引文，往往不句句照读原文，而谈其梗概，为交谈之常情，行文之惯例，不独魏绛与悼公对答有之。 三、《国语·周语》：“《书》曰：‘民可近也，不可上也。’”韦注：“《书》，逸《书》。民可近，可以恩意近也。不可上，不可高上。上，陵也。”此为晋厉公6年（前575年）卻至到周京献鄢陵之捷，单襄公评卻至所引《书》语。从其注看，语意为民可亲近，而不可居上而陵之。此语吴人韦昭称其出逸《书》。由汉至魏，惟今文《书》立于学官，非今文《书》，一律称之逸《书》。韦昭未称其出自何篇，既称其逸，当然不能的指何篇。且孔子厘订《书》前，《书》之篇名并未统一，一般只以朝代称，如虞书、夏书、商书等。今《尚书》古文篇《五子之歌》其一有“民可近，不可下”，除语助“也”，惟“上”作“下”，下有轻贱、疏离意，与韦释“上”义近。 魏绛对晋悼公问，为单襄公议卻至数年后事。且晋悼公曾事师单襄公。单襄公所言与魏绛所言，皆涉晋事，关民心向背，所引《书》文极可能是同一篇目《五子之歌》之文。 四、又按梅氏鷟谓：孔颖达疏左氏以有穷后羿为即五子之歌文，非是。盖彼不考下文，故下文公曰：后羿何如？至有穷由是遂亡，凡四十六句，初未尝言太康淫于田，即辛甲为虞箴，亦专以责羿耳，太康无预。魏晋间书出，始以后羿之田，转而为太康之田。胡不思离骚曰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衖。盖以淫乐失其国者，不援以为据，而辄妄及左氏何哉？ 梅氏之言亦差矣，前引魏绛与晋悼公之谈话，魏始谈及“有穷后羿”，即被晋悼公打断，而问“后羿何如？”绛只得专说羿事，于太康事，只如下几字：“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魏绛之言，不及有夏何以衰，未有太康淫放之录，惟《楚辞》有“夏康娱以自纵”之语。今人对其有不同解释，此不详议，待另作讨论。余以为此处之夏康，即夏之太康。娱为娱乐，人皆须娱，但娱乐到自我放纵，则不是好事，夏康如何自纵，史无明文，但田猎必为其一，除《五子之歌》，虽无明文，但可反推。史无太康恶行之描述，如果太康不离其巢，不长期畋猎于外，有城垣可为拱卫，有士卒可为战守，羿未必能轻易赶走太康，因而《书·五子之歌》所说“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乃盘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无反。”若只三五日，一二旬无反，后羿还来不及自鉏迁穷，何能将太康赶跑，因夏民以代夏政？太康一百天不坐朝视事，一百天远离朝堂放鹰逐鹿，有穷羿方有充裕时间，迁其部落，整其军伍，乘太康狩猎正欢，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故羿方能“因民弗忍，距（太康）于河。” 五、辛甲之箴堪疑。 魏绛云“昔周辛甲之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于《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在帝夷羿，冒于原兽，忘其国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兽臣司原，敢告仆夫。’虞箴》如是，可不惩乎？”” 今人以为，古九州有三种说法，即《禹贡》九州、《尔雅》九州、《周礼》九州。《虞箴》称“芒芒禹迹”，可见此“九州”之说出《禹贡》。《禹贡》显非夏初所能为，据顾颉刚说，《禹贡》成书不会早于战国中期。近有遂公盨出现，其铭文有“天命禹敷土，掘山浚川”等文字，据考证，此盨成器于周孝王至周夷王间，今人定周孝王前960年至前896在位，夷王前895年至前880在位，武王克商，现定为前1046年，周统自武王开基，至孝王御极已传七君，历86年，即令辛甲二十岁始事武王，至孝王元年已106岁。即使其能见到遂公盨，盨铭不等于《禹贡》，亦不能据此判定《禹贡》作于周初，甚至不能排除《禹贡》作于战国中期。《虞人之箴》极可能是魏绛编排，如果顾颉刚说成立，《禹贡》作于战国中期，则魏绛亦不知芒芒禹迹为何事。如人们所疑，《左传》经刘歆增删并非空穴来风。韩愈称“左氏浮夸”，良有以也。 《论语·宪问》有“羿善射，奡（浇）荡舟”之录。孔子生活于春秋末期，晋悼公死时，孔子尚未出生，故孔子所称奡或许出于魏绛说一系。 《史记·夏本纪》称：“夏后帝启崩，子帝太康立。帝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又称“太康崩，弟中康立，是为帝中康。”“中康崩，子帝相立。帝相崩，子帝少康立。”未及寒浞等事，一则夏事茫远，不必细说，再则寒浞等事，不着边际，左氏未出，他书不载，尤其《尚书》不载，故未录。《夏本纪》多采《书》事，阎、梅等以左氏攻《书》，真本末倒置。至于《虞箴》何以不及太康？前已说明《虞箴》极可能出自刘歆手笔，出于其正统观及为尊者讳，故避太康而指责篡逆者有穷后羿。 顺便说一句，看了一下《遂公盨》铭，除无款识、无时日，觉其文字过于规整，浮丽，与大盂鼎铭文等不类。是否赝品，有待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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