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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绘画概览 摘自《吟赏丹青：范曾 论中国书画 》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的洋枪大炮打开了中国封建主义森严的壁垒。中国解放前的一百多年是一部蒙受屈辱、丧失主权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贫穷和愚昧是文化保守主义滋生的最佳土壤，这是事物的一面。另一面是动乱不安的生活，也会造就一批桀骜不驯的天才，他们的成就有时会超过承平之世娇生惯养的艺术家，这是艺术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在起作用。 没有安史之乱，就不会有杜甫的《秋兴八首》；没有南唐的灭亡，也就没有李后主的《虞美人》；宋代李清照的万贯家藏不在战乱中丧失殆尽，就不会有她不朽的《金石录后序》这篇千秋妙文。近代乱世偏出才人，鸦片战争爆发时赵之谦才十一岁，虚谷十六岁，吴昌硕两岁，任伯年刚呱呱落地。十余年后，洪秀全三元里起事，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农民战争。 现在已经知道，任伯年曾当过太平军的小旗手，而虚谷不愿奉命去打太平军，削发为僧，并暗中帮助过太平军，其他的几个杰出的画家也都曾有不同寻常的历史。震荡的时代风云对沉闷腐朽的现实，宛若飚风狂澜对积垢太久的海面无情地冲击，是件好事。而天才的艺术家，总是需要一点刺激，方能使其耀眼的光华脱颖而出。 中国画 史上的和尚，真是值得大书一笔的。他们遁入空门之前，都有着一段悲痛凄楚的身世。或因国破家亡，或因厌倦红尘，他们的一腔孤愤加之蒲团上的静悟，使其下笔不凡，似得神助。对中国近代山水、花鸟画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明末清初的八大山人、石涛、石溪、渐江这几位和尚，这倒不一定要感谢释迦牟尼，应感谢的恐怕是皇太极和李自成。当然还有较早于八大他们的陈道复和徐渭。对近代人物画影响最大的应该是明末的陈老莲。 石涛是复古主义的最强烈的反对者，同时他主张师法自然，主张自我个性的表现，他认为“师古人之迹而不师古人之心”的画家是决不能在艺术上出人头地的，他要求画家“搜尽奇峰打草稿”。尽管他的思想和艺术实践如永夜中的明星，晶莹皎洁，但是毕竟势孤力单。和他友善并长他十几岁的八大山人，在艺术上无疑是其盟军。 八大山人的作品趋向于内省，他激越的情感用最含蓄蕴藉的方式表现出来，而笔墨的清华无渣滓，一直是近代百余年来画家的典范和圭臬。石涛的画名当时那么大，但皇家却不收藏他的作品，当时风靡画坛的是清初的四王：王时敏、王鉴、王原祈和王石谷。他们“远法大痴（黄子久），近师文沈（文徵明、沈周）”，以南宗嫡传自居，笔墨功力深厚，不能一笔抹杀。 中国画 史上“南北宗”说的创始人是明末的三个华亭人：莫是龙、董其昌和陈继儒，他们抬高“文人画”的地位，崇南贬北，视王维、董源、巨然和元四大家黄子久、王蒙、倪瓒、吴仲圭是画法正宗，而视唐李思训父子、南宋的刘松年、李唐、马远、夏圭为异己。其中董其昌为朝廷重臣，影响最大。 董其昌又与王时敏、王鉴同为画中九友的核心人物。董其昌的历史贡献并不止于画史的分类学，他还告诉人们什么样的笔墨是最好的。受董其昌影响很大的八大山人，便是为史立极的里程碑式人物。我们不能将画坛后来者的一切过错加诸董其昌之身，这是有欠公允的。我们可以认为四王对董其昌缺乏理解，只重古人笔墨而忽视现实生活，必然使自己的创造力凋萎，他们的造就会远逊于八大山人；然而就四王本身而言，和他们的后继者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王翚之后的虞山派，尚有顾昉等一两个能画的，而其他三王的娄东派，则笔枯意窘，殊不足道。 以上便是对近百年中国画 来自两个完全不同方向的影响，那么，它们影响的后果是什么呢？无论四王的声势如何大，学四王的人如何多，但，成千累万在南窗下靠古人讨生活的画家都被历史无情地淘汰了。清代的方薰、黄昌、奚冈、戴醇士辈虽生前名噪一时，然死后寂寞，评价不高。到了清末正如康有为所说，摹古派已“枯笔如草，味同嚼蜡”了。近代如顾沄等人抱残守缺，在绘画上因循保守，不过徒兴嘲议而已。有诗人讽刺他们不写生，所作山水峦头多白，讲：“笑他处处峦头白，不过欺人纸上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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