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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中期政局概述

 liuhuirong 2016-11-09

        自和帝以降,东汉王朝出现了外戚与宦官交替掌控政权之局面。这种局面的出现,与东汉初的加强皇权措施有关。光武帝为有效处理日渐繁重的国家事务,极力 抬高尚书台的地位。皇帝选择亲信的三公或其他大臣主持尚书台事务,皇宫内原先曾由士人担任的某些官职,也专由宦官担任,以便皇帝直接控制,随心指使。权力 的高度集中,导致在政治衰乱时代,少数人可以挟持皇帝,专擅朝政。而且,和帝以下诸帝,多童年即位,故多母后临朝,外戚藉此掌权用事:即位皇帝大多年幼, 外戚集团借易于接近皇帝之机,利用皇帝年幼软弱,掌握朝中大权;宦官则利用皇帝逐渐成年,摆脱外戚、亟欲亲政的心理,合谋铲除外戚势力,取而代之。外戚、 宦官轮番执政,排斥异己,为掌控权力而激烈争斗,使得汉王朝的政治关系愈发复杂、统治也愈发黑暗。在外戚、宦官的反复争斗中,外戚较多的得到官僚与士大夫 的支持,宦官则是他们所不齿的微贱之人。

  章和二年(88),章帝去世,和帝即位,时年10岁,窦太后临朝。她以窦宪为侍中,内幹机 密,出宣诰命,掌握朝中实权。从窦宪执掌朝政时起,窦氏成员纷居高位,地位显赫,他们飞扬跋扈,为非作歹;许多地方刺史、守令也多出自其门下。窦氏擅权, 朝臣震慑,望风承旨。窦氏骄纵,其奴仆仗势欺人,乃至杀人劫掠,无恶不作,横行京师,以致商贾闭市,如避寇雠。地方官惧怕贬黜,也不敢制止举报。和帝居于 深宫之中,与内外臣僚隔绝,可依靠的只有贴身宦官。永元四年(92),出击匈奴有功而受封的邓叠兄弟,与窦宪的女婿郭举相互勾结,图谋杀害和帝。和帝得知 消息后,与近幸宦官郑众等人精心筹划,诛杀窦氏党羽,窦宪等人被迫自杀,受株连者被免官还乡。永元十四年(102),参与诛灭窦氏势力的宦官郑众被封侯, 参与朝政大事。这是宦官封侯、用权的开始。

  元兴元年(105),和帝去世,其出生仅百余日的少子刘隆即位,是为殇帝,和帝皇后邓氏临 朝。不到一年,殇帝夭折。掌握实权的邓太后和她的兄弟邓骘等人,迎立皇族年仅13岁的刘祜即位,是为安帝。邓骘是东汉开国功臣邓禹之孙。邓氏家族自东汉以 来,世代宠贵,共有侯者29人,三公2人,大将军以下13人,中二千石的官僚14人,列校22人,州牧、郡守48人,其余任侍中、将、大夫、郎、谒者等官 职的不可胜数。邓太后除重用外戚外,还起用名士杨震等人,以取得士大夫的支持。建光元年(121),邓太后去世,汉安帝与宦官李闰、江京等合谋铲除邓氏势 力,亲理政务。当时,宦官李闰、江京等大权在握,皇后阎氏之兄阎显等人也身居要职,形成宦官与外戚共同秉政之局面。

  延光四年 (125),安帝去世。阎皇后与兄阎显及宦官江京等人定策,立少帝刘懿。少帝在位7月而死。阎皇后、阎显、江京等欲重新拥立皇帝,其时宦官孙程等十九人合 谋诛杀江京,拥立废太子济阴王刘保(安帝与宫女所生,母为阎皇后害死)为帝,是为顺帝。阎显被杀,阎氏倒台。孙程等19人为侯,宦官权势大为膨胀。他们不 仅可以充任朝官,且可以养子承袭爵位。后来,顺帝扶植外戚势力,相继拜皇后父梁商、兄梁冀为大将军。

  建康元年(144),顺帝死,其 两岁子刘炳即位,是为冲帝,顺帝皇后梁氏临朝。冲帝在位一年而死。为继续掌握朝政大权,梁太后与梁冀密谋,选立8岁的刘缵为帝,是为质帝。质帝初立,不满 梁冀骄横,称他为“跋扈将军”(《后汉书·梁冀传》),竟被梁冀毒杀。接着,太后和梁冀选立15岁的刘志即位,是为桓帝。梁冀把握朝政近20年,恣意妄 为,违法乱纪。当时百官升迁,要到梁冀门下谢恩,满足他的种种索求。刚直不阿的官员,往往被梁冀陷害、杀戮。四方进献奇珍异宝,要将最优良者送至梁冀宅 中。他大兴土木,营造第舍,广开园囿。据说其园囿绵延近千里。有人误杀园中一兔,转相告言,竟有十余人被处死。梁冀专权,梁氏家族成员亦多居高官,声势显 赫。梁氏一门中,有7人封侯,3人为皇后,6人为贵人,两人为大将军,其余任卿、将、尹、校者57人。

  延熹二年(159),梁皇后 死,桓帝与宦官单超等合谋消灭梁氏,公、卿、刺、守牵连而死者数十人,被免官者三百余人,据说“朝廷为空”;梁冀被抄没的家财达30亿钱之多,朝廷竟得以 此“减天下租税之半”。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五人同时被封侯,世称“五侯”。他们独揽朝政,权势达于顶点。“五侯宗族宾客虐遍天下”(《后汉书· 宦者传》),百姓不堪忍受,纷起为“寇贼”。

  永康元年(167),桓帝去世,无子,窦皇后与父窦武定策禁中,迎立12岁的刘宏为帝, 是为灵帝。建宁元年(168),名士陈蕃与窦武等共同执政。他们起用李膺和其他被禁锢的名士,并且谋划诛灭宦官势力。宦官曹节等人抢先动手,矫诏捕杀窦武 等人,陈、窦的宗亲、宾客、姻属也被收捕诛杀,其门生故吏被免官禁锢。次年,宦官势力乘机兴起第二次党锢之狱。灵帝对宦官信用不疑,他甚至公开说,“张常 侍(张让)是我公,赵常侍(赵忠)是我母。”(《后汉书·宦者传》)宦官得志,无所忌惮,甚至管理宦官家事的奴仆也收受贿赂,为虎作伥。桓、灵时,宦官权 炙,还干预司法。当时有黄门北寺狱,设置之初可能是为了收系有罪的宦官,后用来收系、打击“党人”。

  在朝政昏乱、民生多艰的形势下, 太学生议政成为风气。安、顺帝时,相继扩充太学,顺帝时太学生多至三万余人。太学生中有相当部分出身官僚、富户,和官僚士大夫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思想敏 锐,与民间接触较多,对弊政有较为直接的感受。他们为安帝以来风起云涌的农民暴动所震动,认识到东汉王朝已面临崩溃之严重危机。他们通过议政等方式,反对 宦官专权,直陈社会危机,以拯将倾之大厦。太学议政风气,与官僚士大夫“清议”之风潜相结合,太学逐渐成清议中心。东汉后期,官僚士大夫中出现了评议鉴品 人物的“清议”之风。乡闾清议是征辟、察举选拔用人之重要依据,善于清议的人被视为天下“名士”。他们对人物的褒贬、品评,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乡闾舆论,从 而影响到士大夫的仕途进退。大官僚和世家大族为了操纵选举,进退人物,对这种清议也大加提倡。在当时政治极端腐败的情况下,清议在激浊扬清方面确有一定作 用。风气所至,士大夫相率久丧、让爵、推财、避聘、清节西汉时很少行三年之丧,东汉行丧三年则为常事,甚至有加倍服丧者,是谓久丧;所谓让爵,是说父亲有 高爵,长子本应承袭,但逃避不受,推让于其弟;所谓推财,是说兄弟分居分财,取少推多;所谓避聘,是说有郡县或朝廷征聘,但不就其聘,推让于其亲;所谓清 节,主要是说廉洁,一介不取,推财于人。这些所谓的美德高行,是东汉士族风尚之表现,也是为后世所推崇者。,而这些风尚与察举制度选拔标准孝、廉有关。或 藉此伪装成孝义高行之人物,以博得清议赞扬;那些求名不得的人,甚至“饰伪以邀誉,钓奇以惊俗。不食君禄而争屠沽之利,不受小官而规卿相之位。名与实反, 心与迹违”(《资治通鉴·汉纪·孝顺皇帝》)。

  在外戚、宦官统治下,州郡长官在察举、征辟时,多逢迎当朝权贵之私意,望风行事,不附 权贵的士人则受排斥。顺帝初年,河南尹田歆察举6名孝廉,权贵勋戚交相请托,名士仅一人入选。桓帝以后,察举制度更为腐败,以至于“举秀才,不知书;察孝 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抱朴子·审举》)。仕途为外戚、宦官等当权者的子弟姻亲,以及投靠他们的官僚所垄断,一般正直的官僚士 大夫受排斥打击,太学生们也是仕进无门。故而,官僚士大夫与太学生在无形中联合起来,成为反对外戚、宦官特别是当权宦官的政治力量。太学清议也集中到攻击 腐败朝政及权贵,注重赞美敢于反抗权贵的士人。

  永兴元年(153),冀州刺史朱穆奏劾贪官,打击横行州郡的宦官党羽。他为此获罪,罚 作左校(左校掌左工徒)。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诣阙上书,申明朱穆出于忧国之心,志在肃清奸恶的立场,指责宦官窃权、为非作歹,赞扬朱穆奋然不顾个人安危, 表示愿代替朱穆受刑劳作。桓帝不得不赦免朱穆。延熹五年(162),一向痛恶且不与宦官交通的皇甫规,得罪宦官,受诬被刑,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随若干 高官诣阙讼冤,皇甫规因此被赦免。官僚、太学生的这些活动,对当政者形成巨大的压力,“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后汉书·党锢传》)。诸 郡国学的学生,也同太学清议相呼应。

  士大夫中的正直激进分子,采取公开或半公开的形式,同当权的宦官集团进行斗争,这批志同道合者曾 结成相对牢固的群体,故被蔑称为“党人”;宦官集团乘机迫害“党人”而发起的政治打击运动,被称为“党事”。对“党人”的迫害,有禁止其出任官职并限制其 活动的形式,时称“党锢”,也称“党禁”。延熹九年(166),李膺出任司隶校尉,严惩贪残为害的宦官亲属。宦官集团借事诬陷李膺,声称他勾结郡国学徒、 结为朋党,攻击朝廷,扰乱风俗。在宦官势力的怂恿下,桓帝震怒,下令郡国逮捕“党人”,李膺等人被捕入狱,并牵连二百余人。次年,李膺等被释放,返归田 里,禁锢终身。此为第一次党锢之祸。即便如此,士大夫阶层群情激昂,敬仰“党人”之高风亮节,鄙视朝廷的丑恶作为。他们把那些不畏宦官势力,敢于反抗的正 直士大夫,分别加上“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美称,清议浪潮更为高涨。度辽将军皇甫规没有被当作名士列入党锢,自以为耻,于是 上书自陈与党人之关系,请求连坐。建宁二年(169),宦官势力借斩杀窦武等人之机,诬告张俭与同乡24人别相署号,共为部党,图谋危害社稷。于是诏令收 捕党人,“党人”横死狱中达百余人,被牵连而死、徙、废、禁的又有六七百人。此为第二次党锢之狱。直到黄巾起义后,汉政府才赦免党人,解除党禁。

   官僚、太学生的反宦官斗争,在当时具有一定的正义性,博得社会同情。“八及”之首的张俭,为躲避收捕而流亡各地,沿途许多人家重其名行,不惜冒家破身死 之危险,予以掩护。范滂在收捕之列,他自诣官府。县令很是惊奇,愿辞官与他同逃亡,并说天下至大,为何要诣狱?为不拖累他人,范滂坚持选择系狱。当他要受 刑时,其母与之诀别,“汝今得与李(膺)、杜(密)齐名,死亦何恨。”(《后汉书·党锢传》)藉士族大姓辅助而建立起来的东汉政权,最终因失去士大夫阶层 之支持而归于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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