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今天有人告诉你，他们学校一个年级的学生就超过5000人，请相信这绝非耸人听闻。据说国外判定学校规模是否合适，有个简单的标准，那就是看校长能否叫出每个学生的名字。而在我们这里，一所高中三五千学生并不少见，做校长的能认得出多少学生？恐怕能叫出每个老师名字的高中校长也不会太多。 学生多了，规模大了，只能去寻找新的管理办法。比较通行的，是实行年级管理：高一的事儿归高一年级管，高三的事儿归高三年级管。老师们也告别了原来学科教研组办公的地盘，分坐到各年级的行政区划里。 在年级部管理的体制下，年级部主任对整个年级的教育教学负总责，而且实行三年一贯的考评。年级主任权责明晰，目标具体，工作也都积极主动，他们会积极争取优秀师资力量的配置份额，会加强对日常教学行为的监控，会高度关注预期质量目标的达成。 推行年级部扁平化管理，看似效能明显，其实潜隐着一些问题：一个年级部，说到底是为了这个年级三年目标的实现而设置的行政组织，但三年之后，这个组织就不复存在了。你想让一个只有三年期限的行政化组织有长远的追求，防止短期行为，避免急功近利，是否有些强人所难？ 与级部及年级主任的强势作为形成巨大反差的，是教研组和教研组长突然不见了。教研组长们去了哪里？前些年曾有玩笑说法：“可以在工会组长的位子上找到”——因为教研组长在忙于福利发放、组织文体活动、打球照相、说拉弹唱；“可以在教务管理的传令兵那里找到”——教研组长在上面开了会，回来传达布置便可交差；甚至“在党小组长的位置上也可以找到”，唯独在教研组长位子上找不到他们！ 我到许多高中去参访，喜欢问教研组长们一个数字：一个学期教研组能集中活动几次？许多组长回答：三次。凭经验判断，三次活动应该是期初布置工作、期末总结工作各一次，还有一次大约就是期中质量分析。这样的教研组除了教学行政事务之外，教研的功能实际已严重弱化，更遑论长远规划、学科建设、教师培育了。当然，他们也会回答“现在主要是备课组活动”。这是事实，但备课组的功能与活动毕竟与学科建设取向相去甚远。当教研组成了各备课组结成的“独联体”时，教研组差不多也就名存实亡了。 教育部于1952年颁发的《中学暂行规程（草案）》中明确规定，“中学各学科设教学研究组”。自那时以来，学校就“由各科教员分别组织”成立教研组，并“以研究改进教学工作为目的”展开活动。不论在什么时期，教研组作为学校的基本建制单位，都在发挥着独到的作用，怎么到今天其功能突然大大减弱了呢？不论在哪个地区，教研组长总像大学里的院系主任一样，以学科权威的角色，发挥着培养青年教师、推进学科建设的积极作用，怎么到今天其地位反倒尴尬了呢？ 有一天突发假设：假如大学不设学院，也设大一级部、大二级部会是怎样？——荒唐的假设突然让我明白一个道理：没有学院系科的运行机制，就没有了学科建设，学校也就失去了学术发展的动力源。大学如此，中学尤其高中也如此。 看起来顺畅高效的级部管理体制，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强化了行政管理，是否弱化了学科建设？强化了近期目标，是否弱化了长远规划？强化了教学管理，是否弱化了课程研究？强化了教师使用，是否弱化了专业培育？一所学校若长期依赖行政化体制运行，学术地位式微，学科建设薄弱，是否会导致学校发展后续乏力？更严重的问题是，长期以高三考试为目标的备课组研究导向，会否使学科发展根本无法指向立德树人的教育追求？学科的终极教育价值会否被考试的工具价值长期遮蔽？ 学科教研组长在哪里？今天他们在做些什么？校长们似乎应该常有这一声追问。这追问应该引发校长对学科地位、学科建设的高度关注，对学科领袖、学术标高人才培育的高度重视；也提醒着我们，学校发展迫切需要学科发展的轮子，而不能变成依赖行政运行的“独轮车”。（唐江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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