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不能替代人治(原创首发)

在言必称法治的今天，人们患上了法治依赖幻想症。人们惯性思维认为，法治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社会存在这样那样的不公平不公正都是人治的结果。国家那么多法律，那么多律师，那么多法学院，那么多法官，似乎都是摆设，他们都是吃素的。从而，使人们完全抛却现实，脱离现实，每一个公民自己置身于虚无的社会制度中。人们被人治搞怕了，对人治有恐惧情结，从内心抗拒人治。另一方面，人的自私本能在商业社会更加放大，每一个人都是自私的，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对人治更加怀疑。在人们看来，如果没有法治，人人都会往自私的方向裸奔，都会胡来。我曾著文支持妓女合法化，有人恐惧地发问：妓女合法，那不是所有女人都去做妓女？其实，封建社会妓女就是合法的，封建社会所有女人都争当妓女了么？人类制造法律，以人性恶为设定原则，法律就是用来束缚坏人的。中华文化却这样告诉我们：人性本善。法律的人性恶假设与人性本善的矛盾，人类自身目前还无法解决。要法治替代人治，不解决这个矛盾，喊的再响，如何高蹈表演，不过是以法律为幌子渔利罢了。

世界上，究竟有哪一种制度有哪一个国家用法治解决了一切？没有，也不可能。每每有民主人士大谈宪政，我就想笑，中国没有宪法，还是中国宪法没有别国设计好呢？那么，提出宪政概念的意思是啥？

法治是一个软概念，好与坏没有绝对的标准，没有世界ISO法治标准。世界的人不是一个父母生的，有白种、黑种、黄种，世界文化不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有东方文化、西方文化，必须要面对这种差异，承认这种差异，离开社会实际谈法治，就是瞎子搞赛跑，摔倒是必然。企业界推行“ISO”确实是美国企业的那一套，作为西方管理界的“普遍真理”传到中国，中国企业视其为企业管理的不二法门，对其“顶礼膜拜”，几近迷信程度。那时，从未接触的中国企业，觉得这玩意很新鲜，以为导入“ISO”管理体系，企业就可以自动运作成功。很多企业不惜花几十万推行ISO质量体系，经过推行与实践，人们发现被西方吹得神乎其神的ISO原来不过如此，推行得不成功，“ISO，ISO，碍手碍脚”，推行得成功，ISO也只不过建立一个普通的文件体系，根本离不开人的运作，更不可能代替人管理。一个成熟的管理者来看“ISO”管理体系，它仅是一个相当机械的管理模式，生搬硬套来推行，中小企业基本上会“套牢”，不套牢的也流于形式，不流于形式就产生负面阻力。“ISO”在中国也是水土不服，现在中国企业家早已超越美国的“ISO”，在企业若言必称“ISO”那一套，过去很时髦，现在很老土，OUT了。

当然，说法治说到企业管理，有人会用“偷换概念”来将我的军，说这与打上政治烙印的法治风牛马不相及。其实国家管理与企业管理只有大与小、轻与重的区别，没有本质区别，法律不过制度之一种，制度是文化之一种，法律也是文化的表现。美国的管理制度是西方文化的载体，中国企业发展晚，在摸索中被迫接受了西式管理、日式管理，尝试遍了，最后还是要回归到中式管理，适合中国人的管理才能真正为中国企业所用。

法律制度不只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奴隶社会就产生了维护奴隶主利益的法律，公元前536年，郑国子产铸刑书，公元前513年，晋国赵鞅铸刑鼎，战国时期有《法经》，商鞅变法有秦律。封建社会，法律又迈进一步，汉朝有《汉律》，唐朝有《唐律》《武德律》《贞观律》，宋朝有《宋刑统》，明朝有《大明律》，清朝有《大清律例》。封建社会，上至皇帝，下至百姓，都懂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皇帝们更是宣扬“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以此彰显王法的威严与公平公正。可见，法治精神千年前就在，法治原则也在，不是什么新玩意，只是封建社会法制偏重于维护统治阶级自身利益，今天的法律更近似于社会公共游戏规则。

如今，人对人失去信任，自己对自己失去信任，只有指望制度来解决一切。从人治到法治，这无疑是社会进步，但是人们非常理想化的假想着未来，人人遵守游戏规则，包括规则的制订者和执行者，让权力为法治打工，这想法非常幼稚。当权力不是权力，而变成服务，那不是法治的结果，那是人性光辉使然。作个简单的比方，小区物业管理更接近国家公共管理，每个业主交钱给物业公司，就象百姓给国家纳税，业主要求物业公司管理透明化，物业人员就是为业主服务的，但是物业管理人员对业主违反公共秩序也必须要约束，业主也不可以任意役使物业从业者。由此可见，物业管理也是小范围“公权力”的行使，可谓缩小版的国家管理。小区物业管理者有三种身份：一是服务者的身份，拿人家钱替人家办事，拿老百姓的钱替老百姓办事，天经地义；二是制度执行者的身份，虽然我拿了你的钱，但是你不能影响别人，损害别人，否则我就黑脸依规章处罚你；三是物业从业者也是小区的一员，有权享受小区一切该拥有的权力。于国家来说，当官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没错，但是当官的同样是制度的执行者，同样社会公民的一员，人们往往抹杀当官者第三种身份，这样的出发点就是站不住脚。同样是制度，小区的制度为什么比较好执行，不是小区的制度先进，不是小区没有政治，而是小区人的自觉性高，家的意识强烈，每一个人明白是保安在为自己看家护院。但是，到了社会事物放大以后，不是这种关系变得如何政治了，而人们的潜在意识变了，小区是我家，国家这么大，没有“我”的意识。我们身边没有见过小区业主们对物业人员呼来唤去，没有人大喊大叫“我交钱给你，你就得为我服务”，而是当物业人员帮忙时，一再致谢，过年过节还要给物业保安派红包。小区物业管理是一个缩影，人物同样形形色色，对社会管理有重大参考价值。企业过去“制度化”常挂嘴边，也企图变“人治”为“法治”，推动企业向“公众化”发展，也强调“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企业的制度化，也是谋求理想化状态下的“公平公正”，以制度化解决人治产生的管理偏差及带来的不良后果。到后来，老板们发现，单靠制度与体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于是今天，企业大谈文化，文化是一个虚无的东西，比人治更为离谱，但是企业主们发现，这种虚无的东西恰恰是管理的精髓。由制度管人到文化育人塑人，企业是社会小单元，给国家管理者带来何种思考呢？

首先，法律制度由人制订，过去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现在还是人的意志表现，将来也是。人无论多么客观，都有自己的个性立场，即便是大多数人表决的法律制度也存在主观意识问题。法律制度放到社会，总会产生这样那样的矛盾和不适应性，法治自身的矛盾也会一直存在。法律制度还受社会舆论、国家文化、政治环境的影响，还有时效性，如此种种，制订法律制度时就深深打上了人治的烙印，怎么能抹去人治？其次，法律的模糊概念和空间可能性，为人治提供了无限可能。法律本身就存在模糊性和可能性，比如杀人的性质也有不同，有故意杀人，有恶意杀人，有杀人未逐，有杀几人，有过失杀人，诸如此分类，法制本身就不能一刀切，需要根据情节轻重和法律主体意愿来判定。其三，法律必须由人来执行，人性决定法治的实现。无论法律制订得多么完美，多么公平公正，在执行者手中，永远会有偏差。犯同样的罪，在A市可能判十年，在B市可能判五年；在A法官看来，应该从轻判，在B法官看来，应该从重判。只要法律需要法官来判案，偏差与人治就会永远存在。举例来说，新版《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严惩酒驾，这个法律由交警来执行，试想，如果A司机酒后经过路口被交警拦车，却被放过，因为A司机是交警他爸；B司机在同一地点喝酒，经过该路段，被该交警逮住抓去坐监。抓B司机是合理合法，但是放了交警他爸，一定被认为是循私。这种私心，我想人皆有之，若此条交规不用坐监，只是罚款，也许就不一样，是法律问题，还是人性问题？所有的法律执行都会是这样的结果，可执行，可不执行，可严格执行，可从轻执行，可睁一只眼可闭一只眼。领导打招呼说放了某某人，他是来贵地投资的财神爷，喝点酒没出什么事，你是交警，放不放？不放是合法，放了是渎职。这样的执行，孰是孰非？这就是无法避开，无法避免，无法不面对的人治。法律没有人治，似乎更是没意思了。其四，法律制度的多层次执行，使人治更加复杂化，明显化。世界各国制订法律、执行法律、监督法律是分开的，因此这种体系包括执行层、督查层、监管层，每个层次均有偏差可能，从而形成多层次的人为影响，彰显人治特征。由人制订，再由人执行，再由人去监督，还三权分立，看上去很完善，也蛮有意思。在实际的社会管理事务中，人参与的越多，越是没有法治可言，一个人出了执行问题，另一个人接着出监督问题。一个犯法了，由公安部门去取证，这里可能产生假证、伪证，还有可能片面取证，选择性取证，还有可能销毁证据，冤假错案不发生还真是不合理，发生才是合理。法院凭证据判案，按理把证据录入机械就可以操作，可惜现在没有发明这样的机器。有法官的时代就是人治的体现，制度对人有依赖性。制度再好，执行的人决定法律制度的结果，制度化代替不了“人治”。法律制度给社会画下一框，社会的“装修工程”是人为的。无论有没有制度，无论制度好坏，管理的全过程有人在参与，制度化不过是“人治”的一种“合法化”。不否认制度化，法治化，是因为法律制度是国家管理的工具，记住法治是工具，不是万能，完全依赖制度等于无制度，社会管理成功与否，不是取决于法律制度的优越性，而是取决于人性与文化，也就是说，同样的法律制度，在美国也许执行得很好，在中国就行不通。法律制度，在清者面前它就是清；在浊者面前，它就是浊；在贪者面前，它就是贪；在正面前，它就是正。同样的道理，腐败亦不取决于监督机制，监督机制再完美，不能代替职能部门去执行工作任务。实践告诉我们，好官不是监督出来的。只要有人在操作执行制度，就没有一种制度可以跳出“人治”。 

多少年来，人们渴望“法治化”谋求全社会公平公正，以为法律可以替代“人”，法治可以替代“人治”，以法律制度改变社会，解决一切社会问题，不过看上很美，说起来动听，做起来很难，结果很糟糕。说到底，法律制度不是机械程式，所有的游戏规则不能设计后由机械操作，它就是死的，只有好的人性才能激活好的社会制度，所以法治根本离不开人治。人们常犯这样的毛病：企图用法律代替道德，用制度代替人品，用法治来解决人性问题，注定是要失败的。任何用制度化代替“人治”，夸大制度化的作用，忽视“人治”的作用，对社会来说都是有害无益的。

是人在治理社会，准确说是人利用法律制度在治理社会，法律制度是社会管理的工具。很多人这个没搞清楚，以为有法律制度，有法治精神，社会治理就不要好人了，坏人也可以治理很公平公正，这话听起来很逗。无论法律怎么建立，无论体制如何优越，均存在先天的不足和缺陷。法律制度的建立不等于社会管理，法律制度的执行才是管理，执行的关键在人，人才是法律制度的主体、主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