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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崇文第十二 夫功成设乐，治定制礼。礼乐之兴，以儒为本。宏风导俗，莫尚于文；敷教训人，莫善于学。因文而隆道，假学以光身。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不游文翰，不识智之源。然则质蕴吴竿，非筈羽不美；性怀辨慧，非积学不成。是以建明堂，立辟雍。博览百家，精研六艺，端拱而知天下，无为而鉴古今。飞英声，腾茂实，光于不朽者，其唯学乎？此文术也。斯二者，递为国用。 至若长气亘地，成败定乎笔端；巨浪滔天，兴亡决乎一阵。当此之际，则贵干戈而贱庠序。及乎海岳既晏，波尘已清，偃七德之余威，敷九功之大化。当此之际，则轻甲胄而重诗书。是知文武二途，舍一不可，与时优劣，各有其宜。武士儒人，焉可废也。此十二条者，帝王之大纲也。安危兴废，咸在兹焉。 人有云，非知之难，惟行之不易；行之可勉，惟终实难。是以暴乱之君，非独明于恶路；圣哲之主，非独见于善途。良由大道远而难遵，邪径近而易践。小人俯从其易，不得力行其难，故祸败及之；君子劳处其难，不能力居其易，故福庆流之。故知祸福无门，惟人所召。欲悔非于既往，惟慎祸于将来。当择圣主为师。毋以吾为前鉴。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自非上德，不可效焉。吾在位以来，所制多矣。奇丽服，锦绣珠玉，不绝于前，此非防欲也；雕楹刻桷，高台深池，每兴其役，此非俭志也；犬马鹰鹘，无远必致，此非节心也；数有行幸，以亟劳人，此非屈己也。斯事者，吾之深过，勿以兹为是而后法焉。但我济育苍生其益多，平定寰宇其功大，益多损少，人不怨；功大过微，德未亏。然犹之尽美之踪，于焉多愧；尽善之道，顾此怀惭。况汝无纤毫之功，直缘基而履庆？若崇善以广德，则业泰身安；若肆情以从非，则业倾身丧。且成迟败速者，国基也；失易得难者，天位也。可不惜哉？ 【崇文第十二译文】 功业完成，国家安定之后，就应该制礼作乐，专力教化。天下虽然可以用武力取得，但管理和建设则必须依靠礼乐。汉高祖刘邦建国之初，因不明白礼乐的意义，结果群臣争功，纷扰不休。后起用大儒叔孙通颁定朝仪，于是天下肃然，莫不宾服。高祖感慨地说，有了这些章程和规矩，我才明白了作皇帝的威严和尊贵！因此，制礼作乐的大事，非武夫所能，而应以儒生为本。 宏广风化，导引习俗，没有比用文术更好的了；宣扬政策，训诲人民，没有比学校教育更好的了。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依靠文术，可以弘扬道德；凭借学习，能够光显身名。 不靠近深溪，就不会知道地有多厚；不认真学习，就不能明白智慧的源泉。吴地的竹竿虽然端直质劲，堪作良箭。但如果不把它放在弓弦上，就没法显出其独特的功用。有的人尽管天资聪慧，善辨有识，但不学习也终究成不了大气候。所以，天子设立明堂，作为尊贤之所；帝王建立学校，作为学习之地，目的都是为了让人们进德修业，养身增智。 一国之主，必须博览群书才能积累学问，深入控讨六艺的精髓，才能增长见识。积学储宝，天下大事了然于胸，就可以鉴古知今，安然地把国家治理好了。要想传扬英美之声名，播撒嘉惠之德行，从而使自己能不朽于世，不靠学习怎么能行呢？这就是文艺儒术之道的独特价值啊！文武之道，在乎张弛。文以安邦，武能定国。因此，两者交互使用，并驰不偏，才是驾驭天下长盛不衰的关键所在。 不管兵祸如何惨烈，但最后决定成败的仍是文艺儒道；无论灾乱怎样弥漫天地，兴盛和衰亡也只取决于战争。每当战事降临之时，人们往往只懂得追求坚戟利盾，却忽视了学校教育。自古至今，之所以在全国上下兴办学校，就是为了教育人们知礼养德，不至于胡作非为啊！ 等到兵尘不起，海晏河清，天下平定之后，君王必须放弃武功而专修文治，只有这样，才能够用高尚的道德去感化百姓，用丰厚的物质去养育黎民。当此之际，人们就会丢开兵器而钻研诗书。由此可知，文武之道，缺一不可。是兴文还是尚武，必须结合时事恰当运用。国家之栋材，既要有武艺忠勇之士，也要有儒学贤德之人，两者同样重要，丝毫不可偏废。 以上讲的十二条，是推行王霸大略的纲领。江山是平安还是危乱，是兴盛还是衰败，其中的道理都包括在其中了。有人说，难的不是明白这些道理，而是不易实行；更难的不是一时能够实行，而是能否坚持始终。所以说，暴虐荒乱之君，原本不是只懂得作恶，而是不能把善行推延下去；圣明哲智之主，也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但他们能始终行善备恶。确实是大路幽远而难以循行，小路近在眼前而极易遵行。 小人因为只选择那些容易的事情去做，不愿努力去做较为困难的事情，所以他们常常难以获得成功，而倒霉的事情却往往与他们伴随。君子因为在困难面前无所畏惧，不愿毫不费力地去做容易的事情，所以他们能不断进步，福祉和祥庆也总是环绕着他们。因此，是福是祸，本来无所谓天命，一切都是由人的主观努力和追求所决定的，正如《易经》所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人们能够在祸福面前幡然醒悟，痛悔过往的缺失，虽然类似亡羊补牢，但这也是明智的做法。有了这样的认识，后来做事就会谨慎有加，不至招来灾祸了。你应该选择那些真正具有雄才大略的一代英主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不要以我为鉴戒，因为我的作为确实是不足为训的。 从最好的学起，结果也只能得到中等的水平；从中等的学起，结果只能获得下等的水平。自己只有下等的水平，怎么可以成为百姓的榜样呢？除非是高尚大德之君，如尧、舜、文王方可成为取法的楷模。否则，自己倘若起点很低，不去选择圣君明主作为老师，就不可能真正有所作为。我从即位为君以来，建树应该说是很多了。但反省自己的功过，又不禁常觉汗颜。服饰华艳，珠玉满堂，大兴土木，筑台掘池，这是我不知节俭，纵欲奢侈的地方，每念及此，都深以为悔；斗鸡走马，纵情声色，招奇纳巧，搜求无度，这是我不懂约己，肆志荒唐的地方，每念及此，都深以为憾。上述各事，是我平日难以被人原谅的大过，希望你千万不要重蹈覆辙，唯尤是效。如果拿这些作为后来的法度，从而让人们去效法，那就大错特错了！ 我虽然有许多毛病和缺失，但我也建立了伟大的功勋，功过相较，功大过微，所以德行还算圆满，百姓不会怨愤和计较。试想当年挥师平乱，救民于水火；荡涤天下，建都于长安，也可以说是贡献大于危害吧。尽管如此，回顾自己的一生，毕竟还是没有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反省之余，常深感惭愧。至于说到你，不曾建立过纤细毫末的功绩，却直接从父祖这里继承了皇位，又怎么能不更加奋勉呢？ 如果追求善道，弘扬美德，那么就会基业康泰，身位平安。相反，如果放肆情欲，贪嗜邪恶，那么就会基业倾危，身位丧败。要知道，国家的基业，确实是形成很慢而败亡很快；皇帝的宝座，也确实是得到很难而失去很易啊！自己怎么能不珍惜呢？面对前代的治乱兴衰，成败利钝，一定要格外谨慎小心啊！ 【崇文第十二释评】 《庄子》曰：“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 《老子》曰：“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像庄子和老子这样的哲学家，惯常以逆挽法起笔。上述两则论述，就是从结尾说起，然后追溯形成此结果的根由。他们很少从正面去说应该怎样施行仁义礼乐，而是更多地从反面警示人们不施行仁义礼乐的恶果和危害。毋庸讳言，今天的学术界有许多人对道家哲学存有很强的偏见和很深的误解，最典型地表现在对“清静无为”思想的理解上。不少人片面而肤浅地认为，所谓“清静无为”就是什么事都不做，只是坐在那里等机会，因而把“清静无为”看作是一种消极悲观的思想。持论者甚至把无欲无求、清心寡欲、不与人争等命题也曲解为是保守倒退、不思进取等等。 殊不知，道家的这些思想并不是僵死教条、万古不变的人生准则，而贯溢其中的却是鲜活的生命的律动和制止妄为，反对暴虐的呼唤。老子和庄子面对春秋战国的刀光剑影以及由战祸摧毁了的世道人心，真可谓泪干心枯、往事成灰。兵灾由何而起，荒败由何而生，还不是源于人性之恶？人性之恶的表现又是什么呢？答案是欲望没有止境，争伐没有尽头。在这个意义上来看，道家从扼制人性之恶入手，大概比儒家单纯张扬礼乐之兴，仁义之作更深刻也更有说服力。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道家哲学的出现，是对儒家哲学盲目煽动进取有为因而不断导致罪恶产生的一种制衡，是一种正本清源，更是一种拔乱反正。 当人们集体无意识般地沉迷于儒家哲学的有欲有为中时，道家哲学确实称得上是一味厚重的清醒剂，它既矫正了人类的自大狂，更尖锐地揭示了儒家哲学“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穷凶极恶的偏谬，起到了匡时救世的积极作用。正因为祸乱不已，所以才要清心寡欲；正因为征伐无度，所以才要清静无为；正因为争斗不息，所以才要抱朴守拙。那些用脚底板思考的人，又哪里知道，儒家思想在正面鼓励人们奋发图强的同时，又是多么巧妙地掩盖了其欲壑难填的恶劣倾向。 环顾历史，人类的各种各样的欲望，又给自身带来了多少难以克服的灾难啊！我们也必须明白，道家哲学并不是要否定人的欲求，而是试图疏导人们有所克制地去实现自己的愿望。如果说儒家哲学是更多地从正面教育人们应该去做什么的话，那么，道家哲学就是更多地从反面训导人们不应该去做什么。因而从本质上说，道家哲学不仅不是冷眼旁观的哲学，相反却是热心救世的哲学；不仅不是消极悲观的哲学，相反却是积极乐观的哲学。当然，任何哲学都只可能揭示出相对真理。儒家哲学在讲求修齐治平的同时，业已潜藏着纵欲的危机，而道家哲学在强调无为而治的同时，分明也孕含着虚无的色彩，这是我们必须予以警惕的。 儒家与道家相比，前者更重建设，而后者更重破坏。尤其是在礼乐文化方面，儒家可谓建树颇多，影响颇深，贡献颇大。试以孟子的一段话为例：“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斑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 儒家的祖师爷孔子，则告诫儿子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他更明确地提出“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的著名主张，以此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规范，强化人们的道德修养。 《论语》、《孟子》、《荀子》，作为儒家经典，其核心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阐扬仁教德化义礼智勇。它对于炎黄子孙性格的塑造和熔铸，对于中华民族礼仪典章的形成和确立，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大作用。不用说古代，即使在今天，我们所遵循和奉行的仍然是以儒家之道为主的精神内核和文化传统。比较而言，先秦百家以及后来的诸如宋明理学等传统，显然或消声匿迹或退居其次。在某种意义上说，儒学思想在我们这个缺乏宗教信仰的民族中，几乎演化成了一种国教、一种官方哲学、一种深入人心并历久弥新的理论准则。 传统儒家虽然普遍存在着忽视乃至贬斥法治刑名的倾向，但它在重教兴学方面的突出建树，又是其它百家所望尘莫及的。从孔子的施仁政、办私学，到孟子的行王道、废霸道，再到荀子的法后王、重后学，一以贯之的主导思想，几乎无一例外地是诗书继世、礼乐兴邦的优良传统。 这一传统一个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它不断导引封建时代的政治家们弃武修文、经邦济世。其具体的表现则是把马上得天下，诗书致太平作为最高的统治之术。因而，制礼作乐、文教德化、尊贤重道，几乎成为了历朝历代政治家们的终极关怀。自然，进德修业的课题也长盛不衰地被提到一个崇高的位置。如《贞观政要》记载贞观十八年，太子李治初立时，散骑常侍刘洎的一番议论就极具代表性。他说：“至若生乎深宫之中，长乎妇人之手，未曾识忧惧，无由晓风雅。虽复神机不测，天纵生知，而开物成务，终由外奖。..窃唯皇太子玉裕挺生，金声夙振，明允笃诚之美，孝友仁义之方，皆挺自天姿，非劳审谕，固以华夷仰德，翔泳希风矣。然则寝门视膳，已表于三朝；艺宫论道，宜弘于四术。虽当于春秋，饬躬有渐，实恐岁月易往，堕业兴讥，取适晏安，言从此始。” 同年，太宗有感于此，把自己教育太子的殷切之情坦言于大臣。他说：“古有胎教世子，朕则不暇。但近自建立太子，遇物必有诲谕，见其临食将饭，谓曰：'汝知饭乎？’对曰：'不知。’曰：'凡稼穑艰难，皆出人力，不夺其时，常有此饭。’见其乘马，又谓曰：'汝知马乎？’对曰：'不知。’曰：'能代人劳苦者也，以时消息，不尽其力，则可以常有马也。’见其乘舟，又谓曰：'汝知舟乎？’对曰：'不知。’曰：'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尔方为人主，可不畏惧！’见其休于曲木之下，又谓曰：'汝知此树乎？’对曰：'不知。’曰：'此木虽曲，得绳则正，为人君虽无道，受谏则圣。此《传说》所言，可以自鉴。’”太宗这一套教育方法，固然与其借鉴前代陈例有关，实则亦与时贤劝诫关系更切。 贞观二年，大臣张蕴古上表曰：“今来古往，俯察仰观；唯辟作福，为君实难。宅普天之下，处王公之上；任土贡其所有，具僚和其所唱。是故恐惧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转放。岂知事起乎所忽，祸生乎无妄。固以圣人受命，拯溺亨屯，归罪于己，推恩于民。大明无偏照，至公无私亲；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礼以禁其奢，乐以防其佚。”蕴古之说，仍落结于礼乐，其意在于为太宗提供驾驭天下之纲领，防微杜渐之方略。观诸太宗于贞观二十二年所作《帝范》一书之《崇文》篇中深自反省悔恨一节，则知确是由来有自。太宗之所以反省悔恨，大概是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吧，而其反省悔恨的依据，似乎又可以追溯到贞观十一年魏征的奏疏。 魏征说：“知存亡之所在，节嗜欲以从人，省游畋之娱，息靡丽之作，罢不急之务，慎偏听之怒。” 回想太宗刚即位时的情景，我们又不禁想到魏征的另一番忠告之辞。 魏征说：“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太宗欣然接受，并奉为的矢。“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朕谓乱离之后，风俗难移，比观百姓渐知廉耻，官民奉法，盗贼日稀，故知人无常俗，但政有治乱耳。 是以为国之道，必须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因人之心，去其苛刻，不作异端，自然安静。’” 上以导之，下以劝之，君唱臣随，臣谏君行，有唐一代重儒崇文终至蔚然成风，确是势所必然啊！南宋著名学者洪迈，在其《容斋随笔》中说，唐代选拔官员，有四条标准： 一是身，即身体健壮，相貌端正。 二是言，即吐谈清晰，言辞善辨，富于口才。 三是书，即善于楷书，字体优美。 四是判，即文词优秀，论说有根据，理论水平高。 为此，他进一步分析到，从朝廷到地方都是如此，所以不认真读书、不善于写文章是不行的。于此，我们也仿佛可以窥视到唐代文学异常发达的原因所在了。 从唐太宗贞观之初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儒充任教席，到武则天亲自策问举人、开创“殿试”，唐代重文术重人才的政策应该说是一脉相承的。据不完全统计，在贞观23 年之中，通过科举选拔的进士有205 人，而在高宗和武后统治的55 年间，录用的进士竟有一千多人。一时间，文臣儒士，遍及朝野；国家景象，蒸蒸日上。 五代后唐裴尚书曾作诗道：“宦途最重是文衡。”唐太宗也曾说：“我从贞观以来，每日手不释卷，知风化之体，见理政之源。”一直到清代，雄才大略的康熙帝的好学不倦，更是妇孺皆知。康熙帝不仅漫游经、史、子、集，而且广涉天文、地理、数学、军事以至音乐、美术、医药诸书。他在自述读书的好处时说：“读一卷书，有一卷书的收益；读一日书，有一日书的收益……阅读不辍，可以鉴古知今，少犯错误。” 从先民的结绳记事，到后来文字的发明，再到后来教育的兴办和发展，中华民族在文化教育方面对人类的贡献，真是源远流长，功载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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