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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石雕三品北魏王朝都平城(今山西大同)百年间,曾从各被占领地大量迁移人口充实京师。被迫徙出的地点包括山东六州、关中长安、河西凉州以及龙城和青齐等地,其中不乏各种人才,尤其是各类工匠。他们对云冈石窟的开凿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平城遗址以及平城周边地区历年来已发现多件北魏石雕精品,这与云冈石窟的开凿是有密切联系的。 大同市博物馆收藏的几件石雕艺术品,都先后出土于北魏平城周围,是研究北朝文化的重要资料。现介绍如下。 1.孝文帝“万年堂”石雕门框 细砂岩质,长方体柱状,一侧立面刻有浅浮雕图案,其余三立面修整光平。全石残高164、宽47、厚35厘米。顶端中央凿卯眼,为一长方形凹坑,横长19、宽7、深4.5厘米。底端相应位置有一榫头,长4.5厘米,其横断面尺寸与顶端的卯眼相同。门框正面图案的右侧至上而下皆已残损,其面积占整个图案面积的三分之一强。图案主要刻一站立的武士,类似后世的门神,并非北魏武士的真实形象。该武士光头而戴冠,瞠目肥耳,额头多皱,右手小臂肌肉隆起,手握类似棒一样的武器,该器下端较粗,上端较细,柄部已残缺。身着交领半臂袍衫,肩上飘带飞舞,垂裙飘然若动,着裤,脚蹬圆口而前端隆起之履。武士头顶上方为一祥龙,惜仅存头部,可见卷曲的双角与一耳,后者与常见的北魏兽面铺首以及建于太和十五年(491年)的平城明堂遗址出土的兽面瓦当上的兽耳相同。龙回首向右,武士亦侧身面向右侧,说明这是一件位于左侧的门框。该石雕是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与大同市博物馆于1976年春在发掘冯太后永固陵时在附近调查获得的,是“文革”中有人盗掘万年堂时由墓中取出的。据实地勘察及村民回忆,它应是北魏孝文帝元宏的虚宫万年堂内前后室之间的甬道南口西侧的门框(图一)。
武士手中所执的武器我们释为棒,此类造型在汉代画像石中多有发现,常见于车骑出行图中位于主车之后两旁的骑从。这里作为仪仗的礼器是直接由武器演化而来的,但棒作为刑具的历史最长,北魏时棒不仅用作刑具,同时也是一种武器,故有“人马逼战,刀不如棒”的说法(《魏书·尔朱荣传》)。山东临朐发现的北齐崔芬壁画墓甬道两侧就有一手持棒,一手执盾的武士像,而原报告误将棒释为剑。刀剑锋刃锐利,易于伤人,故其外皆套以鞘,悬挂装置安装在鞘上,而没有在剑首结成绳套的,这种绳套正是木棒用以悬挂的装置。汉王充《论衡》引《山海经》:“门户画神荼、郁垒”(《论衡》卷二十二《订鬼篇》),汉画像石亦见有将神荼、郁垒刻于门柱上的形象。此俗于汉唐之间延续不断。北魏墓葬门神形象首见于朔州怀仁县丹阳王墓(资料尚在整理中)。万年堂的这件石雕武士应是门神郁垒。
《魏书·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载:“初,高祖孝于太后,乃于永固陵东北里余,豫营寿宫,有终焉瞻望之志。及迁洛阳,乃自表西以为山园之所,而方山虚宫至今犹存,号曰万年堂”,按:《魏书·高祖纪》载,(太和十五年)“秋七月乙丑,谒永固陵,规建寿陵”,则万年堂始建于太和十五年(491年)秋,但文献没有其竣工的记录。据考,孝文帝元宏最终下决心南迁与太和十六年八月“大破柔然”一役有关,《魏书》记太和十七年“六月丙戌,帝将南伐,迢造河桥”,准备战略物资,“八月……己丑,车驾发京师,南伐,步骑百余万”,然以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其前期的准备工作没有半年时间是难以想像的。从时间上计算,决定南迁的日期至少在太和十六年年底以前,即战胜柔然之后不久,那么这就应该是万年堂的停工时间。由于这一虚宫后代破坏严重,现在已难以判断其是否竣工。 2.石雕供养龛 整个器物为一整块砂岩雕凿而成,通高33.5、总宽45.6厘米。底部为一长方形平台,宽44、长23.5、高3.7厘米。中部为一中空的大龛,呈长方体,宽26、壁厚3～4.5厘米,龛内顶部呈拱形,龛内空,无底,且与前面中空的供桌相通。龛前立面和顶部较为光滑,其余部位布满凿痕,整个龛像未经打磨。龛两侧各有一位武士,站立于身前怪兽的臀部之上。两武士着装及姿态相同。皆头戴尖顶风帽,帽之垂裙至肩,身着下摆及膝的圆领长袍,下身着裤。两手虚握于身前,手中空,原来可能插有木质武器之类的器械。龛左侧武士高21、右侧武士高25厘米。武士身体内侧与中央的龛石连在一起。武士脚下的怪兽一为人面兽身,一为兽面兽身,类似同时期的镇墓兽。二兽皆匍匐于地,颈部鬃毛直立,尾梢呈三瓣忍冬式,贴服于后背。二兽身长23.5、高12厘米。龛前正中雕一长方形供桌,桌面下凹,桌前立面刻有浅浮雕图案,应该是一个供桌的立面图形,该图案两侧各雕一个长颈壶。此类造型的陶壶多见于北魏平城期墓葬。供桌两侧各有一圆雕站立的侍者,皆头戴垂裙至肩的鲜卑帽,身着交领左衽长袍,下身着裤,脚蹬靴,双手捧一钵状器皿,表情谦和,面带微笑。身体略向内侧,其身后下端与整个龛像连为一体。供桌左侧侍者高15.5、右侧侍者高15厘米。龛前的供桌台面宽10.5、长12.8、高10厘米。四个人物周身布满平刀竖向切割的痕迹(图三)。
这件石雕是1958年下半年在大同城东寺儿村古墓中出土的,发现时墓葬已被毁坏,同出的器物还有石灯台一件,陶器四～五件,亦收藏于大同市博物馆。该龛像造型中武士、侍者、供桌、拱形龛以及武士脚下类似镇墓兽一样的怪兽的配置十分罕见。虽然北朝佛教造像常见各种龛形,但本龛像的题材并无佛教色彩,应该排除佛龛的可能。二武士的造型与北魏太和八年(484年)吏部尚书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武士俑和骑马武士佣完全一致,而后者在釉子外表涂以白色的宽带条,所骑的铠马也画有这样的条带,可见它是用以表示铠甲的当无异议。由此可以说,这种头戴尖顶风帽,身着圆领长袍的人无疑就是北魏武士的形象。而二侍者的服装则是典型的鲜卑服饰,相同的材料在司马金龙墓、大同智家堡北魏石椁墓壁画和固原漆棺画都能见到,是迁洛前鲜卑人经常穿着的传统服装。迁洛后因孝文帝禁胡服而日见稀少。怪兽的设配则明显源于北朝流行的镇墓兽,供桌右侧的怪兽头部与建于太和五年至八年的冯太后永固陵中发现的虎头门墩相似。因此,我们推断该供养龛的年代应在北魏孝文帝定都平城期间。 3.石雕棺床 出土于大同市南郊智家堡村北砂场,细砂岩质。原为棺床前端的立面,整体呈长方形,宽194、高44、厚10.4厘米。背后上缘有凹槽,应是石棺床顶面石板与之相接处。正面浮雕三足及床沿花边。中央一足较宽,上刻一瞠目獠牙的兽面,头顶立二人,束发、裸上身、着短裤,两人相对,各手持一物,似莲蕾。下方雕刻两只回首相顾的猛虎,左面的缺一条后腿,可能为遗漏所致,两侧各立一位手摸虎耳却神情安详的人物,装束与上面的人物相同(图六)。 图六：大同市南郊智家堡村出土石雕棺床（线图） 图六：大同市南郊智家堡村出土石雕棺床（线图局部） 棺床左右两足各雕一位金刚力士形象,逆发(左边一人头上用细带交叉围裹),披帛,上身裸坦,下身着短裤,裤中间系一条带子(似“犊鼻裤”)。此外,棺床三足间的边缘雕刻二方连续的忍冬纹和水波纹。 石雕棺床的形式及图案内容与大同东郊发现的北魏太和八年(484年)司马金龙墓和太和元年(477年)宋绍祖墓中的石棺床近似。力士的形象不仅见于这两座墓的石棺床上,同时也见于云冈第7窟后室帷幕下(云冈第7窟的后室雕像属于云冈二期即465～494年偏早时候)和第9窟前室西壁第二层,但后者已不着“犊鼻裤”,而为三角短裤,可见此石雕棺床的时代属于太和早期。石棺床中央的兽面形象常见于北魏的铺首,如大同南郊北魏遗址出土物,与平城明堂遗址出土的兽面瓦当及方山冯氏墓墓门前的螭首都很相似,也与太和元年(477年)宋绍祖墓中的镇墓兽面部神态相像。但是,在北魏墓葬中反映现实生活场面中的床榻上却无此形象,比如在大同智家堡北魏石棺墓壁画上墓主夫妇并坐的床榻形象中,以及山西榆社县北魏石刻画像石棺上同样题材所刻床榻的正面,均无兽面形象,但有水波纹。由此推测,兽面形象出现于墓中为避邪之用,与镇墓兽作用相同,也与铺首和建筑门前的螭首作用一致。这种将传统习俗、巫术与佛教教义(如力士)相结合的做法,是与北魏社会现实相符合的。 （文章来源：《文物》2004年第6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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