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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评 | 诗话杂谈

2016-11-11  zxs4950
  我国是一个诗的国家。自古以来,好诗不断,琳琅满目,伴随而来的就有大量的“诗话”。据统计,仅宋代就有上百种诗话。明清以还,更是层出不穷。历来喜欢诗歌的人,往往就喜欢读诗话,写诗话。诗话之所以吸引人,就因为它是诗中有话,话中有诗。这里的所谓“话”,有时指话谈,有时指故事,有时兼而有之。因此诗话往往是有讲评,有故事,言简意赅,随便道来,形式多样,生动活泼,诗文并茂,趣味盎然,读者可以用可长可短的时间、或严肃或轻松的态度去阅读它,从而汲取丰富的知识,提离鉴赏的能力,这就难怪它有较强的生命力了。  我国第一部用“诗话”作为书名的著作是宋代欧阳修写的。后来诗话多了,恐怕混淆,就称它为《六一诗话》或《欧阳文忠公诗话》。第二部就是司马光的《续诗话》。这两部书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司马光说的“记事一也”。记事,就是记一些关于诗及诗人的故事。比如《六一诗话》有一则就记载了宋初“西昆体”风行一时,弄得唐朝一些大诗人的诗集几乎“废而不行”。有个叫陈从易的偶然得到了一本杜诗,也是破旧不堪,文多脱误。《送蔡都尉诗》的“身轻一鸟”下,就缺了一个字。究竟这是个什么字呢?大家猜来猜去猜不出。有的说该是个“疾”,有的说是个“落”,有的说当是个“起”,有的说是个“下”,谁都不能定,谁也没有一本杜诗可对,后来总算得到了一本善本,才知道这是个“过”字,大家就十分叹服杜甫用字的高妙。象这类故事是反映了一代风气的。在诗话中更多的是记载了一些诗人怎样“触事兴咏”,怎样遣词造句,以及围绕着诗歌的种种轶事。这些都往往耐人寻味。比如稍后一点的叶梦得的《石林诗话》就记载了苏东坡与著名的画家兼诗人文同的关系十分亲密,但两人性格截然不同。那时,党派纷争十分激烈。文同只是冷静沉默,从不表态,而苏东坡则慷慨议论国事,上书直陈己见,在家里也经常与客人们无所顾忌地讨论时事,讥评朝政。这当然是十分危险的。文同常常苦口婆心地劝他,东坡却始终不以为然。后来终于被当局赶出京城,派往杭州。临行前,文同再一次写诗劝他:“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但是,关心国计民生的苏东坡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到杭州后还是吟诗作文,讽谕时政。后来人家抓住了他咏桧诗中的“根到九泉无曲处,岁寒惟有蛰龙知”两句话,进行肆意曲解,无限上纲,就把他投进了监狱,差一点送了命。诗话中这类故事是不胜枚举的,可以说唐宋以后的一些名诗人、名诗篇差不多都可以从中找到有关的故事。正因为诗话有这样一个特点,所以《四库总目提要》认为这类诗话“体兼说部”,与笔记小说有密切的关系。事实上,这类诗话确是受到了以记载诗歌本事为主的唐代孟綮《本事诗》的直接影响。因此人们也就把《本事诗》一类著作也列入诗话的系统之内。其中有的虽然近于史传,有的夹杂不少论语,但总的来说,还是侧重叙事,较多地保存了一些故事。  与记故事不同的是有一类诗话侧重于理论、批评和欣赏。关于诗歌的批评,虽然早在先秦典籍中已有零星论述,但一直到刘宋时才有颜竣《诗例录》一类的专著,可惜的是都失传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第一部诗论专著是梁朝钟嵘的《诗品》。因此清朝何文焕在编集诗话丛书《历代诗话》时,就把《诗品》列为我国诗话之首,而不是将《六一诗话》算作老祖宗。《诗品》评述了自汉魏至齐梁的一百二十二位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每品一卷。作者认为,当时“王公缙绅之士”论诗,是“随其所欲”,“准的无依”,不足为据。他针对当时文坛上的不良风气,独立思考,有破有立,不但对一些文艺的基本问题发表了一些精辟的见解,而且对五言诗人的创作特色、渊源流变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不失为我国诗歌理论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之后,偏重于理论和在诗歌批评界较有影响的著作主要有:唐代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宋代许凯的《彦周诗话》、张戒的《岁寒堂诗话》、姜夔的《白石诗说》、严羽的《沧浪诗话》,金代王若虚的《滹南诗话》,明代李东阳的《怀麓堂诗话》、徐祯卿的《谈艺录》、谢榛的《四溟诗话》、王世贞的《艺苑卮言》、胡应麟的《诗薮》,清代王夫之的《姜斋诗话》、王士稹的《带经堂诗话》、叶燮的《原诗》、沈德潜的《说诗啐语》、袁枚的《随园诗话》、赵翼的《瓯北诗话》、翁方纲的《石洲诗话》、方东树的《昭昧詹言》、潘德舆的《养一斋诗话》、刘熙载的《艺概·诗概》等。在这些诗话中,值得一提的是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这部作品用形象的四言韵语,专论诗歌的风格和意境。作者另有《与李生论诗书》、《与极浦书》等论文,提出了诗歌的“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对后来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严羽的《沧浪诗话》就是受其直接影响的名著。严书分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诗证五门。作者在认真研究了唐诗与宋诗异同的基础上,提出了写诗“当以盛唐为法”,认为“盛唐诸人,惟在兴趣”,其妙处在于“言有尽而意无穷”,强调创作要靠“妙悟”,这些看法都接触到了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区别,确是他“自家实证实悟”得来的。后来叶燮的《原诗》,也是我国诗话中较有完整体系和理论深度的著作。他论诗强调诗歌的发展变化和思想内容,提出了用理、事、情三者来概括作品反映的客观事物,用才、胆、识、力来要求诗人应该具有的创作精神,具有独到的见解。  在偏重批评与欣赏的诗话中,还有两股支流。一支是唐代出现的不少“诗格”类作品,较有名的有王昌龄《诗格》、皎然《诗式》、齐己《风骚旨格》等。这类著作主要是探讨和总结诗歌的格律、体制、修辞等表现手法的,多数失之于琐碎,其中以皎然的《诗式》较有价值。它广泛地讨论了诗歌的风格、比兴、取境、声律、用事等问题,发表了一些精辟的意见。另一支以晚唐诗人张为的《诗人主客图》为代表。此书在论述中晚唐诗人时,以风格为标准分为六派,每派定一个“主”,下系若干诗人为“入室”、“升堂”、“及门”等,并于各家名下摘录一些诗句作例,所以叫做“主客图”。本书的内容较为浅陋,且多牵强附会之处,但对以后谈论诗派产生了影响。这正如宋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说的:“近世诗派之说,殆出于此。”同时,此书发扬了那种摘句论诗的风气。“摘句褒贬”,始于南齐的张际。宋代《蔡宽夫诗话》说:“诗全篇佳者难得,唐人多摘句为图盖以此。”相传唐代有元兢《古今诗人秀句》等多种作品,但多亡佚。《诗人主客图》是现存这类作品中最早的一种。到了宋代,诗句图的著作就很多了。事实上,后来不少著名的诗话,如宋刘克庄的《后村诗话》、清王士稹的《渔洋诗话》、洪亮吉的《北江诗话》以及袁枚的《随园诗话》等都以相当的份量采摘佳篇的名句,让读者欣赏观摩的。由于这些诗话的作者本身是诗人行家,故选录之作往往较有价值,并且赖以保存了不少“小家”之作。  除了记事、论理之外,诗话中还有一些主要是考订史实、诠释难句、注解僻典的,如清代蒋伯超的《通斋诗话》、吴骞的《拜经楼诗话》以及规模宏大的吴景旭的《历代诗话》等。不过,一般说来,诗话中除少数作品特色鲜明,界限清楚外,多数是叙事、评论、考订三者兼而有之,相互混杂,我们只能就其主要倾向而言。  总之,我国的诗话,源远流长,作品繁富,中间虽有一些作者的创作态度不够严肃,记载的事实未必凿实,优劣的品题时欠公允,穿凿附会处令人可笑,党同伐异时更觉可恶,有时高谈玄虚使人不可捉摸,也有时寻章句显得支离破碎,但总的来说,“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记盛德,录异事,正讹误”(《彦周诗话》),确是“骚人之利器,艺苑之轮扁也”(何文焕《历代诗话序》)。我们今天在汰除其糟粕,采撷其菁英的基础上,还是可以用它来“考证旧闻,触发新意”,丰富诗歌知识,促进诗歌的创作和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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