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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康是魏晋名士的重要代表人物。魏晋士人追求人格理想的内外兼修，因而形成中国历史上士人特定的形象之美。两晋南北朝时代，嵇康不断被文士评价与议论，江淹、沈约、颜延之、颜之推等著名文士均通过诗文表达看法，并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名篇，其中渗透着纷繁错综的人生观与审美观。而梁代萧统编选的《文选》则采用选本的方式，对嵇康及竹林名士的形象进行了重新演绎，通过接受与传播，对嵇康形象再度塑造。萧统在《文选序》中慨叹： 余监抚余闲，居多暇日。历观文囿，泛览辞林，未尝不心游目想，移晷忘倦。自姬汉以来，眇焉悠邈。时更七代，数逾千祀。词人才子，则名溢于缥囊；飞文染翰，则卷盈乎缃帙。自非略其芜秽，集其清英，盖欲兼功太半，难矣! 萧统这一慨叹，与曾经做过他文学侍从的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篇》中发出的“知音其难”的怅叹，可以互相印证。在今本《文选》六十卷涉及的几十位作者中，对于难度最大的嵇康作品的遴选，是最能体现出《文选》编修者的慧眼及水平的。这种通过编选重现的嵇康形象，不仅是《文选》“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的文学批评衡鉴结果，而且浸润着深挚的人文思想。唐代之后，嵇康形象也一直聚讼纷纭，尤其是近现代以来，对于嵇康的人格与作品研究可谓众制纷呈，以鲁迅、刘师培、陈寅恪等为代表的前辈学者留下了精辟的成果，而随着魏晋南北朝文学与美学在20世纪八十年代成为研究的热门，对于嵇康人格精神与文学作品的研究不断推陈出新，涌现出李泽厚、刘纲纪与罗宗强等先生的代表论著，启发我们通过多维视野去探讨。但是迄今从《文选》编选与嵇康形象方面去研究的成果尚有欠缺，因此，本文拟通过《文选》编修过程中对嵇康作品的遴选，以及与“竹林七贤”其他人物的比对，来观察通过《文选》所选以呈现出的嵇康形象，进而分析《文选》编选中的批评精神与方法。 一、梁前嵇康形象的纷纭与《文选》编选难题 萧统编选《文选》时，毫无疑问，嵇康是必然要面对的重要对象。在现存东晋顾恺之的画论批评中，以及刘宋时代刘义庆编著、梁代刘孝标作注的《世说新语》中，我们都可以见到大量关于嵇康形象与作品的评价。即使是在《文心雕龙》与《诗品》中，嵇康作品也是其进行批评的重要内容。嵇康(223～262)，作为正始之音的代表人物，其生前与死后影响之大，并非偶然。嵇康所处的正始年代风云变幻，其本为曹魏宗室，痛魏之将倾，疾司马氏之无道，而当时思潮的变迁、世风的衰败，加之他个人精神气质与性格的另类，都使其对于传统与现实的思考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表现出鲜明的个性，并清晰地反映在他的诗文作品中。同时，嵇康性格的刚烈偏激、思想认识的不同凡响、内心世界的矛盾依违，造成他形象的多面性，在他生前与死后，可谓爱之者爱煞，恶之者恨死，对他的褒贬不一也是很自然的。 嵇康生前因为从精神世界到风度仪容、行为方式的不拘于俗，被称为“方中之美范，人伦之胜业”，已经出现了偶像化的倾向。《世说新语·容止》记载：“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刘孝标注引《嵇康别传》曰：“康长七尺八寸，伟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饰厉，而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正尔在群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这些描写，显然具有夸饰的色彩。嵇康死于非命，死后遭到各种传说的仙化与神化。今传《文选》卷21诗乙“咏史类”选录颜延之《五君咏》中有嵇康。李善注引《嵇康别传》曰：“康美音气，好容色。龙章凤姿，天质自然。”从这些记载来看，当时人就将嵇康视为神仙中人。嵇康被司马昭冤杀，死前弹奏一曲《广陵散》，这成为流传千古的故事，《文选》卷16赋辛“哀伤类”选录刘宋时江淹的《恨赋》，描写了嵇康死前的悲壮情形：“及夫中散下狱，神气激扬。浊醪夕引，素琴晨张。秋日萧索，浮云无光。郁青霞之奇意，入脩夜之不旸。”⑥江淹因当时也曾遭受冤案，深深同情嵇康，因此，对于嵇康含冤下狱，临刑前弹奏《广陵散》的情形写得特别动人，其中糅进天人感应的情景，增加了其中的悲剧色彩。 嵇康尸解的传说在他死后不久即形成。李善注颜延之《五君咏》中关于嵇康“形解验默仙，吐论知凝神”两句时，就引证了此类说法：“顾凯(恺)之《嵇康赞》曰：南海太守鲍靓，通灵士也。东海徐宁师之，宁夜闻静室有琴声，怪其妙而问焉。靓曰：嵇叔夜。宁曰：嵇临命东市，何得在兹?靓曰：叔夜迹示终，而实尸解。《桓子新论》曰：圣人皆形解仙去。言死，示民有终。”魏晋时代，是儒学衰落的年代，各种神仙志怪小说得到演绎与流布，造成了以《搜神记》为代表的志怪小说的流行，即令志人类的笔记《世说新语》中也不乏这类传说。因此，关于嵇康的这类鬼怪编造也不断被推出。《艺文类聚》卷44引《语林》曰：“嵇中散夜灯火下弹琴，有一人，面甚小，斯须转大，遂长丈余，黑单衣草带，嵇视之既熟，乃吹火灭，曰：耻与魑魅争光。”《文选》中，也或多或少地染上了这类痕迹。卷21就收有“游仙”类，收入何敬宗游仙诗一首、郭景纯游仙诗七首。 嵇康的作品在他被杀后受到追捧。《三国志·魏志》卷21《王粲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曰：“康所著诸文论六七万言，皆为世所玩咏。”可知嵇康作品在他死后受到世人的喜好。鲁迅在《嵇康集序》中指出：“魏中散大夫《嵇康集》，在梁有十五卷，录一卷。至隋佚二卷，唐世复世，而失其录。”我们可以推想，萧统等人在编录嵇康作品时，肯定见到不止一种的嵇康集。它们虽然与我们今天见到的有所不同，但基本作品应是大量存在的，因此，如何进行编选是一件很见功夫的事情。 这首先并不是文学作品赏鉴的事情，而是讨论人生价值观念的过程。两汉时代围绕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楚辞评论时，发生过激烈的争议。以淮南王刘安、司马迁与王逸为代表的人物肯定屈原的为人与作品价值，而以扬雄、班固为代表的儒学中人则否定屈原作品的人格精神与作品的审美精神。可见，作品编选，无论是集部中的楚辞类、别集类，还是总集类，都充满人生价值观的在场与作用。嵇康的作品生前与死后都引起过不同的争议，生前如他的《养生论》就引来向秀的批评，嵇康为此写了《答难养生论》，死后他的为人与作品自然也引起不同的争议。肯定与赞美的居多，如《文选》所选录的颜延之《五君咏》，江淹《恨赋》、《杂体诗》，还有李充、孙绰等人的评论。不仅是文士，还有东晋名臣王导在过江后也以嵇康的《养生论》、《声无哀乐论》作为清谈与施政的旨归。《世说新语·文学》记载：“旧云：王丞相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然宛转关生，无所不入。”可见嵇康的思想对于东晋名臣王导的人生与思想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刘宋时期的颜延之所作《五君咏》，为《文选》收录，也可视为萧统对于嵇康为人与为文的一种首肯。《文选》卷21收录的《五君咏》李善题解曰：“沈约《宋书》曰：颜延年领步兵，好酒疏诞，不能斟酌当时。刘湛言于彭城王义康，出为永嘉太守。延年甚怨愤，乃作《五君咏》，以述竹林七贤。山涛王戎以贵显被黜。咏嵇康曰：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咏阮籍曰：物故不可论，途穷能无恸。咏阮咸曰：屡荐不入官，一麾乃出守。咏刘伶曰：韬精日沈饮，谁知非荒宴。此四句盖自序也。”李善的注指出颜延年借七贤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的心态。显然，颜延年对于嵇康的个性与人格是钦佩的。梁代文坛重要人物沈约著《七贤论》曰：“嵇生是上智之人，值无妄之日，神才高杰，故为世道所莫容，风邈挺特，荫映于天下，言理吐论，一时所莫能参，属马氏执国，欲以智计倾皇祚，诛鉏胜己，靡或有遗，玄伯、太初之徒，并出嵇生之流，咸已就戮。嵇审于此时，非自免之运，若登朝进仕，映迈当时，则受祸之速，过于旋踵，自非霓裳羽带，无用自全，故始以饵术黄精，终于假涂讬化。”沈约分析了正始年代险恶的政治局势对于嵇康诗文的影响作用。这些评价，对于我们分析嵇康的思想行为与言论文章，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当然，嵇康生前与死后也受到不少人的非议。其中尤以由南入北的颜之推的批评最为典型。颜之推出身儒家，其祖父颜见远是齐代高士，“博学有志行”，曾反对梁武帝代齐，为之殉身，受到梁武帝的讽刺。颜之推从明哲保身的角度出发，指责：“嵇叔夜排俗取祸，岂和光同尘之流也；郭子玄以倾动专势，宁后身外己之风也；阮嗣宗沈酒荒迷，乖畏途相诫之譬也；谢幼舆赃贿黜削，违弃其余鱼之旨也：彼诸人者，并其领袖，玄宗所归。”颜之推将嵇康与阮籍、王弼诸人归入玄宗一类，认为他们的行为违背了儒学道德，招致祸殃与非议，告诫自己的儿子不要学他们。由此出发，颜之推对于嵇康的养生哲学更是加以讥刺：“夫养生者先须虑祸，全身保性，有此生然后养之，勿徒养其无生也。单豹养于内而丧外，张毅养于外而丧内，前贤所戒也。嵇康著《养生》之论，而以慠物受刑；石崇冀服饵之征，而以贪溺取祸，往世之所迷也。”(《颜氏家训·养生》)很显然，这种看法并没有真正读懂嵇康的养生论。嵇康的养生论重在倡导一种清虚自守、不同流俗的高尚人生理想，而不是保全肉身的养生哲学。颜之推的批评，代表了由南入北的正统儒学人物对于嵇康思想行为的否定。 萧统的弟弟萧绎，也即后来的梁元帝，在《金楼子》卷一三《杂记篇》中，站在专制统治者的立场上，指责嵇康如同历史上的佞人一类，理应受戮：“成汤诛独木，管仲诛史符，吕望诛任卨，魏操诛文举，孙策诛高岱，黄祖诛祢衡，晋相诛嵇康，汉宣诛杨惲，此岂关大盗者，深防政术，腹诽心谤，不可全也。”综上所述，可知萧统编选《文选》辑录嵇康的作品时，不仅是选文的美学标准，而且也涉及根本的人生价值观念。他对于嵇康作品的态度，可以说是融伦理与审美为一体的评价体系，《文选序》中提出的“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并非仅仅是一种选文的美学标准，而且有着深沉的人文蕴涵。联系到《文选》中对于嵇康这一类影响极大又争议颇大的思想文化巨擘的接受与评价，我们可知萧统编选《文选》时的用心深长、襟怀正大、智慧亮达。如果不能正确对待与评价嵇康的为人与为文，站在萧绎这类统治者立场来选文，或者像颜之推那样用儒学观念来评价嵇康的人格与文章，势必遗弃不选，或者明珠暗投，留下遗恨，影响到《文选》编选的价值。 二、从《文选》所选作品还原嵇康形象 从今本《文选》六十卷来看，竹林七贤中，嵇康的作品最受青睐，选录最多，计有《琴赋》(卷18)、《幽愤诗》(卷23)、《赠秀才入军》五首(卷24)、《杂诗》(卷29)、《与山巨源绝交书》(卷43)、《养生论》(卷53)。《文选》所收嵇康的作品，全面地呈现出嵇康的真实面目，深入到主人公的内心世界，通过这些代表作品，还原出嵇康生动而鲜明的形象，廓清了嵇康生前与死后的曲解与误读。我们依据这些精选的嵇康作品，联系到现在所知道嵇康的各种文献资料，本着孟子所说“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相结合的方法，尝试还原嵇康的完整形象与内心世界。 (一)嵇康高情远趣的真实写照 这一类诗作主要体现在《赠秀才入军》五首与《杂诗》一首中。《晋书》卷49《嵇康传》记载嵇康：“常修养性服食之事，弹琴咏诗，自足于怀。……康善谈理，又能属文，其高情远趣，率然玄远。”《文选》共收录嵇康的诗7首，分别为：哀伤类一首，为幽愤诗；赠答类五首，为赠秀才入军五首；杂诗类一首。按现存《嵇康集》统计，嵇康现存诗62首，四言、五言、六言、骚体、乐府等各种体裁皆有，其中四言诗最多，共30首，五言诗11首，六言诗10首，乐府诗7首，骚体诗一首，其他诗体3首。嵇康与阮籍相比，以四言诗见长，最能体现出他的诗风，是其高情远趣的写照。《文心雕龙·明诗篇》中评论道：“乃正始明道，诗杂仙心，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嵇康的四言诗为诗作中精华，而《文选》卷24中选录的五首《赠秀才入军》四言诗，是他现存的三十多首四言诗中的精华。李善注《赠秀才入军》曰：“《集》云：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刘义庆《集林》曰：嵇熹(喜)，字公穆，举秀才。”嵇康对兄嵇喜从军进入官场是不赞同的。阮籍更是对于嵇喜加以白眼，鄙视他的为人。但嵇康毕竟珍惜手足之情，所以想象嵇喜在从军入伍途中的英姿。此诗的妙处在于弦外之音，即假托嵇喜来抒发自己的高情远趣。通过这一组四言诗，我们可以清晰地体会到一位高士的情趣与境界：“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泰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李善注“俯仰自得，游心泰玄”两句诗曰：“泰玄，谓道也。《淮南子》曰：自得者，全其身者也。全其身，则与道为一矣。”注“嘉彼钓叟，得鱼忘筌”两句曰：“《庄子》曰：庄子钓于濮水之上。又曰：筌者，所以得鱼也，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也，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吾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从嵇康的这几首四言诗，以及李善的注释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中巧妙地想象嵇喜从军途中的情形，而融入自己的审美世界，其中通过借用《庄子》中的典故，写出了自己内心的孤独无俦，惟因孤独，才寄情山水，服膺庄玄，与道合一。这些四言诗是最早将玄学趣味与诗歌境界融为一体的作品，也是魏晋玄言诗的发端。 《文选》卷29还匠心独运地选录一首嵇康的《杂诗》，更是写出了嵇康将玄学与诗境融为一体的人生境界。诗中写道：“微风清扇，云气四除。皎皎亮月，丽于高隅。兴命公子，携手同车。龙骥翼翼，扬镳踟蹰。肃肃宵征，造我友庐。鸾觞酌醴，神鼎烹鱼。流咏太素，俯赞玄虚。孰克英贤，与尔剖符。”这首诗显然玄学味道更为浓厚。李善注释“流咏太素，俯赞玄虚”两句曰：“《列子》曰：太初，形之始。太素，质之始。《老子》曰：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管子》曰：虚无形，谓之道。《史记》太史公曰：老子所贵道，虚无应用，变化无方。”这首诗描写嵇康用虚拟的人物形象“公子”与己携手同车品味太素、体道畅玄的境界，传达出他作为正始之音的代表人物那种擅长思辨、追求玄藻的人生趣味。《文选》选录这首并无华采的玄言诗，显然是为了彰显嵇康独特的高士形象。 (二)嵇康生活哲学的坦荡宣明 《文选》卷53录有嵇康《养生论》，李善注曰：“嵇喜为康传曰：康性好服食，常采御上药，以为神仙禀之自然。非积学所致，至于导养得理，以尽性命。若安期彭祖之伦，可以善求而得也。著养生篇。”嵇康所著《养生论》，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养生，而是关于人生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的一篇宣言，具有现实针对性。当时，曹魏政权中一些中枢人物生活腐化，司马氏集团中的一些人物如钟会等人，趋炎附势，图谋不轨。嵇康与“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等人也产生了分化，现实的诱惑与胁迫如此之大，嵇康的内心充满矛盾。我们看嵇康《卜疑集》、《家诫》等文章，便可以明白这一切。但是嵇康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他写《养生论》，强调养生在于通过养形达到养神，养神则是不为外界的声色物欲所诱惑，坚守自己的人生信念，需要长期的毅力与耐心方能臻于此境。《养生论》提出：“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过之害生。故脩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爱憎不栖于情，忧喜不留于意，泊然无感，而体气和平。又呼吸吐纳，服食养身，使形神相亲，表里俱济也。”李善注引颜延之《五君咏》引东晋名士孙绰《嵇中散传》曰：“嵇康作《养生论》。入洛，京师谓之神人。向子期难之，不得屈。”今传向秀作有《难养生论》，嵇康又作《答难养生论》回复。可见，《养生论》引发的不仅是关于养生本身的讨论，而且是关乎整个人生意义的辩论，其意义涉及整个中国文化价值观念。向秀与嵇康的关于《养生论》的讨论，《文选》碍于选本的篇幅，没有选录，但仅此一篇，也足以彰显嵇康作为“神人”的形象魅力所在。 (三)嵇康刚肠疾恶性格的表白 嵇康形象，充满着矛盾。《三国志·魏志》卷21《王粲传》记载：“时又有谯郡嵇康，文辞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至景元中，坐事诛。”《三国志》一方面说嵇康“尚奇任侠”，另一方面又说他喜怒不形于色。《三国志·魏志》卷21《王粲传》注引《魏氏春秋》曰：“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三卷评论道：“这就把嵇康写成一个涵养到家的世故老人了。”其实，魏晋时代的人物充满着性格与思想的矛盾是不足为奇的。《文选》卷43录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就是嵇康刚肠疾恶性格的表白。李善注引《魏氏春秋》曰：“山涛为选曹郎，举康自代，康答书拒绝。因自说不堪流俗，而非薄汤武，大将军闻而恶焉。”这篇书信与其他诗文相比，彰显了嵇康的刚烈性格。嵇康在这封信中，自称“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除了坦陈自己不能为官的“七不堪”，又直言：“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此甚不可二也。”书中剖析自己的性格特点，检讨自己的过失，看似悔过，实则凌傲，充分展示出嵇康性格中的复杂之处。从萧统现存作品来看，其文学观念遵循的是中和之美，对于过分激烈的作品一般是不取的，但惟独对于嵇康这篇充满火药味的书信加以选录，可见他的选文标准是相当开放而包容的。嵇康因为这篇书信，在《文选》中展现出他性格的另一方面，可以和他清雅玄澹的诗歌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相比对，体现出“和而不同”之美。 (四)《幽愤诗》展现嵇康内心世界的另一面 《文选》在卷23诗丙“哀伤类”中选录了嵇康《幽愤诗》。李善注引《魏氏春秋》曰：“康及吕安事，为诗自责。吕安事，已见思旧赋。班固史迁述曰：幽而发愤，乃思乃精。”嵇康因为吕安的冤案而受到牵连，实质上是司马昭借故诛杀异己。嵇康也明白这一点，在狱中，他性格中谨慎惧怕的另一面暴露出来，可以与《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的刚肠疾恶、无所顾忌之另一面相补充。嵇康诗中首先回顾了自己的人生历程，包括早孤失怙，母兄见骄，“爰及冠带，冯宠自放。抗心希古，任其所尚。讬好老庄，贱物贵身。志在守朴，养素全真”。检讨了自己的平时性格中容易得罪人的地方，却感到悲凉，“欲寡其过，谤议沸腾。性不伤物，频致怨憎”，他设想自己如能出狱后，“采薇山阿，散发岩岫。永啸长吟，颐性养寿”，但确如侯外庐先生所云：“表现出在入狱后，生活上遭受到司马氏严重的打击，但在思想上，并未因此有什么改变。”惟因如此，他能在临刑东市前，从容弹奏一曲《广陵散》而就义。 (五)《琴赋》是嵇康音乐人生与审美理想的绝佳抒写 《文选》卷18赋壬“音乐类”选录嵇康《琴赋》，实乃慧眼独具。嵇康生前有两篇在中国音乐史上堪称绝响的作品，即《声无哀乐论》与《琴赋》。《声无哀乐论》对传统的音乐以哀乐之情从事乐教的观点进行辩驳，从老子的“大音希声”音乐观出发，论证“和声无象，而哀心有主”。此论条理清晰而玄学意味浓厚，受到《文心雕龙·论说篇》的赞扬，称之为“师心独见，锋颖精密”，但不属于情采并茂的文章，故而《文选》不选也是无足为奇的。而《琴赋》属于赋体文学，《文选》将其与马融《长笛赋》、王褒《洞箫赋》列入音乐一类。《琴赋》有极深的音乐人生的意蕴。透过此赋，可以感受到嵇康临刑前弹奏《广陵散》、慨叹《广陵散》于今绝矣的缘由。此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广陵散》的美学基础。嵇康《琴赋序》云：“余少好音声，长而玩之。以为物有盛衰，而此无变；滋味有厌，而此不倦。处穷独而不闷者，莫近于音声也。”赋序说明琴乐是嵇康精神之寄托。向秀《思赋》中慨叹“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托运遇于领会兮，寄余命于寸阴”，正可以说明嵇康《琴赋序》中宣明的音乐观念。嵇康《琴赋》深深感叹琴乐的境界：“然非夫旷远者，不能与之嬉游；非夫渊静者，不能与之闲止；非夫放达者，不能与之无吝；非夫至精者，不能与之析理也。”赋的总乱慨叹：“愔愔琴德，不可测兮。体清心远，邈难极兮。良质美手，遇今世兮。纷纶翕响，冠众艺兮。识音者希，孰能珍兮?能尽雅琴，唯至人兮!”在嵇康之前，东汉蔡邕等人也作过《琴赋》这类作品，但像嵇康这样写出深沉的人生感受与审美自由的韵致，还未曾有过。李善注“识音者希，孰能珍兮”两句注引曰：“古诗曰：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希。”可见，嵇康将琴乐作为整个灵魂世界的审美寄托。他嗜爱《广陵散》，临刑前弹奏一曲，从容就义，慨叹：《广陵散》于今绝矣，正可以在《琴赋》中获得印证。 通过对《文选》这六篇诗文作品的分析，可以鲜明而生动地还原出一个嵇康形象。有意思的是，我们将《文选》所选这六篇作品，与《晋书·嵇康传》所提到嵇康的代表作品进行比对，发现有许多相通之处。同时，与《晋书》差不多同时，由唐太宗另一重臣魏征率人编修的《隋书·经籍志》总集类，记载有“《文选》三十卷，梁昭明太子撰”，则可知，房玄龄等人应当看过《文选》，并受到其影响。房玄龄等人所编修的《晋书·嵇康传》，主要采自魏晋以来关于嵇康的各种传记与集子，现摘其梗概，与《文选》所选的嵇康作品进行比对： 1.康早孤，有奇才，远迈不群。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恬静寡欲，含垢匿瑕，宽简有大量。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长好《老》《庄》。与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常修养性服食之事，弹琴咏诗，自足于怀。以为神仙禀之自然，非积学所得，至于导养得理，则安期、彭祖之伦可及，乃著《养生论》。又以为君子无私，其论曰：“夫称君子者，心不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 2.山涛将去选官，举康自代。康乃与涛书告绝曰。 3.东平吕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辄千里命驾，康友而善之。后安为兄所枉诉，以事系狱，辞相证引，遂复收康。康性慎言行，一旦缧绁，乃作《幽愤诗》。 4.康将刑东市，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弗许。康顾视日影，索琴弹之，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时年四十。海内之士，莫不痛之。帝寻悟而恨焉。 5.康善谈理，又能属文，其高情远趣，率然玄远。撰上古以来高士为之传赞，欲友其人于千载也。又作《太师箴》，亦足以明帝王之道焉。复作《声无哀乐论》，甚有条理。子绍，别有传。 我们发现这五条主要记载，在第一条中提到了《养生论》及弹琴咏诗，自足于怀，可以通过《琴赋》找到依据。第二条记载嵇康因为拒绝山涛任吏部尚书郎而写下《与山巨源绝交书》，与《文选》所选完全一致。第三条记载了嵇康因吕安事而下狱，狱中作《幽愤诗》，也与《文选》所选同名诗一致。第四条写嵇康将刑东市，顾视日影而作《广陵散》，怅叹“《广陵散》于今绝矣”，可以采用《琴赋》作为背景性作品来解读之。第五条记载嵇康尝作《高士传》、《太师箴》、《声无哀乐论》，这些以“立意为宗”的文章，与《文选》重视情辞并茂的选文标准不合，没有收录也是可以理解的。通过唐初房玄龄等史学家所编的《晋书·嵇康传》与《文选》选录的嵇康作品的比较，可以得出结论：唐人心目中的嵇康形象，与萧统所编《文选》中的嵇康形象是比较接近的。通过《文选》至《晋书·嵇康传》的演变，嵇康的形象得以丰富而清晰，从而奠定了嵇康在中国历史上的独特地位。 《文选》对于嵇康形象的塑造，我们还可通过与“竹林七贤”其他人物的比较来认识。《文选》对“竹林七贤”其他人作品的收录，计有：卷23选录阮籍《咏怀》17首，卷40选录阮籍《为郑冲劝晋王笺》、阮籍《诣蒋公》2篇，卷16选录向秀《思旧赋》1篇，卷47收录有刘伶《酒德颂》1篇。山涛、王戎则未加收录。一方面他们的作品不符合萧统的选文标准，另一方面，联系到颜延年在《五君咏》将此两人排除出去的看法，萧统不选此两人的作品，大约也与不屑于他们人品的观念相关。但从上面的目录中，我们可以看出，在“竹林七贤”中，除了阮籍，其他人的作品均无法与嵇康相比。而阮籍，《文选》只选取了他的十七首《咏怀诗》与两篇文章，文体比较单一，不像嵇康作品具有那样的广度与深度。《三国志·魏志》卷21《王粲传》记载：“瑀子籍，才藻艳逸，而倜傥放荡，行己寡欲，以庄周为模则。官至步兵校尉。”出现在西晋陈寿《三国志》中的阮籍是一位倜傥放荡的魏晋风度人物。而萧统《文选》卷23诗丙“咏怀类”中选了阮籍的五言《咏怀十七首》。关于这些诗的主旨，李善注引颜延之曰：“说者阮籍在晋文代，常虑祸患，故发此咏耳。”《文选》通过所选的这十七首五言诗，还原了阮籍身处乱世、咏怀兴寄的真实心境。但另一方面，《文选》卷40“笺”类又选录了阮籍《为郑冲劝晋王笺》。关于这篇书笺，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曰：“郑冲，字文和，荥阳人也。位至太傅。又曰：魏帝封晋太祖为晋公，太原等十郡为邑，进位相国，备礼九锡。太祖让不受，公卿将校皆诣府劝进，阮籍为其辞。魏帝，高贵乡公也。太祖，晋文帝也。”《晋书》卷49《阮籍传》记载：“会帝让九锡，公卿将劝进，使籍为其辞。籍沈醉忘作，临诣府，使取之，见籍方据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便书案，使写之，无所改窜。辞甚清壮，为时所重。”不管怎样，这篇书笺与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彰显的人格与气节相比，是阮籍为后世所诟病的一篇作品。《文选》虽然从文辞清壮的角度加以选入，但对比嵇康，阮籍的形象多少相形见绌。《文选》卷40“奏记”类还选了阮籍《奏记诣蒋公》一文。关于此文，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曰：“太尉蒋济，闻籍有才隽而辟之。籍诣都亭奏记。初，济恐籍不至，得记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济大怒，于是乡亲共喻之，籍乃就吏。后谢病归，复为尚书郎。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遂酣饮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已。”这篇书笺反映出阮籍的人生智慧与政治识见，与嵇康的刚肠疾恶明显不同。 《文选》中的嵇康形象，还可以从卷16“志类”下的向秀《思旧赋》中得到还原。此赋系向秀在嵇康遇害后悼念亡友所作。赋序中感叹：“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其人并有不羁之才。然嵇志远而疏，吕心旷而放，其后各以事见法。余逝将西迈，经其旧庐。于时日薄虞渊，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声寥亮。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故作赋云。”此赋通过哀伤与悼念，写出了嵇康的远大志向与不羁之才，同时也哀叹自己的命运险恶，令人同情。此外，《文选》对于嵇康形象的描写，还可以从颜延之《五君咏》，江淹《恨赋》、《杂拟诗》等作品得到印证。这些作品，从侧面折射出嵇康形象的丰富性。 当然，萧统《文选》对于嵇康作品的把握与编选，最根本的还是应从嵇康作品中得到对照。我们不妨从整个《嵇康集》来比较《文选》所收嵇康作品，进而讨论萧统心目中的嵇康形象以及其选录标准。嵇康的集子早在西晋年代就有流传，在明代以前，多有手抄《嵇中散集》流传。今见最早的《嵇康集》是明吴宽丛书堂藏抄校本，自明嘉靖年间以后，翻刻本不少。1938年出版的《鲁迅全集》中收录了鲁迅的《嵇康集》校本。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首次出版学者戴明扬的《嵇康集校注》，这是目前使用最普遍的本子。《嵇康集校注》共10卷，其中第一卷为诗66首；第二卷是《琴赋》、《与山巨源绝交书》、《与吕长悌绝交书》；第三卷是《卜疑集》、《稽荀录》、《养生论》；第四卷为《黄门侍郎向子期难养生论》及《答难养生论》；第五卷是《声无哀乐论》；第六卷是《释私论》、《管蔡论》、《明胆论》；第七卷是《张辽叔自然好学论》及《难自然好学论》；第八卷是《宅无吉凶摄生论》、《难宅无吉凶摄生论》；第九卷为《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及《答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第十卷是《太师箴》、《家诫》。其佚著还有《圣贤高士传赞》、《春秋左氏传音》等，但未收辑在《嵇康集校注》中。从上述所列《嵇康集》的篇目来看，萧统所见嵇康作品，与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嵇康集中的作品应无大的差异。 首先，萧统对于嵇康的个性与思想学说并不完全赞同，尤其是他非汤武、薄周孔的文化观，以及一些激烈反儒的篇章，萧统肯定是不能接受的。《文选序》尽管说过不选孔孟圣人的文章，也不选诸子的文章，对于辩士的文章更不关注，注重“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的篇什，但是萧统对于孔孟之道是深信不疑的。《梁书·昭明太子传》记载：“太子生而聪睿，三岁受《孝经》、《论语》，五岁遍读五经，悉能讽诵。五年五月庚戌，始出居东宫。太子性仁孝。”梁武帝时，南朝的儒学得到重倡，一度甚为繁兴，《陈书·儒林传》评曰：“自两汉登贤，咸资经术。魏、晋浮荡，儒教沦歇，公卿士庶，罕通经业矣。宋、齐之间，国学时复开置。梁武帝开五馆，建国学，总以《五经》教授，经各置助教云。武帝或纡銮驾，临幸庠序，释奠先师，躬亲试胄，申之宴语，劳之束帛，济济焉斯盖一代之盛矣。”萧梁皇室与刘宋及萧齐皇室相比，受儒学的影响更大一些。对于像《卜疑集》、《太师箴》、《难自然好学论》、《明胆论》、《管蔡论》、《释私论》这类文章，尽管有些富有文采，但是萧统也不会选录。鲁迅先生指出：“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对于离经叛道，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嵇康思想，萧统与刘勰是持保留态度的。因此，《文选》所选录的嵇康文章中所展现出来的嵇康形象，总体说来还是比较温和的，与当时嵇康集子与现存的嵇康集子展现出来的嵇康面貌，肯定会有所不同。当然，萧统与萧纲、萧绎相比，无论是为人还是为文，都要宽和敦厚得多；对于活着的文士与死去的文人，萧统总是努力去理解他们，渴望充当他们的知音。《梁书·昭明太子传》中记载：“性宽和容众，喜愠不形于色。引纳才学之士，赏爱无倦。恒自讨论篇籍，或与学士商榷古今；闲则继以文章著述，率以为常。于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从这里可以看出，萧统的仁爱宽和，也体现在他对于文士的“和而不同”的风度上面，其主编的《文选》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总集类不祧之作，并非偶然。 其次，萧统对于嵇康的解读与理解，我们可以从刘勰《文心雕龙》中得到印证。《梁书》卷50《刘勰传》记载：“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接之。初，勰撰《文心雕龙》五十篇，论古今文体，引而次之。”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篇》慨叹：“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岂成篇之足深，患识照之自浅耳。”刘勰对于嵇康的理解就体现出这种知音观念。他在《文心雕龙》许多篇章中，都对嵇康加以评论。《论说篇》中提出：“魏之初霸，术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练名理。迄至正始，务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论。于是聃周当路，与尼父争途矣。详观兰石之《才性》，仲宣之《去代》，叔夜之《辨声》，太初之《本玄》，辅嗣之《两例》，平叔之二论，并师心独见，锋颖精密，盖人伦之英也。”刘勰认为嵇康的《声无哀乐论》与王弼、何晏等人的玄学一样，师心独见，不拘成理，为人伦之英。这也可见他对于玄学持有较为客观的评价。《书记篇》中赞扬：“嵇康《绝交》，实志高而文伟矣。”《才略篇》中赞扬：“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殊声而合响，异翮而同飞。”《明诗》中评价嵇康的四言诗：“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惟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幹。”刘勰认为四言诗中，惟有嵇康等人得其雅润之本。《明诗篇》中提出：“乃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时序》中提出：“于时正始馀风，篇体轻澹，而嵇阮应缪，并驰文路矣。”从这些引证的文献来看，刘勰在各方面对于嵇康都是赞赏有加的，肯定居多。 萧统的文学观念，以及对于许多作家的看法与刘勰都是较为接近的。现有的萧统作品中，虽然没有直接对嵇康进行评价的文章，但是从《文选》所选嵇康作品来看，萧统对于嵇康的为人、为文都是很赞赏的，我们从刘勰对于嵇康的评价与赞赏中，也可以推断萧统对于嵇康的态度。此外，我们还可以从萧统对于陶渊明的评价中，推论他对嵇康的态度。嵇康与陶渊明有着相似之处，比如他们对于高情雅趣的追求，对于隐逸之志的推崇。今本《嵇康集》录有嵇康所作《高士传》的佚文，足证嵇康对于高士的推崇。高士是隐士中的杰出者，嵇康对于高士的倾心，与陶渊明的隐逸志向是相通的，他们琴诗自乐、向往自然的美学趣味，营造了魏晋风度的精神境界。嵇康与陶渊明都喜欢玄学与清谈，在玄学的自我意识中确立自我，逍遥游放。至于陶渊明的诗文风格不像嵇康诗文有时那么激烈，鲁迅先生对此分析道：“到东晋，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夹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平和。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潜。”但鲁迅先生又指出：“但《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这样看来，可见他对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因此，嵇康与陶渊明是最能代表魏晋风度的人物，只不过是时代不同罢了。 萧统作有《陶渊明传》与《陶渊明集序》两文，《文选》中选录了陶渊明的许多诗文，他对于陶渊明的推崇，如同对于嵇康的推崇一样，并非着眼于后人所说的魏晋风度，主要致力于陶潜的风教蕴涵。在《陶渊明集序》中，萧统指出：“含德之志，莫逾于道；亲己之切，无重于身。故道存而身安，道亡而身害。”这里的“道”即儒家传统的立身之道。萧统将其抬高到关系个人生死存亡的大道的地位，可见他对儒家修身的重视。从这种儒家的生命价值观念出发，他指出：“有疑陶渊明之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为迹焉。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荡昭章，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者乎?余素爱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故更加搜求，粗为区目。白璧微瑕者，惟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卒无讽劝，何必摇其笔端?惜哉，亡是可也。并粗点定，其传编之于录。常谓有能读渊明之文者，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岂止仁义可蹈，爵禄可辞，不劳复傍游太华，远求柱史，此亦有助于风教尔。”萧统通过对于陶渊明的感受与解读，肯定了老庄自然之道对于时流的净化与抵御意义。萧统所作《陶渊明传》也是突出陶渊明的这些为人处世之道。陶渊明当时并未被大多数人所接受，钟嵘《诗品》中也只是将他列入中品，称之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而萧统则开掘出其中浓厚的人文精神，他自称不仅“素爱其文，不能释手”，而且“尚想其德，恨不同时”。由此可以推导出他对于嵇康精神人格与诗文作品是处于同一维度的真善美融为一体的评价。 萧统等人在编选嵇康作品时，通过对大量嵇康作品的考量与遴选，完成了对嵇康作品的接受，同时也是嵇康作品与《文选》经典化的过程。黑格尔《美学》中论古典艺术形象之美的构成时说过：“外在形象正像它所表现的精神内容一样，必须摆脱外在定性中的一切偶然性，一切对自然的依存和一切病态，必须把一切有限性，一切可消逝的暂时性的东西以及一切事务性的东西都看作纯然性因素，必须使它(形象)的和神的明确的精神性格紧密联系的那种定性得到净化，使它(定性)和人的形体的普遍形式能自由合拍。”唐初编修的《晋书》受魏晋风流影响较大，在编修时多采《世说新语》的记载，因而对于嵇康与竹林名士的肯定较多，保留了嵇康形象的原初面貌，与《文选》编选中塑造的嵇康形象较为接近，显示出唐初对于晋风的赏识，以至于清代纪昀等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五史部类批评《晋书》：“其所载者大抵弘奖风流，以资谈柄。取刘义庆《世说新语》与刘孝标所注一一互勘，几於全部收入。是直稗官之体，安得目曰史传乎?”而到了盛唐与中唐时代的许多诗人，如杜甫、王维、白居易、刘禹锡等人，则对于嵇康的养生观、离经叛道，蔑视世俗的思想行为不以为然，甚至加以指斥。在这些著名诗人笔下的嵇康形象，是一个狂傲不谙世情，妄言养生而不知保护自己，慵懒无为，徒有虚名的人物，已经不是萧统《文选》中那位魏晋名士的代表人物。这说明，嵇康形象的接受历经波折，见仁见智在所难免，一直到现当代的学者中间，这些评价也是差异甚大的。例如，鲁迅先生认为嵇康更能代表魏晋风度，而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则以阮籍与陶渊明作为魏晋风度的代表，这都关涉嵇康形象的定位。嵇康形象在历代的变迁，已经成为中国文化演变的标志之一。 原文出处：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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