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屈原特殊的身份、个性、遭遇、追求,决定了“楚辞”的政治学意义与丰富、生动的古史信息。两千年楚辞研究史昭示我们,以考古新发现、以出土文献研究楚辞,是“楚辞学”学科建设与深化的必然途径,不同学科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此作了探讨与尝试。楚文化的研究正处在动态发展之中,逐步明晰了出土文物与传统文献的关系,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关系。在楚文化与楚辞两个密切相关、又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应该强调楚文化与楚辞的双向互证。 一 中国考古学的史学特征:楚辞是上古史研究的重要文献 20世纪20年代李济主持的考古发掘,为中国现代考古学迈出了第一步;王国维的“古史新证”,则奠定理论基础。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周刊》发表《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指出四大发现:第一,1898—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改变了人们对古代,特别是商代的看法,使“东周以上无史”观不攻自破;第二,西域木简的发现,改变了人们对汉晋历史的根本认识;第三,敦煌文书的发现,改变了人们对经书和唐史的许多认识;第四,清代内阁大库三千多麻袋档案被罗振玉抢救,使人们对明清史研究的许多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同时,王国维又以四大发现为例证,在《古史新证》第一章《总论》中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勾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①。 我们还可以通过商代先公先王的考证,尤其是王亥、王恒、上甲微的考证——这一典型的常常为后人称道的“案例”作些分析。 第一,在王国维之前,清代学者(主要是楚辞学者)已经作过理论研究,提出了比较准确的结论。《楚辞?天问》“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四句之释,是一个历史疑案。清代徐文靖《竹书纪年统笺》、《管城硕记》指出,“该”,为冥子垓,是即该也②。刘梦鹏据《左传》、《竹书》、《山经》指出“该”即殷先公之“王亥”,“有扈”为“有易”之讹,“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即王亥败于有易,有易“困辱之,使为牧竖”③。第二,一百多年后,王国维据甲骨卜辞进一步证成其说,断定卜辞中的王亥,亦即《山海经》之王亥、《竹书纪年》之殷侯子亥。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云: 季亦殷之先公,即冥是也。楚辞《天问》曰:“该秉季德,厥父是臧”,又曰:“恒秉季德”,则该与恒皆季之子,该即王亥,恒即王恒,皆见于卜辞。则卜辞之季,亦当是王亥之父冥也④。 余读《山海经》、《竹书纪年》,乃知王亥为殷之先公,并与《世本?作篇》之胲,《帝系篇》之核,《楚辞?天问》之该,《吕氏春秋》之王冰,《史记?殷本纪》及《三代世表》之振,《汉书?古今人表》之垓,实系一人⑤。王国维又说: 恒之一人,并为诸书所未载。卜辞之王恒与王亥,同以王称,其时代自当相接,而《天问》之该与恒,适与之相当。前后所陈,又皆商家故事,则中间十二韵自当述王亥王恒上甲微三世之事,然则王亥与上甲微之间,又当有王恒一世。以《世本》、《史记》所未载,《山经》、《竹书》所不详,而今于卜辞得之;《天问》之辞,千古不能通其解者,而今由卜辞通之,此治史学与文学所当同声称快也⑥。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指出,“商代的王位是‘兄终弟及',这是在历史上有明文的”⑦。卜辞和楚辞所记殷先公,有亥、恒兄弟相继为王的事实,正是这一制度的反映。而《殷本纪》省去了恒,由亥的儿子上甲微直接继承王位,这正是周代父子嫡长继承制的反映。 第三,王国维的结论还不完备,楚辞学者张崇琛复据《楚辞?天问》圆通其说,恢复历史原貌。张崇琛《〈天问〉中所见之殷先王事迹》指出,《世本》、《史记》既漏载恒一世,则不得不以微为亥子;王国维将恒补入,却又不知微即恒子。于是,张氏依据《天问》并结合甲骨卜辞及先秦有关典籍,将历来鲜为人知的殷代先王恒的事迹作了较为系统的勾勒,并考定上甲微为恒之子,而非传统所说的亥之子,可补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之不足⑧。 第四,关于殷代先公亥、恒、上甲微的系列考证,最有力的资料是卜辞与楚辞。所以,王国维进而推论,“由此观之,则《史记》所述商一代世系,以卜辞证之,虽不免小有舛驳,而大致不误,可知《史记》所据之《世本》全是实录。而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又虽谬悠缘饰之书如《山海经》、《楚辞?天问》,成于后世之书如《晏子春秋》、《墨子》、《吕氏春秋》,晚出之书如《竹书纪年》,其所言古事亦有一部分之确实性,然则经典所记上古之事,今日虽有未得二重证明者,固未可以完全抹杀也”⑨。这一典型“案例”说明,中国考古学的民族特征,决定了楚辞在考古学、古史学研究中的特殊地位;而楚辞之所以能够成为上古史研究的重要文献,则是与楚辞本身具有丰厚的上古史内涵分不开的。 作为一位失败的政治家、一位成功的政治型诗人,屈原他对楚国怀有“深固难徙”的钟爱,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深沉眷恋情绪;同时又具有浓烈得近乎狂热的从政热情,加之“自以为才能高超的贵族性、复杂政治生活的幻想性、企望权位官阶的高层性”,极其短暂的从政经历与始所未料的挫折,给屈原身心造成极大的创伤。他自以为“竭知尽忠,而蔽鄣於谗,心烦虑乱,不知所从”(《卜居》),满腔的悲愤与委屈,上下求索与君王不寤的无奈,“定格”在一生的倾诉与追求之中。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曾分析屈原创作目的,“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返,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 基此,屈原的表白、倾诉、泄愤、舒愁、发问、追求,采用了常人难以理解的方式:从内心转向外物,从大地转向苍穹,从现实转向历史,通过时空转换,将视野投向遥远的神话、传说。因此,屈原作品从不涉及自己的家庭情况,从不直接涉及当时的国家大事,从来不涉及先秦诸子。反复出现的人物与事件,基本上集中于君王系列、忠贤系列,或“上陈尧、舜、禹、汤、文王之法,下言羿、浇、桀、纣之失”(班固《离骚赞序》),或“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纣、羿、浇之败”(王逸《楚辞章句?离骚经序》)。同时,屈原还提到了一些前贤,如挚(伊尹)、咎繇(皋陶)、傅说、吕望、宁戚、百里奚,往往吟唱他们生得其时,羡慕他们巧遇明君,向往他们有所作为;又提到不少“前修”,如伯夷、比干、梅伯、箕子、彭咸、申徒、伍子胥、介子推,往往同情他们的不幸遭遇,佩服他们的忠而死节,追迹他们的以身殉节⑩——这就是屈原作品充盈历史要素,尤其是上古史信息的主观原因。 姜亮夫《屈原赋中的北学》曾列举十五例说明“屈赋所说到的许多史实(应当说传说),都与《诗经》《书经》《左氏传》相同或相似”,并说,“屈子所传殷的先公先王比北土所传翔实,孔子说夏殷之礼文献不足,而《天问》所传夏殷史实较儒家所传为多”11。郭沫若曾经这样评价《天问》:“这篇文字在研究中国的古代史上可以说是极重要的一项资料,它替我们保存下了无数古代的神话传说,可惜直到现在有好些都还不得其解”。“单就它替我们保存下来的真实的史料而言,也足抵得过五百篇《尚书》”12。孙作云通过十个例证说明,“做为史料的源泉,《天问》对于我们研究上古史,特别是氏族社会末期史,及从氏族发展到国家的历史,是有很大贡献的”。“根据《天问》中所保存的神话传说,可以恢复或部分地恢复我国氏族社会末期史,从氏族到国家的历史,甚至于一部分阶级社会史”13。林庚认为,《天问》是古代传说中的一部兴亡史诗,“以夏、商、周三代为中心”,从中可见“夏王朝的历史传说”、“上古各民族争霸中原的的面影”14。面对楚辞丰富的古史信息,郭沫若、孙作云等前辈学者均已自觉意识到:应该用考古材料与楚辞相印证,以再现古史原貌,纠正文献记载的讹错,弥补文献记载的不足。正如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新版引言》所述,“地下发掘出的材料每每是决定问题的关键”15。 要之,屈原特殊的身份、个性、遭遇、追求,决定了楚辞的政治学意义与丰富、生动的古史信息;而楚辞拥有的古史系统与“版本”价值,则使楚辞成为古史研究的重要文献。由于古史研究对考古学的过于依赖,也导致了楚辞在古史研究中的特殊地位:有时,仅仅是楚辞与考古发现互证,即能担当证史或补史之重任。 二 两千年楚辞研究史昭示:利用出土文献是学科深化的必然途径 楚辞研究肇源于贾谊与刘安,奠基于司马迁。1977年以来,这一专题研究似乎进入了饱和鼎盛期。据笔者统计,1985—1997年之间,出版楚辞研究著作132种,与楚辞有关或包括楚辞成果的著作105种;1900—1994年,发表楚辞研究论文4483篇,其中1977—1994年,发表3302篇16。另外,西汉至清代,有楚辞著作138种;1900—2005年之间,出版楚辞著作882种。因此,楚辞研究成果极为丰硕,累积至今,著作超过1000种,论文超过5000篇。而在选题上,正如张志岳所说,“楚辞和屈原的研究在学术领域内一直是热门,凡是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差不多都已经有人论证过,要前进一步很不容易”17。 欲证史、语两者之关涉,自本体本质,有不能说明,于是而必需借助于其他科学,乃能透达者,故往往一词一义之标举推阐,大体综合各社会诸科,乃觉昭晰,举凡:一、历史统计学,二、古史学,三、古社会学,四、民族学,五、民俗学,六、语言学,七、地理学,八、古器物学,九、古文字学,十、考古学,十一、汉语语音学,十二、哲学、逻辑学,乃至于浅近之自然科学,为余常识之所能及者,咸在征采之列,稍有发正,往往揉磨诸学于语言、历史中得结论,而求其当意20。 此外,何剑熏《楚辞新诂》比较关注考古新材料,并及时采用来破释楚辞疑难,如《离骚》“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畹,王逸注为“十二亩”,班固云“三十亩”,又有人说“二十亩”,莫衷一是。何氏引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孙子兵法》残简“八十步为畹,以百六十步为亩”等出土成果,证明“半亩为畹”。从而使千年争讼,一锤定音。赵逵夫有马王堆帛书《相马经》与屈赋比喻象征研究,唐勒赋残简校释与《远游》作者研究,以及泰安铜缶铭文、曾侯乙墓竹简与“左徒”研究,包山楚简、长沙铜量铭文等与战国屈氏世系研究等。汤漳平有楚墓竹简与《九歌》研究、唐勒赋残简与宋玉作品真伪研究、两周金文与楚文学渊源研究等,还出版了专著《出土文献与〈楚辞?九歌〉》。至于萧兵运用马王堆帛画研究楚辞神话、曲宗瑜利用出土文物研究《离骚》、《哀郢》的产生年代,郭在贻以马王堆汉墓漆棺画考释《招魂》之“土伯九约”,刘信芳运用秦简《日书》研究屈原生辰的宗教意义、利用包山楚简研究《九歌》等,亦值得重视。又,黄灵庚公开标举“二重证据法”,据楚汉简帛文字诠释屈宋辞赋,复取证于传世文献,著《楚辞简帛释证》,“发明前贤剩义”,在文字笺释方面,获得较大进展,对于学科建设亦具有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关于屈原生平、仕履的考述,本人也作了一系列考证,撰有专著《屈原考古新证》,发表《郭店一号楚墓墓主考论兼论屈原生平研究》、《屈原仕履考》、《屈原考古研究的时代内涵与实证基础》、《出土文献与屈原研究》、《三闾渊源考》等论文。 三 楚文化研究的进展与困惑:楚辞与楚文化互证将获得突破 (一)“楚文化”概念研究的历史回顾与分析评判 我们期望考古发现能够解决“楚文化”研究中的疑难与困惑,从而在宏观上、背景上推进楚辞的研究。但“楚文化”研究领域同样问题成堆,可供直接采用的结论极其有限。即使“楚文化”概念的界定与解说,也颇难取得一致的意见。此仅以“楚文化”概念的研究为例,作一分析评判。 (二)追寻楚文化渊源的效益评价 西来说。岑仲勉《楚为东方民族辨》以楚姓之“芈”与西亚古国米地亚相附会,说楚之先祖颛顼、重黎、祝融皆为“西方人物”35。姜亮夫以为,《离骚》“忽临睨乎旧乡”之“乡”,应指昆仑山,即高阳氏的发祥地;“高阳氏来自西方,即今之新疆、甘肃、青海一带,也就是从昆仑山来的”36。 土著说。严文明提出,“长江中游……根据古史传说,那里曾是三苗部落活动的地区。该区较早有城背溪文化,其后发展为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到龙山时代则发展为石家河文化。往后的发展路程虽还有一些不甚清晰的地方,但无论如何,著名的楚文化应是从这里孕育起来的37。土著说认为,楚文化一直是在江汉地区土生土长起来的,其文化基础是以江汉地区各阶段民族文化为主体,同时也接受中原青铜文化的影响;这支文化的孕育、形成过程中,自始至终是以鄂西的沮漳河流域为中心,沮漳河一带发现的楚文化遗存属于典型楚文化38。土著说强调社会基本生活,重视以炊器(鬲)为核心的陶器文化。 北来说。楚文化不是本地区原始文化直接发展的结果,而是在中原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中周文化是楚文化因素形成的主体。楚文化的南下发展也吸收了江汉地区土著文化因素。楚文化的中心区域也经历了由北向南的迁移39。西周时期楚都丹阳在今河南淅川一带,湖北宜城楚皇城遗址是东周或春秋时期的楚郢都。北来说重视统治阶级文化,所总结的楚文化形成、楚文化基本特征都是以青铜文化为出发点,最重要的考古学证明是下寺等楚贵族墓属于归葬习俗。 (三)通过楚辞与楚文化互证,推进楚文化研究 现在,我们应该转变观念,强调楚文化与楚辞双向互证,推进两个领域的同步发展。以往,我们比较多地分析了利用楚文化的成果推进楚辞研究的理由与方法,这里我们着重谈谈利用楚辞研究的成果,推进楚文化研究的话题。 其一,楚辞本身就是楚文化的重要内容。首先,楚辞是楚文化中“精神文化”的集中代表,从《离骚》、《九章》等自传性政治抒情诗中,可以抽象出屈原精神的内容与特征,比如屈原的忠君爱国、独立不迁、上下求索、好修为常等的追求。屈原力图将执著不舍的深切眷恋、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坚韧不拔的求索精神、好修不懈的崇高品质,“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种超越现实的理想模式、完人模式,是屈原的伟大、独特之处,亦是其痛苦、悲剧之源。其次,楚辞也是楚文化中“物质文化”研究的文献依据。其中《天问》、《九歌》、《招魂》等作品,可以与楚系青铜器及其铭文、楚简互证,还可以作为破译考古发掘成果的钥匙与内证。这对于从物质的、社会的、精神的角度研究楚文化,丰富楚文化的研究内容,破译楚文化的疑难,具有无法替代的学科意义与实践效果。其二,楚辞研究有助于楚文化渊源的探索。比如,从楚辞的角度看“土著说”与“北来说”的争议,则结论是明显的,因为《离骚》开头即云“帝高阳之苗裔兮”,而《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又云“楚之同姓”,与《史记?楚世家》、《大戴礼记》、《世本?帝系篇》记载吻合;包山二号楚墓竹简、望山一号楚墓竹简、葛陵楚墓竹简记载祭祀均有“楚先老僮、祝融”等,更能证明楚辞之可信。而且,楚国贵族屈、景、昭三家,均与楚王同姓,景氏源于楚平王,昭氏源于楚昭王41。这与王光镐唯有采用“有芈姓楚人所创造的、以楚国公族集团为代表的文化为典型楚文化”的结论42,也是相得益彰的。其三,大量的简帛佚籍出土及整理研究,推进了楚辞与楚文化的互证与发展。随着大量的简牍帛书的不断出土,“学术史”探讨与估价的问题也就自然提出来了。李学勤提出,通过出土简帛的整理研究,竟使被认为最“物质”的考古学同最“精神”的学术史相沟通,这或许是有希望的研究方向。“把考古学的成果与学术史的研究沟通起来”,“把考古学、古文字学的研究方法,与文献学、历史学真正打成一片,一方面以学术史已有的成果去考察衡量新发现的佚籍,另一方面则以考古学的知识和方法来整理研究简帛,同传世文献对比参照,从而推进学术史研究的发展”43。据研究,与楚辞研究有关的出土文献有:长沙子弹库帛书帛画、包山楚简、望山楚简、郭店楚简、阜阳汉简《离骚》《涉江》残简、马王堆帛书、银雀山汉简《唐勒》赋残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为吏之道》所附八首韵文、东周时期的楚国青铜器铭文等44。与楚辞属于同一系统的文献有:长沙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古本《易经》、长沙子弹库楚帛书《四时》、《天象》、《月忌》、长沙子弹库帛画、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山东临沂银雀山所出《尉缭子》45。与屈原、宋玉等作家生活大致同时的出土简帛(战国中期至白起拔郢,约前390—前278年)有:子弹库楚帛书、信阳楚简、九店楚简、慈利楚简、郭店楚简、上博楚简、香港中文大学购藏楚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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