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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全民剁手日双十一，也是美国的退伍军人日，《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选择在这一天公映。 李安的作品，几乎每一部都能引发大范围的讨论。这一次，他又得逞了。 本片是电影史上首次应用4K/120帧/3D新制式的巨作，全球仅有纽约、洛杉矶、北京、上海、台北的5家影院可放映最高配置版本。 影史新技术突破，加上三次奥斯卡奖得主的导演李安的人气（本片的编剧也曾凭借《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获得奥斯卡最佳编剧奖），影迷和媒体早在半年前就“盯上”了这部新片。 然而，这样一部让人满心期待的电影，在10月亮相纽约电影节时，遭到了意外的恶评。英国《卫报》甚至这样评价：一位奥斯卡导演的罕见失误。至于本月初国内组织的媒体点映，也收到到不少负面反馈。 ▲Metascore评分只有58分 大部分差评点集中在对新技术的不适应与抨击上。人们抱怨尖端技术削弱了画面本身的“电影感”，阻碍了故事与观众之间的情感联结，超高的清晰度反而让人“出戏”了。还有影评人尖锐地评论：他抛弃了那些他赖以成名的东西。 那么问题来了，到底还要不要去看李安的新片？ 每秒24帧是目前电影放映的标准制式，那么超高帧的效果究竟有多牛？ 著名导演卡梅隆这样解释，“如果说3D电影像是透过窗户向外眺望的话，那么这就像把玻璃拿下去，直接盯着外面看。” 120帧/4K/3D的电影画面异常真实清晰，这时镜头和幕布仿佛消失，演员面部的每一个毛孔都纤毫毕现，战场上的枪弹硝烟、球场上空的烟花绽放，甚至拉拉拉队员的身体、汽车发动时的扬尘都逼真得让人感觉身临其境。不仅如此，《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的放映亮度，为一般3D电影的5倍多。综合起来，新片每秒产生的信息量是传统电影的40倍。 这样的电影前所未见，李安挑战了我们的观影习惯。 李安从来不是一个卖弄技术的导演。他甚至曾经誓死捍卫胶片电影，在许多人都用数字技术拍电影的时候，他还拒绝用数字调光。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时，李安第一次用上3D数据拍摄技术。 拍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是李安第一次接触3D技术，该片的成功给予他更大的信心去探索电影技术的边界，也让他开始怀疑传统24帧的规格。“因为我是做戏剧出身，格数一高，电影就不能看，演的样子就很傻气，光不对、布景不对、什么都不对。我知道24帧没什么好，只是最便宜。” 同时，李安也发现如今电影制作中不合理的现象——电影人虽然在用数字技术拍电影，却还在模仿胶片电影的思维方法，技术更新了，思维和方法没跟上。他说：“从拍摄《少年派》开始，电影一直告诉我，它要变了。” 要实现技术革命总是艰难的，2012年的《霍比特人》也仅仅采用了48帧制式。李安只有摸着石头过河，没有经验可以借鉴，拍摄的时候还要不断剥除自己的种种心理障碍和依赖。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主创“好像拉着手一起喂狮子”，共享着危险与兴奋。 高帧率给演员带来了巨大挑战，每一个动作被无限放大在观众面前，惯常的表演方式很容易显得浮夸失控。甚至也没有一个后期剪辑软件能直接处理120帧的画面。但是李安说：“我的骨子里有个声音告诉我，就是要做120帧。因为信息量很充足，看的时候会更专注，看起来也会更舒服，而且你的亲历感会更强。”对于他来说，这不仅是拍摄一部技术革新的电影那么简单。
李安是公认令演员“恐惧”的导演。
每次拍片前期他最喜欢的两样工作，一是研究工作，另一个就是训练他认为需要训练的演员。早期拍摄《喜宴》时，李安在女演员腿上绑铅块，来训练她走路的分量感。不久前，章子怡出席多伦多电影节时讲到她拍摄《卧虎藏龙》的六个月中一直盼望李安能像拥抱周润发那样拥抱她时，不禁落泪。即便是梁朝伟这样的“戏仙”，李安也能用一遍遍的反复拍摄把他打磨到理想状态。 饰演比利·林恩的乔·阿尔文与拍摄《卧虎藏龙》时候的章子怡处境类似，在片中是大明星包围里的新人。李安认为挑选主角需要“灵魂上的感应”，阿尔文的到来让他产生了“受到电影之神眷顾的感觉。”但这部超逼真电影对演员的考验其实相当大，李安说“汗毛都是小事，皮肤层次、气色，眼睛放大以后，内在的感情，脑子里的思绪，可以看得很清楚。”
为了保证效果，所有演员都是素颜出演，李安还让他们真的去了军营训练，“按照美国的海豹队训练，往死里练。” 李安的小儿子李淳也参演了一个角色，这让李安感觉很复杂：“我是很疼那个孩子，他做演员我也不是不舍得，我就是很不喜欢他做演员，我就是很难。”另一方面，他又必须狠下心来“我觉得做艺术也是有一种杀手性，就是对绝对值的追求，那这种东西跟父母子女的感情是违背的。”对于李安来讲，做他的演员，就要耐得住“逼”和“磨”。
如今人人都知道李安的大器晚成，他从纽约大学毕业后整整6年没有电影可导，生活主要依靠太太。回忆起过去时李安笑说：“我若是有日本丈夫志节的话，早该切腹了。” 或许做导演是李安的宿命，6年里他没有像岳母建议的那样开饭馆，没有像同学那样先做电影圈的其他工作，刚一萌生转学电脑的念头就被太太驳回……
拍第一部电影《推手》前，李安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当时银行存折里只剩下43美金。在拍《推手》的时候，他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就这样过日子了。”他说：“我这个人是有片拍就来劲，没片拍就没劲，所以惠嘉（李安太太）说过，“他不拍片像个死人，我不需要一个死人丈夫！” 电影对于李安来说已经是一种生活方式，“我除了拍电影，大概就是烧烧菜，被太太骂一骂，被数落一下，大概就是这样。我们都是爱电影的人，我们手上触摸到电影就充实，没有触摸到电影的时候不知道如何自处。” 当一种全新的事物出现时，参照体系的缺失往往会导致评判两极化。旧的电影语言不会马上淘汰，新的电影语言也不可能马上建立，观众的观赏习惯需要慢慢改变，创作者也在逐渐地建立与观众的默契。就像李安说的，“给新技术一个机会。”
如今62岁的李安，说他还在成长。促使他不断超越的，是一个电影艺术家心底的恐惧。 “恐惧鞭策我不断地求改进，因为没有比恐惧更强烈的感受了。能够持续不断地尝试，动力就在于不安全感。一旦有安全感，做成了惯性，我就会心生恐惧，怕被定型，怕江郎才尽，怕东西陈腐，怕被人摸清路数而遭淘汰。而我更惶惑的是，在这样的挣扎过程里，不经意中流露出心底最隐私的秘密！对拍电影的人来说，这似乎是跳脱不了的宿命，越怕，越在乎，意识中不愿碰触的禁忌、黑暗、不安，在影像的流动里，静静地、自然地展现出潜意识里翻涌不息的无限心思。就像被一股旋风吸入一个巨大黝黑的深洞里，在牵拉挤压、挣扎摸索中，一路寻找着黑暗尽头隐约闪烁的那一丝光明。”
本文作者：胡小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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