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原：游牧农耕商业文化之冲突（节选）

编者按：本文摘自雷原教授《中国之前途》第二篇：游牧农耕商业文化冲突与融和的历史回顾

雷原：游牧农耕商业文化之冲突

作者简介：

北京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副所长

西安交通大学东方管理研究院院长、博导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农耕专业委员会会长

陕西省大明宫唐代文化艺术研究会副会长

国家文化软实力课题组首席专家

儒藏编委会编委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名誉院长

从中国历史看，人类第一次的发展是依靠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冲突与融合而促进人类进步的。地域的扩大或者说人类空间的延伸以及文明之间信息传播是游牧文化的贡献，而社会治理、文化得以积淀则是农耕文化的贡献。或者说在中国第一次文化冲突表现为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冲突，最后以农耕文化的胜利而结束，这种胜利不是一个消灭一个，而是融合。比如生产结构上从原来以种植粮食为主到兼具养殖业，如养马、养牛、养猪、养鸡、养狗等；还用马牛为工具进行农业开垦，这样较之人力已大大进步了，养狗还可以看门护院，增强家家户户的守卫力量。和平时期马可以用于农业，战争时期马可以作为军事装备。

两种文化在物质形态上虽然是包容合一的，但是精神理念是农耕文化的精神理念，即天人合一、心物一体、和而不同、与人为善等。

农耕文化根本价值在于“天人合一”。相信天人合一，就会保持自然与人以及人自我身心的和谐，还会相信人与天之间、人与人之间，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同然处”。此“同然处”在孔子看来是“仁爱”；在老子看来则是“道德”，在孟子看来是“善”；在王阳明看来是“良知”，只要人将此仁爱、道德、善、良知找寻出来便是圣人。就此便可实现人皆为尧舜的理想，天下也就此大同。

在中国，第二次文化冲突是农耕文化与商业文化的冲突。这种冲突在春秋战国时代已经拉开序幕，至秦统一六国告一阶段。就世界范围而言，至1840年再次拉开序幕，至今仍在冲突与融和中，未见分晓。

图片内容：雷原教授在第四届中国文化金融高峰论坛上讲话

因此我们所说的人类文化的一次冲突与融和，不仅包含着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还含有农耕与商业、游牧与商业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和。只是在中国古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和是主要的；而商业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冲突尚处于次要地位。在周朝，华夏之于夷狄之间冲突主要表现为农耕与游牧文化之间，华夏为农耕的生产方式，夷狄则是游牧生产方式；在汉时，大汉与匈奴之间，在唐时，则为大唐与突厥之间，这是就不同时期的中国政府对于外部而言的；而在中国内部自秦汉以后，实际上农耕文化与商业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和一直是主要的矛盾。历朝历代一直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推行士、农、工、商四民社会，商为四民之末端，虽有些钱财，但社会地位不高。

在实际生活中，农村、农业、农民一直是社会的主流。农村是本，城市是末；农业是本，尤其是粮食是本，工商是末；农民的地位仅次于士。“士、农、工、商”，“士”与“农”是整个社会的主流，过着耕读生活。商人只是到朝代末期，由于政权机器老化，腐败严重，才开始有所抬头，然而即使这样商业文化仍然在整个社会属于末流文化，不断在接受儒家文化的指导与修正，义利合一的儒商文化就是农耕文化对商业文化改造的结果。由此可以推知，人类第一次文明冲突是游牧与农耕文化之间的的，这种说法主要是依据中国政府对于外部而言的。第二次文明冲突是农耕与商业文化之间的，这种划分指自秦汉之后到鸦片战争之前，是对于中国内部而言的，自鸦片战争开始，是对于外部而言的。自此之后，农耕文化与商业文化之冲突就成为世界性的主要矛盾，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种矛盾在外则为与西方列强的矛盾，在内则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后来又转化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改革开放与保守之间的矛盾；城市化与农村为本之间的矛盾；从价值观言则是天人合一与天人二分之间的矛盾；心物一体与唯物主义之间的矛盾；道法自然与人为科学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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