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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学多才、风趣诙谐的苏轼，很有幽默细胞。如对政敌兼诗友的王安石，他就不止一次地以冷幽默调侃，令其出洋相。 东汉经学大师许慎的《说文解字》，乃集古文经学训诂大成之传世经典。自视甚高的王安石，要向《说文解字》提出挑战，于1080年完成24卷的《字说》，解构传统。他在书中对中国古文字的结构、起源等，均作了大胆假设，但他没有小心求证，只是胡乱猜测，且相当荒谬。《字说》已散失不传，残留仅50余条，而其中与苏轼相关的两条，尤令人捧腹。 王安石不顾语音学原理，尽在字义上玩趣谈。比如一个“鸠”字，由“九”“鸟”合成，而“九”显然是表音。一天，苏轼与王安石摆龙门阵，突然向王发问：为什么“鸠”字要由“九”“鸟”二字合成呢？王安石一时被问住，答不上来。苏轼乘机说，让我来告诉你为什么，《诗经》上有“鸣鸠在桑，其子七兮”。你想啊，七只小鸟加上父母两个，不正好九只鸟吗？苏轼就这样讽刺了王安石所谓“字源”说的荒诞不经！ 还有个“波”字，深深触发了王安石的创意灵感。“波”由“水”“皮”合成，“皮”在此作偏旁表音；可王安石竟说：“波”者，“水”之“皮”也。苏轼又要拿来戏谑一番了，他对王安石说：“波”如果是“水”的“皮”，那么“滑”就成了“水”之“骨”啦！你说对不对呀？在苏轼的冷幽默之下，王安石啼笑皆非，有些狼狈。 两则冷幽默，苏轼用的都是归谬反证法。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做法，既凸显了苏轼的学养和智慧，又使王安石《字说》的不通大白于天下。王安石呢，只好打落牙齿往肚里咽。冷幽默的力道，着实不小。 但我从苏轼身上读出，幽默不是廉价的搞笑或平庸的噱头。幽默，需要有丰厚的学养、见识，同时须兼具智机和天赋。否则，说句俏皮话、玩回无厘头都算幽默，岂非满大街都是幽默家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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