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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号，是一个国家或朝代的名称。中国历史上使用的第一个国号是夏。自此以降，在四千多年的文明史中使用过且影响较大的国号约有24个。即：夏、商、周、晋、燕、齐、吴、宋、楚、秦、蜀、魏、梁、赵、汉、凉、陈、隋、唐、辽、金、元、明和清。 在这些国号中，使用频率较高的有：周、秦、汉、魏、晋、燕、唐等。使用频率高即代表了该国号继首次出现后，被后代借用的次数较多。在这些使用频率高的国号中，大体可分为四种情况。第一种是冒称前代亲戚以沿用其国号（有的确为宗族关系也在此列）。如西晋时匈奴人刘渊认为自己与汉朝统治者具有宗亲关系，因此以汉（后世改为赵，史称后赵）为国号[①]；又如后周太祖郭威认为自己是周朝王族姬姓的后裔，便以周为国号[②]。属于这种情况的还有楚（项羽）、汉（蜀汉、后汉、南汉、北汉）、燕（后燕、西燕、南燕）、夏（赫连勃勃建立的大夏）、魏（北魏）、唐（后唐、南唐）。第二种是因同一发祥或发迹之地而沿用其国号。如司马氏晋国，因司马炎的祖籍温县(今河南省温县西南)属春秋时晋国辖地，司马炎之父司马昭曾称晋公、晋王，所以司马炎称其国为晋[③]。又如刘宋和赵宋两政权皆发迹于古宋国地，因而称宋[④]；属于此类的还有魏（曹魏、冉魏）、吴（孙吴、杨行密建立的吴）、燕（前燕）、秦（前秦、后秦、西秦）、凉（后凉、南凉、北凉、西凉）、梁（萧梁、后梁）、齐（北齐）、晋（后晋）、楚（马殷建立的楚）、蜀（前蜀、后蜀）、夏（西夏）。第三种是因尊崇某前朝文化而沿用其国号。共有两例，其一是北周，其建立者宇文觉因崇尚周礼，故而以“周”为国号[⑤]；另一例是武周，武则天因效仿周制，亦以“周”为国号[⑥]。第四种是由于一些特殊原因与前朝国号相同，如萧齐的国号虽来自谶语“金刀利刃齐刈之”[⑦]，但该国号与春秋时期的齐国国号相同。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四种情况很少单独存在，特别是前三种一般都是兼而有之。这里可以西夏为例说明。西夏的正式国号为夏，该国号来源有以下四方面的原因。第一，因袭政区名称。西夏兴起的中心区域叫做夏州，即今天的陕西省横山县西白城子地区。西晋末年，赫连勃勃据此称夏王，筑统万城都之，后魏灭其国，建置夏州，治岩绿县。隋改置朔方郡于此，唐则复为夏州，唐末党项拓跋思恭镇夏州，子孙继之，至元昊建国，遂以州名为国号。第二，因袭部落名称。西夏王族拓跋氏所在部落在唐代叫做“平夏部”，以其驻地位于夏州以北(今属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且“夏之属土广长几千里，皆流沙”而得名。元昊建国以后，遂以王族所在部落旧称为国号。第三，因袭首领封爵。西夏统治者拓跋氏家族历代多受中原王朝的封爵，较早者如唐代中叶拓跋乾晖，曾为夏州刺史；较晚者如宋初李彝兴，死后追赠夏王；著名者如拓跋思恭，唐末受封夏州(又改名定难军)节度使、夏国公。这样，等到拓跋氏真正建国，遂以世系官封为国号。第四，因袭前朝旧名。在西夏王国之前，以夏为国名的王朝有两个，一个是以治水英雄大禹为开国始祖的夏王朝，一个是以“夏后氏苗裔”自居的匈奴人赫连勃勃创建的大夏国。赫连勃勃夏国以统万城(今陕西靖边县境)也就是后世所谓的夏州为都城，而西夏王国的发迹之地恰好就是夏州，因此为彰显历史法统，遂追溯前代名称为国号[⑧]。 仅使用过一次的国号数量很少。这其中尤以“商”引人注目。首先从时代上来看，商最为古老，自出现后至今已有三千七百多年；其次商王朝延续的时间也很长，大约历经了五个多世纪；再次商的疆域也甚为辽阔。按照李民先生的观点，商之疆界北到今河北、山西的北部，西到今陕西西部，南到湖北北部，东南方向则到淮河中、下游地区[⑨]，其领土之辽阔不亚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较大的诸侯国。但在商王朝灭亡后的三千年间，其国号却再无一个政权使用过。这其中的原因究竟何在呢？ 从前文所分析的后代沿用前代国号的情况来看，第四种情况较为特殊，甚至可以说是孤例，因而暂时不能看出内在的规律性。故而笔者将从前三种情况来对商进行考察。 第一种自商之后的历朝历代，除西周初年微子启建立的宋国以外，再未有自称商之后裔或宗亲而建国者。 第二种情况比较复杂，因为这要涉及到商人的发祥地的问题。关于商人的发祥地，学界有西方说（包括商洛说和杜亳说）、晋南说、东方说（包括南亳说与北亳说）、河北说（含漳河说）、辽西说（幽燕说）等多种不同的观点。以下分而述之。 西方说认定的商族发源地大体位于今天的陕西省，而后世所承袭的源自该地区的国号是周。 晋南说认定的商族发源地即山西永济至陕西华县之间的区域，源自该地区且为后世沿袭的国号是晋。 东方说所指的商族发源地是今豫东和鲁西南地区，这片区域历史上产生的最重要且为后世沿用的国号当属宋。 河北说所含的商族发源地包括河北省的易水流域、渤海湾和以邯郸、磁县为中心的漳河中游地区，源自这些地区且为后世袭用的国号共有两个：魏和赵，特别是前者的影响更大。 辽西说所认为的商族发源地即燕山以北的辽西地区，该地区产生的最古老且为后世沿用的国号是燕。 综上所述，学界所认定的各个商族发源地，在商之后均未有发源于这些地区的政权使用商作为国号的。 第三种，自商之后的各代，也均未有其定国号者崇尚商文化的文献记载，当然也就不存在以商为国号的情况了。 我们认为，商之国号并非完全湮没在历史长河中，而是演变成为了国号宋，并为后世所继承。其实此观点王国维早年也曾提出过，但他仅从文字学和音韵学的角度进行了推测。王氏认为：“至微子之封，国号未改，且处之商丘，又复其先世之地，故国谓之宋，亦谓之商。……周时多谓宋为商。……余疑宋与商声相近，初本名商，后人欲以有别于有天下之商，故谓之宋耳。”[⑩] 这里我们想进一步、且更加深入地来探讨商与宋的关系，进而阐明为何后世不使用商之国号。一般而言，诞生地及立足地较容易被用作新政权的名号[11]。这种命名方式体现了文化上的亲亲性。《礼记》云：“自仁率亲等而上之至于祖，自义率祖顺而下之于祢，是故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庙严，宗庙严故重社稷……”用始祖籍地和立足地为国号，就是用“共同过去”来凝聚族人，通过强调某些集体记忆，来强化这一人群组合的凝聚力[12]。总之，以先祖居住地为国号的核心用意在于用集体记忆来笼络本地区的民心，借以维系以帝王为中心、为代表的家天下的统治。 而前述之刘宋和赵宋政权得名原因也体现了这一特点。我们以后者为例，对其国号得名缘由分析如下。 赵宋政权的创建者赵匡胤在后周恭帝时曾任宋州(今河南省商丘县南)节度使。有的研究者认为，宋州与先秦的宋国国都同处一地，且名称相同，是一种巧合[13]。但我们以为，这并不是一种巧合，而是一种文化上的传承，即宋州之名源自宋国。那赵匡胤为何要选择“宋”而不是“商”为国号呢？ 其一，赵匡胤曾为宋州归德军节度使，归德军治宋州，宋州正是其自领、驻军之州，也正所谓“国家飞运于宋”，故赵匡胤建国，径以“宋”为国号[14]。 其二，在历史的发展中，商丘这块土地的人民通过“结构性失忆”来遗忘最原始的祖先，同时又不断地重新调整集体记忆，以适应现实的变迁，进而虚构一个或强化某一个祖先，即把微子启称为始祖，来重新组合族群的范围。 具体来看，商之始祖地从西周开始演变为宋之始祖地，通过春秋时的宋国，原来的共同祖源被淡忘，新的祖源被强调，还创造了新的族称，并强调了新的文化特征，这些使得部族发展并分化，通过“结构性失忆”忘记祖先以重新整合族群范围，致使后人以微子启为宋之始祖。并由此以地缘为纽带，在商丘这块土地上，商的过去已经失落了，人们所记得的历史，是在遗忘基础上重建的历史，宋国号也由此得到重生[15]。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后世不用商之国号其实是代表了一种文化认同感。文化认同感意即文化归宿感，也就是对某种文化表示认知、赞同和欣赏。商王朝灭亡后，其文化中的糟粕被后世特别是周王朝不断放大、深化，且周王朝的统治长达八百年之久。因而在这种长期、片面的夸大和丑化之后，商乃至商文化蜕变成为了一种完全以负面形象体现在世人面前的代称和载体。下面试举两例。 在甲骨文中，酒写作“、，王风阳释为：“象人手捧酒坊狂饮之形。”这种解释更符合第二种字形。商人好酒，“配”字更加形象，甲骨文作，金文作，《说文解字》云：“配，酒色也。”如一人跪于酒坛前，视为贪酒之意。[16]再从文献记载来看，《诗经·大雅·荡》：“咨汝殷商，天不湎尔以酒，不义从式，既愆尔止，靡明靡晦，式号式呼，俾昼作夜。”《史记·殷本纪》载纣王好酒，“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韩非子·说林上》载“纣为长夜之饮，欢以失日，问其左右，尽不知也。”《尚书·酒诰》中写王“惟荒腆于酒”，又写平民饮酒无度，“庶群自酒，腥闻在上”。而后谈及商亡的原因，“故天降丧于殷，罔爱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而在《尚书·微子》中，商贵族微子也承认，“天毒降灾，荒殷邦，方兴沈酗于酒”。还值得一提的是，纣王因饮酒失国更是使酒成为了商王朝的一张另类的名片。 另一个例证是，商、商人和商业的关系。关于商业起源，学界一般多以为始自商朝灭亡之后周初的殷顽民。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徐中舒认为“周公迁殷民于成周，成周居四方之中，可耕之土田少，又压迫于异族之下，力耕不足资生存，故多转而为商贾。商贾之名，疑即由殷民而起。”[17]李亚农认为“郑国所分得的殷民却是做生意的贾人。郑桓公把这些善贾的殷民带到郑国来之后，一方面强迫他们开荒垦地，一方面仍旧容许他们在农事之暇从事于商业，以经商的利益来笼络奴隶们，换取他们的效忠不叛。由于殷人善贾，周人重农，后来周人以贱视殷人而鄙视贾人，竟通称贾人为商人了。这就是中国人称生意人为‘商人’的缘由。”[18]吴晗也有类似的观点:“殷遗民被强迫集中在洛阳。……他们既无政治权利，又失去了土地，怎么过日子呢?只好东跑西跑作买卖。这一行业周的贵族不屑做，庶民要种地不能做，而又为社会所需要，日子久了。商业成为殷遗民的主要行业了。”[19]林文益也说:“殷人善贾，周人重农。周武王灭殷纣，因为贱视被征服的商族人，因此规定他们必须以经商作为主要谋生手段，足见周人鄙视商业。周人讥讽殷人经商为业，追逐商业利润是唯利是图，‘胜而无耻’。正因为经营商业的人当时多是商族人，所以专门作买卖的人就被称为商人，这个行业就被称为商业。”[20]虽然学界也有人论证了商人与商业起源要早在商王朝灭亡乃至建立之前[21]，但毋庸置疑的是，商与商人、商业确实具有密切的关系。 通过这两个证据我们可以看出，周王朝对商、商人以及商文化是持否定态度的。而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关于商的文献记载，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周人的改造，这就不可避免地使我们对商的认识要带上周人的态度，结果可想而知。除了这两个例子以外，再从周的文化传统来看，这个王朝以重农为特征，甚至周之国号亦与农作物种植有关[22]。而周王朝之后的中国各朝各代绝大多数也都以重农抑商为基本国策，从这个方面来说，它们在文化传统上就是继承了周之文化。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就上文所分析的国号得名的第二种情况而言，关于商之发祥地的各种观点中，这些地区所承袭的古国号名称除了宋以外，都与周有关。因为这些国号不仅包含了周，更多的是周王朝建立后所分封的诸侯国的国号。这也当属对周文化传统的一种继承。因而可以这样说，作为一种文化传统代表的“商”（包括国号）也就随着这种继承而走向了对立面，并逐渐尘封于历史文献之中。 与商相比较，“宋”之国号则截然相反。在宋之封地（今河南商丘），商朝后裔是同根于商族的人民，民族同根又是文化认同之源。微子启以敢谏纣王而留名青史，在这位新的首领的领导下，人们在共同的文化背景中获得了归属感和认同感，历经春秋战国，在这里形成了共同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心理特征、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因而这群具有共同血缘、形成新的共同文化和心理的人们形成了一个新的族群，由此这块土地也成为了“宋”的始祖地。当商亡宋建之时，文化认同感仍在其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国灭但文化认同是不会骤然改变的。赵宋沿袭微子之宋的国号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国运飞运于宋”[23]，这也是对微子之宋的一种文化认同感。 总之，国号富有号召力和凝聚力。就政治需要来言，一个好的国号，首先要响亮，也就是认知度要高；其次是要“正确”，也就是认同度要高，具备道义上的合理性[24]。而宋之国号如上文分析，已具备了这些特点。特别是直至赵宋之初，文人尚习知“宋，商后”、“商丘，宋地”、“宋、商、商丘，三名一地，梁国睢阳县也”[25]。历史失忆与认同的变迁在商遗民迁回旧地的情境中发生，在新的环境中，除了提供结构性失忆滋长的温床外，还创造了新的集体记忆，并凝聚了新的文化认同感。赵宋国号的产生，既取自发迹之地，也借用了古宋州的声望，更是对宋文化认同感的体现。因此应该这样说，后世并非再无以“商”为国号，而是商早已演化为“宋”。
【作者简介】孙危，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朱朝阳，山西省古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本文原刊于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塞北文化研究会 编《朔方论丛》（第四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5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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